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教头误入白虎堂

    再说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那一日，两个同行到阅武坊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着个草标儿，立在街上，口里自言自语说道：“不遇识者，屈沉了我这口宝刀。”林冲也不理会，只顾和智深说着话走。那汉又跟在背后道：“好口宝刀，可惜不遇识者！”林冲只顾和智深走着，说得入港，那汉又在背后说道：“偌大一个东京，没一个识得军器的。”林冲听的说，回过头来，那汉飕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将来看。”那汉递将过来，林冲接在手内。

    林冲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贯，只没个识主。你若一千贯肯时，我买你的。”那汉道：“我急要些钱使，你若端的要时，饶你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林冲道：“只是一千贯，我便买了。”那汉叹口气道：“金子做生铁卖了!罢，罢!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来家中取钱还你。”回身却与智深道：“师兄，且在茶房里少待，小弟便来。”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见。”

    林冲别了智深，自引了卖刀的那汉，到家去取钱与他，就问那汉道：“你这口刀那里得来？”那汉道：“小人祖上留下。因为家道消乏，没奈何，将出来卖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谁？”那汉道：“若说时，辱没杀人！”林冲再也不问。那汉得了银两，自去了。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喝彩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次日，巳牌时分，只听得门首有两个承局叫道：“林教头，太尉钧旨，道你买一口好刀，就叫你将去比看，太尉在府里专等。”林冲听得说道：“又是甚么多口的报知了。”两个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拿了那口刀，随这两个承局来。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认的你。”两个人说道：“小人新近参随。”却早来到府前，进得到厅前。林冲立住了脚，两个又道：“太尉在里面后堂内坐地。”转入屏风至后堂，又不见太尉。林冲又住了脚，两个又道：“太尉直在里面等你，叫引教头进来。”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两个又引林冲到堂前，说道：“教头，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禀太尉。”林冲拿着刀，立在檐前，两个人自入去了，一盏茶时，不见出来。林冲心疑，探头入帘看时，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写道：“白虎节堂”。林冲猛省道：“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急待回身，只听的靴履响、脚步鸣，一个人从外面入来。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本管高太尉。

    林冲见了，执刀向前声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下官?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禀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将刀来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他两个已投堂里去了。”太尉道：“胡说!甚么承局，敢进我府堂里去!左右与我拿下这厮！”说犹未了，傍边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把林冲横推倒拽，恰似皂雕追紫燕，浑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军教头，法度也还不知道。因何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

（节选自《水浒传》第六回，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前情简介）林冲带着夫人到大相国寺去上香，路上遇到鲁智深并与之结为好友，夫人待在大殿上，殿帅府太尉高俅的义子高衙内见其美貌，便欲霸占，被闻讯赶来的林冲与鲁智深制止。后高衙内与林冲的好友陆谦等人勾结，三番五次设计强行霸占林夫人，但都未得逞。最后高俅设下毒计，让人假扮卖刀人设法将宝刀卖给林冲。

请说普通话

尚春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 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大，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大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大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出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大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大，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选自《华文小小说》2015年第2期）

种瓜点豆

康志刚

    他喜欢种扁豆。喜欢种，自然就喜欢吃。

    那一年，他在城里安了家，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和凤霞在小院的南墙根下面种下几颗扁豆。每天下班，他和凤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南墙根，看它们是否发芽了，是否长高了。在他们期待的目光里，扁豆长高了，开花了。那一簇簇的扁豆花，像浮在院墙上一层紫红色霞霓。每到宁静的中午，总有几只蜜蜂或者细腰马蜂，嗡嗡地飞来采蜜。种扁豆与吃扁豆，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有天，突然传来消息：他们这里要拆迁了。

    这是一大片平房区，位于县城的东南角上。他们家东面只隔三四家，是一块足有几百亩的菜地，一直延伸到东城墙边上。那一个个排列有序的菜畦里，种有菠菜、小白菜、韭菜、茴香、油菜等，让人赏心悦目。

    那些天，吃过晚饭，胡同里的人都凑到胡同口。每个人都变成了演说家。还没说几句，在停顿的间歇就被另一个人抢去了，每个人都害怕被别人抢了风头。就那么一个话题，总也说不完，说不够。凤霞性格内向，平时很少和胡同里的人来往，这会儿也似换了个人，也抢别人的话头，说起来也不肯住嘴。

    转眼就是清明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今年还种不种扁豆呢？这几乎是他和凤霞同时想到的一个问题，但又同时被否定了。嗨，说不定哪天就拆了呢。

    从前凤霞下班回家，总是顺便在路边买一把菜。自打种上扁豆，凤霞时常两手空空回来。因为院里就有现成的呢，即便已经坐上锅了，也来得及呀，转身去摘一把即可。一顿饭，仿佛就因为有了那盘绿莹莹的扁豆，才变得生动起来了。

    如今，他们满脑子都是拆迁，很少想到扁豆。即便想起来也不屑一顾：扁豆算什么呀，上不得台面的。但无论他们怎么急切，依然不见开发商的影子。他们哪沉得住气，就去打探。打探来的消息让他们惶恐而又不安：开发商已和菜农们签了协议，就快动工了。哎呀，怎么回事？莫非……他们不敢也不愿再往下想了。

    果然，他们的担心很快得到证实。因为西面不远就是那座著名的寺院——临济寺，县里禁止在寺院四周盖高层建筑。还有，他们这里都是密密麻麻的住户，拆迁的代价要比征收那块菜地高出许多倍。你说开发商能不改变主意吗？

    他们哪信？就差三四十米，有什么理由不一同开发呢？他和妻子这么认为，全胡同的人也这么认为。大家又聚在胡同口商量对策。大家依然抢着说，比从前还要急迫。从前那是因为激动，现在只剩愤怒了。商量的结果是推选代表去面见开发商，当然也有质问和算账的意思。

    星期天上午，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他们见到了开发商老许。当弄明白来意，老许抖一抖手里的烟，叉开两腿哈哈地笑起来，一连问了他们好几个问题：“我是开发商，为挣钱不是搞慈善！让我开发你们，你们能保证让我赚到钱吗？你们敢给我担保吗？”……往回走着，老秦狠狠地往地上啐一口：哎，钻钱眼里了！他想附和一句，但心里像抽空了，哪还有一点底气。

    尘埃落定后，一切又归于沉寂。又到了清明节。阳光明丽，空气里飘满了草木复苏的气息。因为四周没有高楼，又远离闹市，这里的天空显得无比辽阔，深远，也更蓝。没有汽车的响声，更没有人声的喧闹，安静得只有风声，鸟声，还有鸡鸣，狗吠，好一个清幽的世界。

    这天，两人下班回来，发现车筐都是空的，都忘记买菜了。中午吃什么呢？如果院里还种着扁豆，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呀。好在还不晚。还是在南墙根下的老地方，他俩又种了几棵扁豆。凤霞还种了几棵丝瓜，她说丝瓜和扁豆是姐弟俩。

    于是每天下班回来，他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在墙根下面，看扁豆和丝瓜是否发芽了。春天的阳光是纯金做成的，暖烘烘的照在他们身上。凤霞见下的种子老没动静，有些担心。他笑她心太急了，才种上三天呀。

    是种子就会发芽的，就会开花结果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那绚烂如霞的扁豆花和一串串的扁豆。当然，还有垂下来的一条条长长的丝瓜。（有删改）

与白马在一起的夏天

威廉·萨洛扬

    凌晨4点，整个村庄都在沉睡中。突然，一阵轻敲窗户的声音惊醒了我。“阿兰姆。”一个声音在窗外轻轻叫唤道。

    是我的堂兄穆拉德！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打开窗户。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一切。虽然还不是早上，但因为是夏天，黎明前的亮光足以让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我13岁的堂兄穆拉德正骑在一匹漂亮的白马上。

我把头伸出窗外，揉揉眼睛。“你没看错，”穆拉德用亚美尼亚语说道，“是一匹马，你没有在做梦。如果你想骑的话，就快点出来。”

    我知道穆拉德是所有同龄人中行为最疯狂的一个，但是我仍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马的记忆，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骑马。但我们很穷，就是因为穷，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我们没有钱，我们整个部落都处于贫困之中。每个家庭的钱都只能勉强维持一日三餐。然而，我们很诚实，我们因为诚实而闻名。因为诚实，我们甚至相信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们以诚实为荣，而且我们是非分明。我们不会利用任何人，更别说去偷别人的东西。

    我知道穆拉德家没有马，他本人更不可能有钱买马。这匹马一定是他偷来的。可是我拒绝相信他偷了这匹马。我们部落的人不可能是贼。

    我盯着我的堂兄和他胯下的马。“穆拉德，你从哪里偷来的马？”我问道。

    穆拉德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以平静的语气说道：“从窗户跳出来，如果你想骑马的话。”

    看来我的猜测是真的了。

这匹马是他偷来的。然而我对马太痴迷了，在我看来，偷一匹马来骑跟偷别的东西（比如偷钱）似乎是不一样的，也许这根本不算偷。

    我迅速穿好衣服，然后从窗户跳到了院子里。穆拉德轻轻下马，把我扶到了马背上。在我们的房子后面是田野、果园、灌溉沟渠、乡间公路。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乡间公路。空气无比清新，骑在马背上奔跑的感觉真是爽极了。穆拉德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在这里，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人发现我们的。

    “阿兰姆，坐稳了。”穆拉德提醒我。然后，他双腿用力一蹬马的肚子，喊道：“驾！”白马后腿站立，前脚扬起，长嘶一声，然后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蹿了出去。马穿过田野，跨过灌溉沟渠，向乡间公路跑去……我们跑了一圈又一圈，马和人都大汗淋漓。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我们得回去了。要不大家都起床了，我们的秘密就藏不住了。”穆拉德说道。

    “我们把它藏在哪里？”我问道。“我知道一个地方。”穆拉德答道。

    大约十分钟后，我们悄悄地牵着马走进了一个废弃的谷仓。谷仓的地上有一些燕麦和干草。

    那天下午，我正在穆拉德家玩，一个叫约翰·拜伦的农民来穆拉德家做客。约翰·拜伦的家在另外一个村庄。“我丢失了一匹马，一个月了还没见它回来。”约翰·拜伦对我的伯父、穆拉德的父亲扎拉布说。

    “你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很多亚美尼亚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我们的部落被迫迁徙到这里。你只是丢了一匹马，不要在意。”扎拉布伯父大声说道。

    “可是这匹马花了我60美元啊！”约翰·拜伦回应道。他们接下来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跑出去找穆拉德。

    穆拉德正在一棵桃树下救治一只受伤的小乌。“你居然已经私藏了那匹马一个月！”我盯着他说道。

    穆拉德没有看我，只是专心地给小鸟受伤的翅膀涂药。

    “干脆，我们把马留下来一年时间吧。”说完，我热切地看着穆拉德。

    “我知道你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骑马，但我们不能留它这么长时间。”穆拉德头也不抬地回答我。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马还回去？”

    “最多六个月。”说完，穆拉德站起来，用力把小鸟抛向天空。小鸟努力拍打着翅膀，几乎要掉下来，但最终，它还是飞走了，而且越飞越高，越飞越稳。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穆拉德每天凌晨都来接我出去骑马。我们在田野旁的公路上尽情地驰骋。太阳升起来之前，我们就把马牵回那个废弃的谷仓。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日子啊！

    可是这一天还是来临了。那天早上，我们在牵马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正赶往镇上的约翰·拜伦。他盯着白马问道：“孩子，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小心肝。”穆拉德答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约翰·拜伦问。

    “当然可以。”穆拉德说。

    在仔细查看了几分钟后，约翰·拜伦说：“如果你们部落不是享有诚实的美誉，我几乎就认为这匹马是我丢失的那匹马。嗯，也许它跟我的马是双胞胎。”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

    我看着穆拉德，穆拉德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把马牵回了旧谷仓。

    三天后，约翰·拜伦又来到了穆拉德家。

    “我的马回来了！而且，它比以前更强壮了！”他高兴地说道。

（摘自《现代青年》 2017年第5期）

美美

纪东方

    哨所设在人迹罕至的大风口。当地的老百姓说，山上一年只刮两次风，夏天一次，冬天一次，一次刮半年。

    冬天里的风刮起来的时候，山上除了军装就再也看不见绿色，方圆几十里除了山就是光秃秃的石头。

    大风刮了一天一夜，轮到新兵站哨了，一点也没有停歇的意思。

    好像连山都刮散了，眼前飞沙走石，灰蒙蒙啥也看不清，耳朵里只听见呜呜的风声。不时有拳大的石头甩到哨位前。

    一块石头滚进来，恰巧滚到新兵脚下。新兵用脚踢踢石头，发现石头会动，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鸟。

    鸟一只翅膀耷拉着，显然是受伤了；腿上也有血，准是风刮起的石头砸的。鸟羽毛散乱，眼睛一睁一闭，不知道是冻的还是疼的，浑身哆嗦。新兵蹲下身子仔细看，鸟比麻雀大，比灰喜鹊小，秃尾巴，全身灰白，尾巴有一点黑毛。新兵不懂鸟，不认识这是什么鸟，想了想，就把鸟塞进军大衣的袖筒里暖和着。

    下哨了，新兵小心翼翼两手把鸟捧回宿舍，找来剩米饭喂它。灰鸟见了生人也不害怕，瘸着腿一下一下艰难地吞米粒，吞一下仰一下脖子。老兵正在弹吉他，笑了，说：“看我的。”他先是轻轻顺毛抚摸鸟的身子，拿茶缸盛来半缸子温水，又找来药涂在伤口上，拿来绷带给它包扎。鸟吃饱喝足，拖拉伤腿在桌上走了一圈，啪嗒拉一摊屎，把新兵老兵都逗笑了。

    两人商量给鸟起个名字。

    老兵逗新兵说，这鸟秃毛乌灰，真丑，叫老丑吧。

    新兵不愿意听，说，我看挺俊，叫美美。

    新兵有个女同学叫美美，长得漂亮，学习又好，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想起她，新兵心里暖暖的。

    转眼冬天的风刮过了，夏天的风刮起来。山变得绿乎乎的，石缝里钻出草和矮灌木。美美腿伤好了，却不愿意飞走。新兵上哨，美美就在哨所附近的石头缝里找东西吃，要不就站在石头上用细细的喙梳理羽毛。新兵下哨，它忽前忽后，像个小跑腿儿，扑棱扑棱往回跑。开饭的时候，新兵给它也盛一小盘米饭。吃不饱，它在盘子边站着不走；吃饱了，就扑棱扑棱跑回去，蜷缩到床角睡觉。美美不是来时的样子了，变得又胖又笨，像只半大鸡，翅膀好像拖不动笨身子，忽达忽达飞不了几步远。羽毛却变得水滑光亮，脱去一层绒毛，长出的新羽毛黑白花相间，细看还真的有点漂亮。

    没有美美的时候，新兵下了哨就看看书，看一周才送一次的报纸。然后闷闷地想家，想爹娘，想着想着就会偷偷流泪。老兵下了哨也是看看书，看一周才送一次的报纸。然后闷闷地想家，想爹娘，想谈了两年的对象，想退伍后安排工作，想着想着就会发愁。有了美美，两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新兵想家的时候，就和美美说话；老兵发愁的时候，也和美美说话；美美咕噜咕噜的小眼睛瞪圆了，你说什么她听什么，高兴了咕咕叫，不高兴了也咕咕叫。美美咕咕一叫，新兵就不想家了，老兵也不发愁了。

    这天，新兵在宿舍里和美美说话，连长突然领着班长、排长上山查岗来了。新兵手忙脚乱地把美美放进抽屉。

    按照条例，营房不得喂养宠物，不得收留和部队无关的动物。违反者要受到纪律处分。

    连长满意地巡视一遍，然后坐在桌前和新兵说话。新兵吓得心里怦怦跳。

     恰恰就在这时，抽屉里突然一声清脆的鸣叫。连长疑惑地一拉抽屉，美美几个月吃饱喝足，身材肥胖，在抽屉里憋得难受，憋出一泡稀屎来。新兵心都凉了，完了，露馅了。

    美美不知道自己闯祸了，神气地在桌上走来走去，还咕咕地叫了几声。

    新兵脸都吓黄了。

    连长黑着脸，问：“哪弄来的鸟？”

    新兵不敢回答，也不敢不回答，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我……”

    老兵抢断他的话：“连长，这鸟是我养的。您处分我吧！”

    新兵泪簌簌地流：“连长，处分我吧。让鸟留下，它会陪人说话。”

    老兵几乎哽咽了：“连长，千万别赶它走，和它说话，就不想家了。”

    连长不理他，从窗户往外看，好大一阵子没回头，好像一直看远处的山。看了一会儿，低下头慢慢地说：“通信员，明天到城里买个像样的鸟笼子。连个笼子都没有，像什么养鸟的样子？”

    很快，山下的战士们都知道山上哨所有一只鸟。战士们传说，这只鸟不但会说话，会唱歌，还会给人跳舞解闷。战士们还发起给鸟起名的活动，有的说应该叫山里红，有的说应该叫边关月，还起了佳佳、团团、圆圆等等，文书专门查过书，说这鸟应该叫山雀。

    连长听了说，尽扯淡！我们就叫它百灵！

大胜

梁鸿

我忍不住想把他写下来。写他和他的花园。

他家就在我家后院隔一条路的位置。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应该是二十多岁，先是当兵，然后到外地参加工作，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的样子。

2010年左右，大胜向矿上请假，父亲生病了，他得回家照顾一段时间。父母就他这一个独子。没想到，这一回来，就是十年。

在得了食道癌之后，大胜父亲变得极为衰弱，每日需有人搀扶才能走动一两步，大胜母亲自然无法胜任。大胜回来伺候一段时间，就办了停薪留职，他老婆留在厂里继续工作。

父亲还没去世，母亲又突然中风。办完父亲葬事，大胜又去矿上办了早退，一心一意照顾母亲。妻子一有假期，也会赶回来。大胜母亲一开始整个脑子都糊涂，这两年有所好转，偶尔有村人到他家里去，她还努力一一喊出名字。

此时正是深夏。

大胜家左边院墙的两排月季花开得艳丽异常，旁边的一棵桃树上，每颗桃子上都罩着粉色纸套，紧靠路的位置，是一个长方形的荷花池，荷叶亭亭，随风摇摆，荷叶中心还存有昨夜的雨水，椭圆形的清水随着荷叶的摆动而左右滑动，却并不掉下来，好像荷叶下面有什么磁场一样。花园里面，大丽花开得正浓，牡丹只有旺盛的绿叶，还有一些开着细小粉花的，贴在地边，像是花环，阳光透过玫瑰、月季，照射到这些小花小草上，生出一种耀眼的美。花园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荷花池，一枝粉色的荷花从肥大的荷叶里伸出来，深绿色的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荷花、荷叶，周围瞬间变得安静，蝉声远去，大地清凉无比。

村庄的每户人家，都会在自家门口种几株月季、几棵凤仙花、鸡冠花，靠院墙栽一些牵牛花或凌霄，但是，像大胜这样，如此精心打理，仿佛要把自己精神的某一部分融入其中的，还真是不多。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在外面的喧闹声，半闭的院门打开，大胜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更黑了，眼睛非常疲倦，人很瘦。他老了很多。

大胜招呼我们进院子里坐坐。

院子里，一个极瘦小的老太太坐在轮椅里，头向一边歪垂着，一只胳膊也软绵绵垂向地面，她脖子上围着个婴儿用的小围巾，接住不断往下流的涎水。看到有人进去，她努力想把头抬起来。

这是大胜母亲。

我们走到她身边，大姐握住她的手，大胜扶着她的头，让她看着大姐。大胜母亲盯着大姐辨认良久，最后犹豫着说，这是梅？

是啊，是啊，你认出来了？大胜和大姐激动地叫。

梅，梅啊，大胜母亲伸出另一只手，使劲握住大姐，梅，梅，你看我啊，成这样子了。

你看，她能认出人了，之前两三年谁都认不得。我每天给她做康复，她可也努力，手一抓住单杠就不松。

大胜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牛角梳子，一下一下梳母亲的头发。

大胜指着旁边的二姐三姐，大胜母亲一一认了出来。到了我，她直直地盯了好长时间，眼睛里一片茫然。

这是小清啊。

大姐把我拉到她身边，蹲下来让她看。

她抓住我的手，手像枯枝一样，瘦得只有骨头，却非常有力，她使劲看着我，最后无望地摇摇头，眼泪从眼角浸了出来，说，我是一点用也没有了，一点用也没有啊。

大胜安慰她说，小清一直在外面上学，要是走在街上，我猛一下都认不出来，别说你了。

大姐问大胜单位那边怎么办？

大胜说以前停薪留职是一分不给，办早退后，按照他的工龄，还可以发个基本工资。不过，老婆还在上班，俩人加在一起算勉强够，老太太现在吃的都是维持的药，也不是很贵。

那你一个人能撑下来吗？

也没办法啊。人病了，谁都没办法。我老婆是每几个月回来一次，回来也能帮一下。

大姐拍着大胜母亲的手说，婶子，你看你这儿媳妇，又给你挣钱，又回来伺候你，以后可别再说人家了。

大胜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儿媳妇，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当年大胜带老婆回来，大胜母亲觉得她长得不好，人看着又不机灵，配不上自己儿子，就爱理不理，还经常挑刺，批评人家碗刷得不干净，地扫得不好，说话不得体，把一个小姑娘说得哭了一遍又一遍。

大胜母亲头歪着，使劲往下点，她想说话，可是嘴太慢，急得直流眼泪。

大胜扶着母亲的头，说，逗你呢，别急。

整个院子水泥铺地，地面平整光滑，物品简单有序。大胜母亲身上的棉布碎花上衣、裤子、脖子上的围兜都很干净，轮椅的把手、轮子闪着锃亮的光，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打理过的。没有放弃，没有衰败，没有一丝赘物，简洁到几乎让人不适的地步。

大胜母亲后面，有一个低矮的类似于单杠的东西，这应该就是大胜所说的母亲恢复臂力用的器械。轮椅前面，架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有吸盘底的碗。大胜说母亲每天吃饭像打仗，她的手不能协调动作，拿勺子非常艰难，大胜要在一旁鼓励加帮助，一顿饭从热到凉，再热热，又凉，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睛里，我清晰地看到死亡的阴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大胜站在母亲旁边，目送我们出去。

在快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院子角落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副牌，看样子是在算命。我很想过去看看，大胜算出来的是什么命。

那张桌子充溢着寂寞，这寂寞释放出来，覆盖整个院落。

就像大胜。他脸上潜藏着忧郁，这是他长年孤独和辛劳所累积出来的气息，和他的花园一样，非常美，美得让人伤心。

（选自《梁庄十年》，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