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出版《商州》，到2014年9月《老生》问世，27年间贾平凹共创作l5部长篇小说。但其中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仅有3部，改编后成为口碑之作的更近乎为零。作为一代名家，贾平凹似乎与时下小说改编影视剧成风的潮流格格不入。

    对此，有学者提出，当今文学界紧缺的恰是敢于逆流而行，让影视剧改编无从入手的纯文学性小说。

    文学评论家徐兆寿举例为证：2012年中国作家海外影响力排行榜上，莫言、余华、苏童分列前三。“作家本身功底之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每人背后都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经典电影。”在他看来，莫言背后有《红高粱》，余华有《活着》，苏童则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它们既成就了张艺谋，也成全了作家在海外声名鹊起。

    “国内书市同样如此，书店的畅销小说半数以上都有‘触电’背景”。徐兆寿说，影视与文学联姻，常常能让一些作家为更多读者认识，具有更大的阅读市场，像莫言、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麦家、严歌苓等，他们的作品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在小说热销榜上扶摇直上。

    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推广作用不仅中国有，国外同样有。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就在著作《从小说到电影》中写道：“《大卫·科波菲尔》在克里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图书馆不得不在一周内添购132册；《呼啸山庄》被拍成电影后，小说在2年内的销售数量超出过去92年的总和。”

    “触电”让小说流传更深广，这几乎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被佐证的真命题。

    但真命题却叫人爱恨交加，徐兆寿旋即话锋一转：“影视剧走红了，想当编剧、当导演的年轻人多起来，但安静写作的越来越少了。”

    徐兆寿的另一重身份是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他一直在留心具有文学天赋的年轻人，但学生们每每志不在此，徐教授很清楚，剧本创作接触到的是声色犬马的物质世界，而真正的纯文学是孤独的精神构建，“可惜现实面前，多数人倾向于物质。”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同样用“生不逢时”来形容现时的文学环境，“20世纪是属于作家的欢歌，文学占据绝对主力。而21世纪，图像在阅读中越来越重要”。令评论界忧思的现状是，当代年轻人的座右铭不再是文学作品里的一句箴言，取而代之的是影视剧的走红台词。长此以往，纯文学恐会为剧本式写作让位，就如同诗歌曾经的式微那样，那将是文学天大的灾难。

    “灾难”是危言耸听吗?王小波的一段话可作注解，他在杂文《盖茨的紧身衣》中问道：“电影时代，小说怎么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几十页洋洋洒洒的文字叙述，放进宽银幕后只需几秒。电影让阅读变得轻松，既然如此，何须几十页纸?几页、几行足矣。”

    永远不要责怪读者变得浅薄。而要想想，是谁帮他们放低了文学门槛?

（选自王彦的《小说敢不敢拒绝影视改编?》，有删改）

    我国民俗摄影自兴起以来，始终在民俗文化的继承、保护、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为之作出积极贡献。尤其是在日渐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今天，民俗摄影不断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逐渐兴盛起来。民俗摄影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但拍好民俗实属不易，其前提是要深刻认识和理解民俗摄影的本质及真谛，在取与舍上下功夫。

    民俗摄影应去伪存真。民俗摄影以纪实为原则，本质是真实再现民族历史、诠释民族文化，其作品的灵魂是它的真实性。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应该是民俗文化的缩影，通过现场客观记录，真实反映民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自然状态，在此基础上拓展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今，一些地方为达到不同的目的，民俗表演形式越来越多样，如果拍摄者对所拍民俗活动事前不了解、不研究，在拍摄活动中就很难把握关键，甚至被一些制造出来的“伪民俗场景”牵着鼻子走。民俗摄影者不可以逸待劳，过度强调自己的主观意识，要有历史学家考证历史的严谨态度，不断深入学习和研究所拍主题，以及与民俗活动相关的宗教、历史和艺术文化，用理性去实录民俗活动，让图片表现历史文化遗存，真正使民俗摄影不失真、不失据。

    民俗摄影应以小见大。富有长久生命力的照片都是以小见大，并能打动人心的。照片背后的东西远比照片本身更重要，单靠视觉冲击力的作品难以长久。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既能全面记录民俗活动，为继承、保护民俗文化搭建平台，又可以全面展示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将民俗文化发扬光大。拍摄时，要从小处着手，抓住能代表民俗事项本质属性的突出特征。只有点、面结合，主体、客体、陪体相得益彰，创作者才能很好地把握叙事情节和抒情达意的融合，让受众系统了解、欣赏民俗文化的真正内涵和魅力。

    民俗摄影不可舍近求远。“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识庐山真面目”、舍近求远、贪大求洋、创作选题盲目等，是目前拍摄民俗的一些显著问题。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李泛曾多次深入我的家乡云南寻甸拍摄大量有关彝族的生活题材，成果丰硕。在交流中，他勉励我们立足本土，充分发掘寻甸这个民俗拍摄的宝库。通过拍摄和积累，我也深刻认识到，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题材可以让自己在拍摄上得心应手。民俗摄影就在身边。

    民俗摄影不可急功近利。巴西摄影家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花了八年时间筹备摄影展“起源”，这是他众多摄影专题中的一个，其作品完美与震撼的背后是摄影家的辛勤付出。优秀的民俗摄影作品未尝不需要这样的积淀。只有放眼脚下、潜心钻研，对自己所熟悉的题材一个一个专心挖掘和拍摄，长期坚持，才能不断积累起全面而系统并且具有一定价值的民俗影像资料。

    民俗摄影的魅力在于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的对视与理解，是具有人文内涵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摄影小视窗，民俗大舞台。只有真情投入民俗摄影创作，小视窗中的画面才能具有生命力，民俗摄影的真谛才能彰显，也才能为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节选自2016 年1月17 日马克军《光明日报·民俗摄影的取与舍》）

阅读微信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重要蕴含就是从精神资源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再阐发、再挖掘和再转化，释放蕴藏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潜能，让文化遗产从典籍、考古、博物馆，从民间、大众以及历史中走出来，续写传统文化复兴的煌赫篇章。

    文化生态是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要素。文化生态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从长远着眼，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重视文化的区域特征、民族差异、风俗信仰、地方传统等因素，同时不忽视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社会生态的综合构建，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态运行机制，这对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成长尤为重要。

    加强传统熏染。文化生态建设倚重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文化人、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农事节气到生态伦理，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无不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基因，蕴含着朴素的生活哲理与伦理观念。要让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走入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重经典滋养。文化遗产在不同时代都被传承弘扬，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当下要加强精神产品与社会生产的对接，引导传统文化经典主动而有序、积极而稳妥地走进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如农村文化站、农家书屋等，透过物化载体窥见智者的思想、技艺和文化，通过展览欣赏文物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还原一段历史、一个事件甚或一种文化形态，让文化经典从文物中走出来，滋养心灵。

    构建特色引领的机制。区域文化生态建设突出区域文化特色，以地域文化为基础，设置规范实验区，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我们国家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加强区域文化生态建设，既符合国情，也是激活跨地、多民族文化遗产内生机制的有效措施。“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区域文化生态建设在原有文化圈带链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原生态文化，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并引入现代元素文化，如设立闽南、徽州、晋中、潍水等文化生态区；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如设立热贡、羌族、客家等文化生态区；还有突出艺术门类文化特色设立的宝丰说唱、果洛格萨尔等文化生态区，实施整体性保护理念。也要加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综合营造，有利区域内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分类保护，有利遗产同依附环境的整体统筹，有利文化遗产内生机制的建立完善。

（摘编自《人民日报》，题目《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①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②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③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④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⑤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就需要有家庭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从《礼记》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礼”制度化。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孝经》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是说“孝”是“天道”常规，是“地道”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为什么“孝”有这样大的意义？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辩。”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君子以“天道”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所以，“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另一方面，在孔子儒家思想中，“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因此，“孝”不是凝固教条，而是基于“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社会在发展，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但“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对长辈的爱敬，对子孙的培育，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仁爱”。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抹掉了“爱”，一味说“恩”的“父为子纲”说，提出：“我现在以为然的，便只是‘爱’。”“孝”之核心理念“仁爱”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

（摘编自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