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者的天籁

马德

    那两年，逢年过节，养鱼的蔡婆总要给我家送几条新鲜的鱼来。一进院门，她就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

    我有点恨父亲。集市上什么鱼都有，为什么父亲偏偏喜欢蔡婆的鱼呢？有一次，我问蔡婆，你咋知道我爸爸喜欢吃你家的鱼哩？蔡婆说，你爸爸呀，是个馋猫，为了吃我的鱼，每天晚上敲我的门。父亲真没出息。

    父亲在镇里的一家工厂上班，两班倒。但父亲很少上白班。父亲说，他胆大，不怕走夜路。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其实，父亲是想多挣些钱。上夜班，一个月多挣100多块钱呢。

    父亲每天晚上从镇里回来，要翻过一面坡，再翻过一面坡，七八里路，上坡下梁地要走半天。就在那两面坡中间，有一块洼地，蔡婆的鱼塘就在那里。

    父亲说，蔡婆不容易。蔡婆的丈夫是个跑买卖的人，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闹着要和蔡婆离婚，蔡婆死活不同意，结果，她的丈夫就跑了，临走的时候，卷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只剩下蔡婆，以及三个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蔡婆凭着年轻时候养过几年鱼的经验，包了山洼里的鱼塘，并在鱼塘旁盖了间简陋的土房子。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一年四季，蓬头垢面地照看着她的鱼塘。

    每天晚上，父亲下夜班，骑车路过那鱼塘的时候，总要去敲敲她的门。

    笃﹣﹣笃笃﹣﹣舅奶，睡了没有？蔡婆是父亲的舅奶，父亲一直这么喊她。

    屋子里亮着油灯，蔡婆还没睡。她便唤父亲进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然后，父亲才走。有时候，父亲下夜班很晚，蔡婆屋子里的油灯早已熄灭了，但父亲依然要去敲敲蔡婆的门。笃﹣﹣笃笃﹣﹣舅奶，我下班回来了，你挺好吧。听着屋里的蔡婆在睡梦中含混地应了，父亲才走。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去敲蔡婆的门，是想吃她养的鱼吗？父亲摸摸我的头，笑笑说，你还小，不懂。

    我已经不小了，都上初中了！我一本正经，又义愤填膺地喊。

    父亲依旧每晚去敲她的门；蔡婆依旧逢年过节送鱼来。她一进门，依旧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

    父亲真是个馋猫。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父亲退了休，蔡婆也不养鱼了。混得不错的儿女们，把她接进了城里，让她去安享清福。

    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了蔡婆，谈起了那些年的事。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

    你奶奶是生你五叔的时候，难产死的。我瞠目结舌，尽管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奶奶就没了，但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些。

    你爷爷受不了这个打击，想不开，几次想寻短见，随你奶奶而去。村里有一个叫杨有贵的人，和你爷爷岁数差不多，就经常来劝他，说，你还有几个孩子呢，就是为了孩子们，你也得活下去啊。

    但你爷爷还是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那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杨有贵都要来咱家坐坐，或者与你爷爷拉家常，或者聊东说西。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些话说，即便真的没话说了，也要干坐着，一直待到很晚才走。

    你爷爷后来说，如果没有杨有贵这个人，如果没有他每晚来陪着坐一阵子，也许，咱们家就没有今天。所以，你爷爷临去世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伸出手来可以扶人，拿出钱来可以帮人，人在遭难的时候，就是有人陪着说说话，也是能救人于苦难中的。

    爸爸深深记住了爷爷说的这句话。那几年，蔡婆不容易，爸爸想帮帮她。于是，每天晚上去敲敲她的门，就是想让她知道，有人在惦记着她，好让她那颗清冷而孤独的心得到温暖，看到希望。

    是啊，那些夜晚的敲门声，对蔡婆来说，不仅是温暖的，还是敲响在她苦痛心灵里的天籁之音啊！我不失时机地说。

    父亲笑笑，说，不管怎样，她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也许不愁吃、不愁穿，却在自我心底里痛苦着、挣扎着。他们所缺少的，也许只是陪他们坐一坐、说说话的人。哪怕，在他们最寂寞的时候，能够听到“笃笃”的敲门声，也是好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温暖、最美妙的天籁。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第九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改动）

大先生

赵威

    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

    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

    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

    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

    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会，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文人聚宴

【美】华盛顿•欧文

    ①那次我同伯松先生谈话之后，不过两三天他便领我去参加一个文人的聚餐会。是艾培奈格出版公司的两位董事长设宴邀请的。

    ②有二三十位宾客，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伯松先生告诉我这是业务性的宴请，每年要招待在该公司出版书籍的作家两次。平时公司也有请客的时候，但那多是请有名气的、著作经常再版的大作家，人数一般不超过三四位。伯松先生说：“文坛上可是等级分明，只要看公司拿什么样的酒招待客人，便大致可以猜到某位作家著作的销路了。作品再版过三次的作家就能喝到名酒了。作品再版超过七八次的作家，便可以畅饮大香槟和白兰地了。”

    ③“那么今天赴宴的诸位可以喝到名酒吗？”我问。

    ④“没指望，出席这种大规模宴会的，大都是二三流的作家，作品也很少有再版的。要是有什么名人来，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聚会，一种文人小宴罢了，闹个酒足饭饱是不成问题，至于珍馐美味，你就别奢望了。”

    ⑤听完这番话，我对在座者的情况也就多少有些了解了。公司的两位董事长各坐在餐桌的一端。贵宾席上坐着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坐在他对面的是位道貌岸然的游记作家，写过几本书，但却很少有人看。只是由于年龄较长，人们才把他让到上座的。他旁边坐着的是一位身穿考究黑色西装的绅士，曾写过一本有关经济学的著作，崭露头角。几位作品销路尚佳的作家坐在餐桌中间，再往旁边就是一些尚未出名的小诗人、翻译家和作家了。

    ⑥席间的谈话是这里一伙，那里一伙的，此起彼伏，不说话的人就狠狠地抽烟。那位诗人自觉清高不凡，甚至也没怎么把出版公司的董事长放在眼里。他夸夸其谈，成心逗超，身旁的董事长笑得前合后仰。另一位董事长则始终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以其纯粹商人的神情，一心一意地吃着东西。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位董事长为人严肃，这家出版公司的业务，由这两位董事长分工合作。他说：“比方说，那位一本正经的董事长专管生意账目，春风满面的那位，则主要负责应酬寒暄。”

    ⑦高谈阔论大都来自上座，那些作家似乎不很拘束，谈笑风生。下座的虽然在谈笑方面轮不上，但在吃喝上可并不甘拜下风，在宴席上很少能看见像他们这样勇于冲锋陷阵的战士。酒过三巡之后，他们才上来谈笑的雅兴。可是他们的戏谑之言即使偶尔传到上座，也毫无反应，连那位一向满面春风的董事长也认为不屑一笑。我的朋友伯松告诉我，一个作家讲的话，如欲博得出版商一顾，那他的著作首先必须有一定的销售量。

    ⑧在下席的宾客中，有一位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他穿得委实寒酸，不过显然仍在竭力保持那件褪了色的黑色西装像个样子，里面的衬衣皱皱巴巴的。他看上去虽然面容忧郁，但脸色却很红，也许有点过于红了，尤其是鼻子和那两个黑眼珠显得格外明亮。看样子他很合群，脾气也一定很好。虽说他长得相貌堂堂，但时运却很不济。他一言不发，只顾抵头大吃大喝，充分表现出一个穷作家的好胃口，别人说什么也不耽误他吃喝。我向伯松询问他的情况，伯松仔细地端详了他一会儿，说：“好像见过面，但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时却想不起来了。他不会是个有名的作家，也许是写讲道小册子的，再不就是改编外国游记的。”

    ⑨散席后，大家到客厅去喝咖啡和茶，这时又来了一批客人﹣﹣一些写过平装小册子的作家，他们还没有达到被邀请出席晚宴的水平，不过是偶尔被请来聚聚而已。他们对出版公司的董事长非常尊敬，说得确切点是害怕，但他们却很善于恭维巴结女主人，对孩子更是赞不绝口。有几个比较拘谨的作者，站在角落里悄声地说着话，或许翻阅着差不多看了有五千遍的书册，再不然就小心翼翼地朝钢琴上的乐谱瞟几眼。

    ⑩那位诗人和道貌岸然的经济学作家，在客厅里最出风头而且最泰然自若。他们显然是社会上流人士所拜读的作家。他们陪着女主人，竭尽恭维之能事，其中有些话我想女主人听了之后一定会高兴得忘乎所以的。他们的举止言谈完全是一副风流之士的派头。我到处找寻那个穿褪色黑西装的可怜巴巴的作家，可怎么也没找到，想必是一散席就溜了，大概他是怕见客厅里耀眼的灯光吧。我再也找不到什么能引起兴趣的事情，喝完咖啡便起身告辞了，让大诗人和经济学权威在那里高谈阔论、你吹我捧吧！

（有删改）

暗记

聂鑫森

    宽敞的画室里，静悄悄的。

    初夏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洒满了摆在窗前的一张宽大的画案。画案上，平展着一幅装裱好并上了轴的山水中堂。右上角上，写着五个篆字作画题：南岳风雨图。

    年届六十的知名画家石丁，手持一柄放大镜，极为细致地检查着画的每个细部。他不能不认真，这幅得意之作是要寄往北京去参展的。何况装裱这幅画的胡笛，是经友人介绍，第一次和他发生业务上的联系。

    画是几天前交给胡笛的。胡笛今年四十出头，是美院国画专业毕业的，原在省城一所大学教授美术，其山水画在省内外也颇有点名气。据说因为看不惯艺术招生中的潜规则，跟领导闹矛盾，下海在湘潭城开了一家不大的裱画店，既是老板又是装裱师傅。朋友说胡笛的装裱技艺比不少老一辈要强，且人品不错，何必舍近求远，送到省城的老店去装裱呢？

    画是胡笛刚才亲自送来的，石丁热情地把他让进画室，并沏上了一杯好茶。石丁是素来不让人进画室的，之所以破例，是要当面检查这幅画的装裱质量，如有不妥的地方，他好向胡笛提出来，甚至要求返工重裱。

    胡笛安闲地坐在画案一侧，眼睛微闭，也不喝茶，也不说话。

    石丁对于衬绫的色调、画心的托裱、木轴的装置，平心而论，极为满意。更重要的是这幅画没被人仿造——有的装裱师可以对原作重新临摹一幅，笔墨技法几可乱真，然后把假的装裱出来，留下真的转手出卖。石丁的画已卖到每平方尺一万元，眼红的人多着哩。眼下，画、题款、印章，都真真切切出自他的手，他轻舒了一口气。且慢！因为他是第一次和胡笛打交道，对其人了解甚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故在交画之前，特地在右下角一大丛杂树交错的根下做了暗记，用篆体写了“石丁”两个字，极小，不经意是看不出来的。石丁把放大镜移到了这一块地方，在杂树根部处细细寻找，“石丁”两个字不翼而飞。又来来回回瞄了好几遍，依旧没有！

    石丁的脖子上，暴起一根一根的青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居然不是他的原作，而是胡笛的仿作。这样说来，胡笛的笔墨功夫就太好了！他从十几岁就下气力学石涛，尔后走山访水，参悟出自家的一番面目，自谓入乎石涛又能出乎石涛，却能轻易被人仿造，那么，真该焚笔毁砚、金盆洗手了。

    就在这时，胡笛猛地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石先生，可在寻那暗记？”

    石丁的脸忽地红了，然后又渐渐变紫，说：“是！这世间小人太多，不能不防！”

    胡笛端起茶杯，细细啜了一口茶，平和地说：“您设在杂树根部处的暗记，实为暗伤，是有意设上去的。北京城高手如林，若有细心人看出，则有污这一幅扛鼎之作。您说呢？”

    石丁惊愕地跌坐在椅子上，问：“那……那暗记呢？”

    胡笛说：“在右下部第五重石壁的皴纹里！‘石丁’两个字很有骷髅皴的味道，我把它挖补在那里，居然浑然一体。树根部处空了一块，我补接了相同的宣纸，再冒昧地涂成几团苔点。宣纸的接缝应无痕迹，补上的几笔也应不会丢先生的脸。”

    石丁又一次站起来，拿起放大镜认真地审看这两个地方。接缝处平整如原纸，这需要理出边沿上的纤维，彼此交错而“织”，既费时费力，又需要有精到的技艺。而补画的苔点，活活有灵气，更是与他的笔墨如出一辙。他不能不佩服胡笛的好手段！

    石丁颓然地搁下了放大镜。

    胡笛站起来，说：“石先生，裱画界虽有个别心术不正的人，但毕竟不能以偏概全。暗记者，因对人不信任而设，我着力去之，一是为了不玷污先生的艺术，二是为了我们彼此坦诚相待。谢谢。我走了。”

    胡笛说完，很从容地走出了画室。

    石丁发了好一阵呆，才记起还没有付装裱费给胡笛。正要追出去，又停住了脚步，家里还有好些画需要装裱，明日一起送到胡笛的店里去吧！

    他决定不将《南岳风雨图》寄去北京参展，他要把它挂在画室的墙上，永远铭记那个让他羞愧万分的暗记……

晨读

长白山

    一座大山下，有三间茅草房。

    东屋住着明子爷爷，西屋住着明子爷爷的两个孙子：成龙、成虎。

    结束了一个美梦，明子爷爷醒了。

    明子爷爷知道，已经是早晨4点。这不是钟表告诉明子爷爷的，而是明子爷爷的生物钟发挥了作用。

    明子爷爷梦见成龙在黑板上写着什么，孩子们都在认真看；梦见成虎戴着眼镜在纸上画着什么，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在旁边笑。

    明子爷爷在梦里说，俩孙子都出息了。

    明子爷爷勇敢地把头从被窝里伸出来，一股寒气像鬼一样拍打着明子爷爷的额头、脸和没有几根毛发的头皮，甚至花白的胡子上还结了冰碴儿。

    明子爷爷虽然老胳膊老腿了，但还是挺麻利地穿上了厚厚的棉衣棉裤。下了炕，明子爷爷就顺顺当当径直去了西屋。

    明子爷爷对自己的房子太熟悉了，哪里是房门，哪里是锅台，哪里是炉子，他都了如指掌，摸黑都能准确找到，不差分毫，仿佛是白天一样。

    其实，对于明子爷爷而言，白天和黑天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双眼失明。

    这是小鬼子报复的结果。

    那年，他两个点射，就让两个小鬼子报废了。然后，一枚炮弹落到他跟前，他就昏过去了，醒来时，眼前一片漆黑，于是，漆黑就成了他的常态。

    明子爷爷摸进了西屋，他先是把炉灰从炉子里取出来，然后，又在炉子里铺上豆秸，再在豆秸上铺土木袢子。当他摸木袢子时，心抖了一下，想，袢子不多了，得让队长帮助弄些木头来了。

    明子爷爷小心地将豆秸点燃，炉子里的火被屋外的狂风吸得呼呼地响，顿时，屋子里就有了热意。

    明子爷爷乐了，是乐在心里。

    他想，再等会儿，屋子热了，就叫成龙、成虎起来读书。

    昨天，俩孙子读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明子爷爷在心里又温习了一遍，自己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只会开枪打鬼子的武人，而是一个腹有诗书的文化人了。

    想到这儿，明子爷爷心里美美的。有孙子真好啊。

    成龙、成虎并不是明子爷爷的亲孙子，而是他抱养的弃儿。

    八年前，明子爷爷上山去砍柴，听到婴儿的哭声。循着声音走过去，他摸到了成龙，那时，成龙还不叫成龙，是因为成龙的身边卧着一条小蛇，于是，就叫成龙了。

    七年前，他又捡回了小虎，因为一将小虎抱回屋，明子爷爷家的猫就舔他的脸，于是，明子爷爷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刚抱来成龙那会儿，有人就嘲笑他：把自己养活好得了，还养什么弃儿。

    明子爷爷大怒，少放屁！

    屋子里已是热浪滚滚，明子爷爷想，该让孙子起来了。

    于是，他喊，成龙、成虎起来念书！

    他想，两个孙子一定会像往天那样说，好！爷爷！

    但现实却与他的想象完全相反。

    明子爷爷想，这个岁数正是贪睡的年龄！但转念想，不对，每天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成龙、成虎起来！

    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

    明子爷爷赶紧走到炕边，伸手一摸，被子紧紧贴着炕席：俩孙子干吗去了呢？

    “咕咚”“咕咚”，是木头撞击僵硬大地的声音。

    紧接着，门“吱嘎”开了，一股冷风随之进了屋子。然后，就是稚嫩的声音：爷爷，我们该背诗了！

    成龙、成虎，你们去弄烧柴了吗？

    爷爷，今天，我们背骆宾王的《咏鹅》。来，我念一句，您跟着念一句：

    “鹅，鹅，鹅”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曲项向天歌！”

    沧桑和稚嫩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从茅草屋中传出，温暖着屋外寒冷的空气。

（选自《小说林》，2017年第2期）

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

村人都来到槐树下。

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

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

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

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

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

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

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

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

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

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

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

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

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

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摘自《当代小小说集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