人民日报评论部：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新技术是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失去文化之肺……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阅读吧！甚至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升级，都会引起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交流思想？哲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给出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接受新事物。看看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学者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时代变迁，技术条件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李宇明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新葫芦兄弟》遭差评引发的思考

毛建国

国产动画片《新葫芦兄弟》自7月11日上线以来，网友一直吐槽不断，纷纷称其“糟蹋经典”“毁童年”。在豆瓣网上，网友给出的评分仅为3.7分。不过，相较于网友的差评，出品方的态度更值得玩味。从“一部拍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为什么要迎合80后的口味”这句话中，大致可以了解出品方的态度。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动画片到底应不应该考虑成年人的口味？

《新葫芦兄弟》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合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网友的吐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造型上，从中国风变成了日版萌娃；剧情上，爷爷变成了土地公公，会法术，还像唐僧一样啰唆；语言上，使用了“吓死宝宝了”等较多网络流行语。很多孩子可能连上网打字发表评价都做不到，可以看出，这些吐槽多是成年人发出来的。可是，出品方真调查过，孩子喜欢什么动画片吗？

    不必讳言，现行的中国动画存在“甘蔗两头不甜”的情况。一方面，很多动画出品方把目标受众锁定于儿童群体，忽视了成年人的感受，一些动画甚至没有过硬的故事，穿帮画面比比皆是，让成年人极其不爽；另一方面，很多动画出品方在研究儿童心理上远远不够，不能说真正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动画片没有，最起码不多。看起来现在有一些国产动画片很受欢迎，其实这是无奈的选择。哪些动画片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电视台决定的，它取决于电视台播什么以及播出的频次。

    之所以把“成年人口味”作为一个命题抛出来，不仅是因为成年人也有观看动画的需求，而且是因为成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动画的打开方式，决定着孩子看什么。有统计表明，虽然《新葫芦兄弟》的主创团队将该片的主要观众定为7～11岁的小学年龄段儿童，但事实上，真正的儿童观众只占不到五分之一，大多数的观众其实还是成年人。一部优秀的动画片，在观看人群上本就应该跨界，比如《猫与老鼠》这些经典片，就是“老少通吃”。更何况，很多80后已经为人父母，他们决定着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看、看多长时间。既然如此，又怎么能不在乎80后的感受呢？

    相比较而言，研究儿童心理远比研究成年人心理复杂和艰难得多，怕只怕既研究不了儿童心理，又不去研究成年人心理。从这个视角来看，有必要强调一点，动画片不能缺少成年人视角。

    想拍出一部叫座的动画片，确实不容易；在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之间找到平衡，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就现实而言，我们最怕的是出品方既不研究儿童心理，也不研究成人思维，只是把精力用在公关和宣传上。至此可以回答，儿童动画该不该考虑成人口味？识者自有答案。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2日，有删改）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了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节选自《醒狮国学》）

从园林内涵上来讲中国传统园林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集大成者，它体现了造园之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造园艺术水平体现于当时在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人们的理想和他们的审美上。而中国古代造园主体往往又是文人这一特殊阶层，因为他们既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也具有完善的审美能力，他们或多或少的参与到造园活动之中来，在历朝历代的私人园林营造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即使是皇家园林也从宋代开始在审美取向和思想上向文人化转变。传统园林设计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与文人的绘画、书法、诗文有着共同的渊源，它们是一个艺术融合的共同体，都是源自中国式乌托邦的理想。因此，中国文人在书画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和情感有助于人们领会中国传统园林的精神。

一方面，中国山水绘画和传统园林自古以来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以园入画还是以画入园，这其中都承载着文人试图将自然景观带回现实居住环境中的理念。绘画中将三维的现实山水带入二维平面靠的是“虛”“实”关系的恰当经营。古代文人将这种“虛”“实”关系用之于园林，打破原有空间边界制造出通往新空间的可能。例如，假山植物的设置似乎阻挡了下一个空间，但其透、漏的特质却又在暗示通往下一个空间的可能，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不仅仅是点线的集合，而是通过连续、曲折的线条关系表现汉字的线性之美。中国传统园林和西方几何式的园林有所区別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这种曲折的线性美，园路曲折蜿蜒自然断续，沿途设立亭桥楼阁等景观节点以园路的流动指引观者浏览方向，将园林的欣赏带入书法的线条美当中。此外，中国古代诗文对园林样式的直接描写不胜枚举，但诗文传达的意境和文人的思想境界却比其作为园林的描绘手段更为重要，因为通过诗文传达的意境内涵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为明晰，对于文人内心世界窥探也更为准确。古代文人深受儒、道、佛三家学说影响，他们往往崇尚自然追求内心的宁静，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受隐逸思想的影响选择逃避现实。他们所建的园林既是平衡心中愤懑的避难所也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归隐处，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因厌恶官场倾轧，辞官后修建辋川别业，园中亭台楼榭山水溪流的设计思想均与其在《辋川别业》一诗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相同。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理念本质上都是古代文人的审美的体现。古代文人这种对自然认识和改造的方式历经千年传承，却在现代功利化的造园浪潮中显得越来越卑微，人们更多的把它看作一种静态的历史物。今日对传统园林和文人审美的回溯并不是盲目拟古和否定现实，而是借古代文人的造园活动对今天的景观学和建筑学实践起到批判性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钱坤《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文人审美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