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套袖的孙犁先生

    ①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他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

    ②一九七九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

    ③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④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⑤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

    ⑥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⑦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⑧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

    ⑨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摘自《从梦想出发》，原文略有改动）

世界上最后一个机器人

（美）黄土芬

    一切都在于分门别类。

    世界终结后的第76年，最后一个机器人和最后一个人类在一片狂风侵袭的高原上相遇了。

    在这之前，最后一个机器人一直待在自己的仓库里，按照设定的程序执行任务——监测地球，直到有一天，日渐衰弱的传感器突然感应到一个能量高峰。运输系统瘫痪了，最后一个机器人花了432天时间才来到能量高峰出现的地方，发现了开封的冷冻管。

    那时，冷冻管里所有的人类都已经死去了——除了一人以外。

    但最后一个机器人还是执行起了她的任务。她必须展开统计调查，尽自己所能维持这唯一一个数据点的秩序。

    她在高原上找到了最后一个人类，一个为了抵抗狂风而将布层层包裹在身上的人形，正在耀眼的阳光下，将食用菌放在架子上晾晒。

    “你好。”最后一个机器人开口道，“我是R47—821，开罗仓库的指定管理人。我的任务是延续人类物种。”

    “是吗？”最后一个人类说，“进展如何？”

    最后一个机器人的记忆库里有“讽刺”这个词的定义，但她并没有听出最后一个人类语气中的讽刺意味。“不理想。”她回答，“你是我准备登记的唯一一个活着的人类。根据预测，人类物种消亡的时间上限是一百年。”

    最后一个人类的表情黯淡了下来，带着希望终成泡影的悲伤，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当时我正在监测，”最后一个机器人说，“433天前的预测表明人类物种已经灭亡，不过一些冷冻舱保持完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很小。我监测了下去。”

    “我很高兴，”最后一个人说，“我一直都很孤独，没有人和我说话。我曾经希望……算了，没什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必须给你分类。”最后一个机器人说。

    “给我分类？”

    “是的。为了筛选出实现物种生存的最佳决策树^①。”

    “在总人口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有效的决策树还存在吗？”最后一个人类问道。

    最后一个机器人的处理器迅速查阅了可能的人口恢复模型，“不存在，但我可以根据其他冷冻单位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做出预测。”

    “可能性如何？”

    “现在接近于零，虽然有误差，但误差范围是有穷尽的。”

    最后一个人类的表情扭曲了一下，哭笑不得，“对你来说，这就是希望吧。”

    “我不抱希望，”最后一个机器人说，“我只会计算概率。我的工作是帮助人类选择最有可能实现物种生存的概率路径。为此，我需要数据。”

    “好吧，R47—821，”最后一个人类说，凑上前在机器人的机壳上友好地抽了抽，“我怎么能妨碍你的工作呢？给我分类吧。”

    “你叫什么名字？”最后一个机器人开始提问。

    “瓦尔，”最后一个人类回答，“瓦尔·马茨米尔。”

    “你的职业是？”

    “应用气候学家，”瓦尔回答，“至少曾经是，这个职业现在要么完全无关紧要，要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你的年龄是？”

    “冷冻时48岁，所以我现在至少49岁了，主观上来说。”

    “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不是。”

    最后一个机器人停顿了一下，“这不是一个选项。每个人都必须属于一个类别。”

    “我是最后一个人类，”最后一个人类说，“我就是人口的100%。你是想告诉我我不存在吗？”

    “你必须属于一个类别。”最后一个机器人重复道。她的程序只关心物种繁衍。

    “不，”最后一个人类说，“我是最后一个人类了，该死的。我完全没有需要这个类别的理由。”

    “每个人都必须属于一个类别。”

    “不，”最后一个人类突然笑了起来，“你就没有类别，我也没有类别。我们会一起待在这里，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存在。直到末日来临，我们也没有类别。”

    “我有类别，我是女性。”最后一个机器人纠正道，指了指她的金属面庞上已经淡去的痕迹。某个人曾经给她画过眼睫毛。

    瓦尔呛住了，开始笑出声来。

    最后一个机器人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但在阳光下，最后一个人类在风中一直笑啊、笑啊，笑得坐在了地上还在继续笑着，直到泪水从脸上流下。

（选自《科幻世界》2017年第7期，有删改）

【注】①决策树：属统计学名词，是一种树形结构的预测模型，是常用的分类方法。

不希望他做我儿子

    晚自习刚下课，就有任课老师和同学找我告状，被告都是一个人——马小光。原来，他上课时吃东西，说话，给人起外号，听得我真是窝火。

    马小光的家在郊区，母亲早逝，父亲一人把他拉扯大，他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来城里卖菜。放学后，马小光都要赶到菜市场帮父亲，有两次我遇见他在人来人往的市场里大声吆喝着卖菜，脸上沾满晶亮的汗珠。他的父亲看起来很虚弱，脸色苍白，坐在一边安静地过秤，收钱。

    可能青春期的孩子都是这样，极具两面性，有时极叛逆，有时又很懂事。

    这样一想，我也就原谅了马小光在班里所犯的错误。

    针对许多学生叛逆心强、不服家长管教的状况，一次家长会后，我决定让学生和家长一起做一个亲情心理测验，借此进行教育。首先我在讲台上问：“如果有来生，你还愿意选择他（她）做你的父母（孩子）吗？”我话音刚落，许多家长和学生都笑了，只见他们毫不犹豫地写下答案。但是当我望向坐在前排的马小光父亲时，却见他拿着一支笔在沉思，片刻之后，在纸上写下“不愿意”。

    我心里咯噔一下，感到非常意外，同时又替这个父亲伤心。

    星期天，我决定对马小光进行家访。

    那天阴雨霏霏，整个乡村都掩映在雾蒙蒙的春雨里。马小光没在家，只有他的父亲坐在菜园的小屋里望着门外出神。他穿一件褪色的蓝布衣服，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一脸倦容。看见我，他连忙站起来，有些惊慌地问：“老师您来啦，是不是小光又惹祸了？”

    我立即打消他的疑虑。坐下来，才闻到屋子里在熬中药，一股浓浓的苦涩的药味四下弥漫。谈到这次家访的原因，我问他：“那天在学校做测验，看见你写着不愿意让马小光做你的儿子，他真的就那么不听话，让你头疼吗？”

    他听了，有些无奈地笑，然后长长地叹息一声，摇头否认。

    屋子里静静的，只有雨声和中药罐里水开的咕嘟声。

    “不是这样，老师。”停了片刻，他向我解释，“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一年到头离不开药，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让他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一年四季，放学后他都要跟我去卖菜。夏天晒，冬天冷，手冻得像个红萝卜……那天去开家长会，我看小光的同学们家里条件都比他好，有的家长穿着高级服装，有的还开着小车来……小光他这个没娘的娃真是太苦了……”说到这儿，他一阵呛咳，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他接着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不希望他做我儿子，跟我遭罪，他应该找个好人家，过富裕的日子。”

    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我不知该说什么话来劝慰他，只觉得嗓子像堵着一团棉花，喘不过气来。

    我离开菜园的时候，猛然发现不远处马小光正蹲在菜地的角落里拔草，淅淅沥沥的雨点早已打湿他的头发，他站起来叫一声“老师”，脸上有雨水滑落。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啦？下雨天拔什么草！”他的父亲嗔怪。

    不知是不是我的家访起到作用，马小光从那以后像变了一个人，学习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成绩也开始上升。虽然他有时还会顽皮、搞怪，但已懂得守规矩。看他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我暗暗高兴。到初三下学期，他的成绩已进入年级前50名，好多任课老师都感觉不可思议。

    几年后，听说马小光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到南方一家外企工作，生活得很不错。听到这些，我感到很欣慰。我又想起马小光的父亲，那个病容惨淡、爱子心切的中年人。我想，他现在该会有多欣慰！马小光终于对得起父亲的良苦用心了。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年的春节，马小光来到我所在的城市看望我。现在的他比以前胖了好多，文质彬彬，哪里还有半点顽劣少年的影子？！谈起以往的事情，我向他讲述那段家访往事。以前没有对他讲，是担心当时他的年龄还不足以承载生活的苦涩。

    听我讲完，马小光眼中似乎一片迷蒙，他解释说：“老师，这些事情我早知道了，当初我在门外听到你们的谈话。”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非常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