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事故之后

韩少功

    有个村庄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啊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里，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儿，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

    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庭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儿，但他们放点儿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埋几张单，麻将桌上少点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注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供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又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啊！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

（选自2015年第9期《微型小说月报》）

吃过了吧

童树海

    陈春的父亲老了，可他偏要一个人住在乡下，说是离不开老家的绿水青山，更离不开老家的老邻居们。可陈春哪放得下心，在陈春的再三请求之下，父亲终于进城来了。

    自打父亲进城后陈春还是很孝顺的，能推的应酬一律推掉，只要能抽得出时间，就陪父亲下棋、散步、喝茶、聊天，可是最近他却因此有了些烦恼。

    无论是在电梯里，还是在小区散步，只要见到人，尽管素昧平生，父亲总会笑眯眯地问上一句：“吃过了吧？”而对方听后一脸茫然，或者面无表情地昂着头扬长而去，甚至还有人面露鄙夷之色。

    这样的遭遇一多，陈春便有些尴尬了，趁没人时低声说道：“爸，以后不要认不认识的都打招呼，咱老家兴这个，可城里人不兴的……”

    父亲一直乐呵呵的，好像根本没觉察到人家的冷漠，还反驳说：“儿子，你怎么知道城里人不兴这个？再说了，即使他们不兴这个，我主动打招呼总不是坏事吧？城里人不是讲礼貌吗，我这就是讲礼貌，不对吗？”

    陈春听了苦笑一声，父亲老了，多年的生活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了，慢慢来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陈春发现他不仅没能改变父亲，事态的发展反而出乎意料……

    这天黄昏，陈春照例陪父亲在小区花园里散步。正走着，迎面过来一个人，神色严肃、不怒自威，一身名牌西装十分得体，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陈春记得父亲曾经向他问好，当然了，人家的反应是一脸漠然，好像根本没听到。就在这时父亲就像遇见自家亲戚似的笑吟吟地又开口了：“他大哥，吃过晚饭了吧？”

    令陈春暗吃一惊的是，那“西装大哥”竟然破天荒地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然后语调不太自然地说：“吃过了，这个——你也吃过了吧？”

    再往后事态的发展越发奇怪：给父亲报以笑容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回以问候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自然。最令陈春感到惊讶的是胖大婶。

    胖大婶跟陈春有过过节。有一次，陈春正散步，一只小狗忽然蹿出来，“哇呜”一声扑向陈春，吓得陈春忙不迭地一跳，腿没咬伤，可裤管给撕扯坏了。

    这时小狗的主人，也就是那位胖大婶过来了，陈春没让她赔裤子，只是说了一句：“把小狗拴好。”谁知引得胖大婶大怒道：“你这么个大男人怎么跟小狗一般见识呢？你是人，它是牲畜，知不知道？”一句话把陈春噎得无语，跟这样的人真是无法沟通了。从此以后，陈春见着胖大婶便“目中无人”，而胖大婶同样当他透明。

    父亲每次见了胖大婶都打招呼，不出所料，胖大婶每次总是从鼻子里哼一声，一脸不屑地走开。

    可这一天情况有了变化，当父亲再次一脸笑意地问胖大婶吃过没有时，大婶竞回了一句：“吃过了吃过了，他大哥，你也吃过了吧？”

    陈春听完发了半天愣。

    不久后，父亲要回老家了，陈春怎么留也留不住，因为种瓜种豆的季节到了，父亲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不睬土地，那它也什么都不给你。就这么简单。”

    父亲回老家后，陈春便独自散步。一位大爷见着陈春就问道：“小伙子，你爸呢？”

    陈春忙停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对方父亲暂时回了老家，大爷听了点点头，又笑着一竖大拇指，说：“你爸是个好人，你也不错，对你爸特好，我们都看在眼里呢。”

    陈春听了，一时间心潮起伏，继续往前走时，对面走来那位“西装大哥”，还离着老远，“西装大哥”就一脸友善地问道：“你好，你爸呢？”

    陈春忙回答：“你好你好，我爸回乡下了。”

    话一出口，陈春心里舒坦极了，原来问候陌生人并不是件令人尴尬的事。而当有一天遇见牵着小狗的胖大婶时，陈春发觉自个儿说话顺溜极了，简直是脱口而出：“你好，遛狗呢？”

    胖大婶笑道：“是啊，你好！对了，你爸呢？好长时间不见他了，去哪儿了？怪想他的。”

    再然后，陈春发觉小区里的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见面板着脸了，而是挂着友善的笑，试探着互相问候起来。

    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父亲说的一点没错。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笫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膩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別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一一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岀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尊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半日刊）第一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