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不要叫我妈妈

曾颖

    这个关于母爱的故事，是一个保安小兄弟讲的：

    我是到帝豪小区当保安的第三天认识阿兰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她主动来和我搭讪并请我吃苹果。这是我在这座富人住的小区中受到的最高礼遇。这里的其他住户，通常是车进车出，像害怕掉出冰箱的冰激凌一样地小心呵护自己，而保姆们，也因为忙或别的什么原因，不怎么爱搭理人。

    从相貌和装束上看，阿兰也是保姆，但也许是来城里很久了，她的举止言谈和衣着，并不像其他小保姆那样，浑身上下要么是未谙世事的青涩感，要么就是急于摆脱以往的形象而用力过猛的装扮。她始终穿着一件洁白干净的衣服，套一双价格低廉但样式还算好看的皮鞋，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不是桅子花，便是黄桷兰或茉莉。她每次出现，都带着一个小男孩。小家伙白白胖胖一脸营养过剩的样子，他的衣着，永远是最新最时尚的衣裤。

    我的工作，是看护小区的花园。花园占地几十亩，是小区的配套工程，里面有健身路径、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休闲娱乐广场和儿童游艺设施。我主要负责看门，及时将那些妄图混进去的刷鞋匠破烂王小商小贩和非小区住户阻挡在门外。

    每天下午六七点，阿兰就会带着小胖胖准时来花园。阿兰永远穿着一身浅淡的衣服，而小胖胖，则像一个变身小精灵，身上的衣物和手中的玩具一天一个花样。小胖胖一来，就和孩子们一起去滑滑板车或扮游戏，阿兰就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孩子，像看一幕精彩的电影，随着他的表现而变换着表情。

    我问阿兰：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看把孩子带得多好!

    阿兰对此，总是含笑不答。

    几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阿兰也混成了熟人，小胖胖每次见面，隔很远就会喊叔叔，有时还会将口袋里的糖，掏一块送给我。我已将彼此的碰面作为一种习惯，如果偶有下雨或别的原因没看到他们，就会有怪怪的感觉。

    有一天，保安队长对我说：最近有业主反映，外面时不时有非业主混入花园，极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小偷团伙的卧底。一定要加强警惕性，将这些不安全因素清除出去。

    领令之后，我睁大眼睛努力寻找队长所说的可疑人物，但几天下来，一无所获。

    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举报线索，说有个女人，老是带个娃娃来和她孙子套近乎，她在小区里没见过这女人，深度怀疑其动机不纯。

    她指的女人是阿兰。

    这是我不愿认可的事情，但为了不让那女人继续向队长投诉，我决定悄悄查一查。

    这天夜里，我换上便衣，跟在从花园里出来的阿兰身后，远远听见孩子叫阿兰妈妈。阿兰赶紧制止住他，说：小声点，我给你说过多少遍，茌这里不要叫妈妈，要是被别人听到了，你就不能来这玩了。

    我悄悄跟着他们，左拐右拐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处城中村。这里是外来人口聚居地，我刚进城的时候，也住过类似的地方。

    我跟着他们，从狭窄而杂乱的巷里穿过。突然觉得前方夜色中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与周遭的环境是那样的不协调，像两朵花落入垃圾筒。

    在一处小杂货店，他们停下，店里一位明显比阿兰大的男人没好气地说：又跑哪去了？你不嫌折腾？这孩子每月折腾的钱，够我们吃半年了!

    阿兰进店，很快换了件蓝布衫，端着一个盛满碗的大锅，蹲在街边，一面洗一面说：折腾？你忍心让娃娃像咱这样混一辈子？我就是要让孩子去好一点的环境，和素质高的孩子玩!总不能让他跟咱们周围这些野孩子去交流怎么捡垃圾刨沙土？那样就永远完了!我不能给他好的环境，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男人没言语了，空气中只有小胖胖轻声哼着从别的孩予那里学来的英语儿歌。

    我没有把所看到的情况向队长汇报。每天仍努力以平静的神态，继续和阿兰母子打着招呼。直到半年后，我被调去守会所，我还给后任的小徐招呼，请他好好照顾阿兰。我依稀记得，我的前任老吴，在交接工作时，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故事讲完，有人在这里面听出了辛酸，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感动，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无奈与伤感。不知道你能从中能听出点什么？反正我听完之后，接连两宿都没睡好觉，眼前，总闪着两母子的身影，耳朵里，冷不丁会回响起那声让人心碎的声音：在这里，你不要叫我妈妈!

（选自2011年11月13日《今晚报》）

最好的顾客

（法国）亨·特罗亚

    厄泰尔普夫妇的花圈铺子恰好设在一个市民公墓的附近。店铺外陈列着三五个花圈，暗紫色的飘带在风中飘荡着，店铺内的各种花圈摆放得错落有致，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不语。

    一天傍晚，快关店门的时候，厄泰尔普太太正在忙着结账，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很瘦，看上去有七十来岁，显得很忧虑，一只手按住胸口，显出痛苦的表情，双目直勾勾的，撅着嘴唇，像个真正要买东西的顾客。

    厄泰尔普太太温和地招呼客人：“花圈都在这儿，您要多大价钱的？您同那位仙逝的人之间的关系？”

    一听这话，陌生的顾客变了相，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

    “亲戚关系。”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他是您的什么人？”

    顾客拉长了脸，盯着厄泰尔普太太的前额，那眼神好像是喷射而出的一股冷水。

    “无可奉告，但每一种要一个。”

    “请原谅！”厄泰尔普太太惊得透不过气来，低声说。

    “每种一个，别再啰嗦！”那人气愤地重说了一遍，“当然仅限于男性的，这很清楚，在我看来！”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您家所有的男人在一次事故中全部遇难了！”

    “一点不错，”陌生人辩白道，“但是，快一点，把那个送给伯伯的花圈放好一点，摆在这里！他毫无争议地付完钱，上了出租汽车，关上车门，没有打招呼，汽车就开走了。

    回到店里，她把此事的经过叙述给丈夫维克多听。

    “谁会付这么一大笔款子？”维克多说，“你开玩笑！他没让你减一点价钱，而且数量又是很多。毫无疑问，他想在近几天把家中的男性逐个干掉，或者一次灭绝。

    厄泰尔普太太感到这真可怕。应该不惜一切避免这样的大屠杀，需要赶紧采取措施，她选择了报警。

    一年快过去了，那个不可捉摸的顾客并没有表现出杀人的行为。

    忙碌了一天，厄泰尔普太太坐在店门口，想透口气，还没坐五分钟，突然看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正走着她想要找的那个恶棍。厄泰尔普太太像打了鸡血一样，她不假思索地站起来，穿过马路，跟上那人。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走进了一道走廊，她藏在墙角，远远监视着。她看见他打开了一个房门，厄泰尔普太太突然出现：

    “站着别动！”

    “你叫什么名字？”

    “莫里斯·巴罗丹。”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七十……但是，您有什么权力问我这些？”

    “不许动！”

    “不要这样，太太，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有权……”

    “你什么权也没有。你得听我的，是我卖给你的这些花圈！”

    一听这话，莫里斯、巴罗丹用双手捂起了脸，双膝略微弯曲了下来。厄泰尔普太太看到她正击中了那人的疼处，接着说：

    “是的，当时我没有弄清你买那么多花圈的用意。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你是一个坏人，倒是想得出谋害亲人的鬼点子。我已经报告了警察……”

    “已经报告了警察？”莫里斯、罗巴丹低声说。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仍捂着脸，哽咽了起来。在厄泰尔普太太听来，这种哭泣声是十分悦耳的。

    “不应该报告警察，”他呜咽着说，“我没有害人的心，我向您发誓……”

    “我很想相信你，”她嘲弄似的驳斥道，“但是，请你解释一下，你从我这里买一整套花圈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抬起了头，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像被雨水打湿的破布。嘴唇在黄牙上哆嗦着，磕磕巴巴地说：“这是……这是一个秘密……我全给您说了吧……是这样，我老了……有心脏病……医生们都说我还能活几个月，也许只能活几天……简单地说，我总是想着死，想着自己的葬礼。在这个世界上，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柩车，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束鲜花，默默无闻，光秃秃，孤零零。为了避免这沮丧的结局，我想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我买的那些花圈的飘带表示出为失去我这样的父亲、祖父、兄弟、儿子、伯伯、表兄、女婿、丈夫等等而感到的痛苦……我事先置身于这所有假造的同情中，被这多种的亲属关系所缠绕。从此之后，我心安理得了，感到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被人爱着，心里很温暖。好像人们确实怜惜我……”

    他微微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在您眼里是荒诞可笑的，请原谅……”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厄泰尔普太太泪流满面。

    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几个月之后，他死了。他的葬礼惊动了所有爱看热闹的人。

    柩车上堆满了花圈，看上去真像巍峨的高山。一条条紫色的飘带显示出一个繁茂而忠实的家族的痛苦。在花圈堆中，有一个由厄泰尔普夫妇献的特大花圈，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

老牛倌儿

刘章

    ①老牛倌儿又叫大下巴。他姓吴，他们那辈人中间那个字是“玉”，老牛倌儿名字的第三字，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不知道，上点年岁的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因在村里管过户籍，还记得，那是个“琢”宇，取玉琢成器之意，很讲究。老牛倌儿应该说是璞玉，究竟琢成器也来，我不敢妄加评断。老牛倌儿是他的一生职务，大下巴则是他的面部特征。如果跟时下一样把名宇和职称连起来，应该是吴玉琢老牛倌儿。

    ②打从我记事起老牛倌就放牛。

    ③听老人说，他的父亲日子过得很不错，他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念书，念到十五六岁，什么《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以及“五经四书”都念过。人说老牛倌儿是喝墨水儿长大的。说他喝墨水不只是读书的意思，他是真喝。据说他是笨而好学，背书背不下，就把砚台里的墨汁喝下。可惜他头大脚轻，干活没力气，书上的字会背不会写，不要说写文书、状纸，写信也不行，只好放牛。实际上他是放了一辈子牛，是从小牛倌儿晋升到老牛倌儿的。按理说小牛倌儿应先升到大牛倌儿，因为他只能放四五头牛，再多了放不过来，追不上，他隔过了这一级。他也从未当过羊倌儿，因为山羊攀岩越岭，他追不上，不能胜任。

    ④他放牛很少上山，都是在河边上、地沿上。他放牛的时候，头戴一顶草帽，身拔椴麻蓑衣、怀抱一根荆木棍（他从不用鞭，他说放牛也是教，老师都是用教棍。他说得对，秦始皇就是老师用荆棍教成器的^①），手捧一本书，两只眼睛笑眯眯地从牛背移到书页上，从书页移到牛背上。牛背也是书，书也是牛背。偶尔吆喝一声：“黄黄犍犍子——回回来！”“花花腰腰子……”除此，便是摇头晃脑咕咕哝哝地念书。他口吃，念书不口吃，小时候只觉得他念书的样子很好看，声音也很好听，像唱歌，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直到我读高中暑假回家，才听他咏的是《诗经·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⑤那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流水溅溅，书生悠悠 ， 群牛吻地，老翁鹤立。

    ⑥孩子们淘气，有时冷不防去扳他的下巴，他从不用粗话骂人，总说：“咳咳，不不懂懂得仁仁义义礼智信信……”大下巴颤抖着，像小簸箕在扇动。

    ⑦人都说老牛倌儿仁义。有些放牛放羊的，摘瓜掠枣儿，掰棒子去烧吃，偷老倭瓜，掏瓤子，再装上爬豆成红小豆用篝火烧熟去吃。老牛倌儿不，他不动一瓜一枣儿，闲时还在地边拔拔草，把瓜秧往风凉地方引。有一回，他的牛吃了老刘家的庄稼，他去找人家道歉，进了门笑眉笑眼，下巴抖动着：“大大兄兄弟，牛——大大兄兄弟，牛”主人看他着急，忙说：“大哥，唱。”他悠悠唱道：“牛吃庄稼了……”主人一笑了之。

    ⑧我在承德高中读书，当时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被村里人看成大秀才。寒暑假回家，老牛倌常在河边拦住我，问字，稀奇古怪，一问一个愣。例如，我们那儿形容跌跟头挨摔是“坡伊呀”，这个字该怎么写？我说可以用两个字拼在一块儿，他摇头，说古书上没这个写法，都是单个字儿。我无可奈何。

    ⑨有一回他拦住我，让我到承德千万要给他买一部《掏灰耙造反》，我说没有这样一部书，他很伤心，颤抖着大下巴，老泪纵横。我头次见他脸色那么难看，下巴拉得更长了。他说，人们都瞒着他，不帮这个忙。我大惑不解，问被人称为大先生的叔父是怎么回事，叔父说，这个根本没有的书，老牛倌儿托他买半辈子了。

    ⑩原来老牛倌儿有个侄子死了，他的一个堂弟要娶侄媳为妻，寡妇哭坟的时候，叔公跪在一旁祷告说：“我的大侄子啊，你可别回家欺床啊，你媳妇跟我了。”惹得侄媳大骂一顿。这事传到老牛倌儿耳里，气得发昏，他骂堂弟太不懂仁义礼智信了！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这不新鲜，有一部书专门写这种事叫《掏灰耙造反》。”他便信以为真，惦在心里托人买。

    ⑪唉，这个老牛倌儿，这个吴玉琢啊！

    ⑫老牛倌儿死了，他的名字没有死。

    ⑬谁家要是不想让孩子读书，就说：“不成器的念书也没有用，老牛倌儿念了四书五经，还不是放了一辈子牛！”

    ⑭谁家想让孩子念书，就说：“念书总比不念书强，看人家老牛倌儿，连吆喝牛也不用脏话，一辈子没动人一瓜一枣儿。”

    ⑮关于老牛倌儿，有不同的议论，没有共同的结论。

（选自《美文》2017年第9期，有删改）

【注】①嬴政幼时的老师，教育认真、要求严格。嬴政若不完成功课，就用荆条揍他，后嬴政终成大器，成了秦始皇。

蒯金匠

杨海林

    清康熙年间。县令董其在关帝庙内建演戏楼，特书“摹古绘今”四字，命砖雕艺人季洪阴刻入砖，填以花青，嵌于照壁。

    董氏每字起笔皆作“渴笔”，显得虚灵秀峭，运笔则侧锋直行，宛如折带屈铁。通幅清隽流丽，遒劲有力，非常人所能及。

    为表对关帝虔诚，董其有将此四字贴金的想法。可能做成事儿，但费用不从财政上支出，这才是做官儿的能耐。

    董其脑筋一转。主意就来了：他腾出戏楼临街的一间作为门面，想租的人。不但要付租金，还得先把那四个字贴上金。

    安东城不乏殷实的生意人。要贴金。肯定是有人花得起的。

    主要是大家把董其的意图想复杂了——堂堂一个大老爷。恐怕不是让你多花几两银子吧？

    蒯金匠本来是个在街头支摊的主儿，现在听人这么一说，他的心痒痒了。

    他来找董其。

    老蒯，本来我想把这个事弄得好玩一点儿，你来了，那就不好玩了——那么大的几个字，要全贴上金。至少得一二两金子吧？你砸锅卖铁，能凑得齐？

    蒯金匠就自我解嘲地笑，我就一个混日月的手艺人，身上有个一两钱金，足够用了。

    那你怎么贴？

    贴字的金不都是箔吗——箔不都是金碾的吗？

    县太爷的一口热茶差点喷出来：好好好，老蒯有本事，一两钱金子，你能碾多大？

    耳屎大的一点全，老蒯拿个锤子不紧不慢地碾了一上午，呀，竞成了大匾大的三片。

    手艺了得！

    在关帝庙前讨得一个门面。生意自然是好得不得了。

    虽然打箔的手艺好。但老蒯几乎不给人打箔。一般他只接化金的生意：客人拿来一副耳环，嫌不好看，要化了，重新打一枚戒指——这个活，老蒯接。

    接到这种活。老蒯会把客人的耳环放到一块操作板上，躬身先到关帝庙烧一炷香。

    操作板是硬木的，可能是为了好玩。老蒯在中间嵌了耳屎大的一坨金。

    黄亮亮的。晃眼。

    客人就在心里“嘁”一声。这个老蒯，攒了一辈子就攒这么一点家当。

    但这个念头客人仅仅是一闪。他就看到老蒯拿出一支喷枪。喷枪里喷出一根火线，瞬间就能将操作板上的金熔化掉。

    ——操作板是木头的。不会被烧煳？

    往往客人这样想的时候，他要的戒指已经出现在老蒯的手上了。

    老蒯在戥子上称了重，客人伸过头一瞧，跟在家里秤的一模一样。

    客人竖起大拇指：老蒯这人，做生意地道。

    实际上呢，老蒯的手法快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在化金的过程中（当然是在客人的眼皮他先是熔了客人的真金。再熔了自己嵌在操作板上的假金，又让金汁局部冷却。留下耳屎大的一坨重新凝固到案板上。

    不知不觉。便偷梁换柱了。

    安东府衙离关帝庙不远，所以县太爷的生意老蒯也做得到：县太爷喜欢金。巴结他的人自然会以金相送。

    县太爷一面和送礼的人攀谈，一面命娘子匆匆忙忙地跑了来，请老蒯化金。

    化掉以后做什么呢？

    还是做原来的东西。

    还做原来的东西？逗我呢吧？

    有时候老蒯会自己将重做成的金子送到县衙。

    “好东西呀！”县太爷把热乎乎的金器拿在手里抚摸“我的喜欢和你们不一样。我就喜欢金器刚从操作台上拿下来时的那股热乎劲。”

    一会儿，金器冷了。县太爷刚才的热乎劲也没了——他退还了金器。

    咋还有这样的怪癖？送礼的客人大惑不解。

    这样的怪癖。有意思。老蒯笑了笑。

    董其做了三年安东知县。老蒯靠金匠的手艺攒了不少钱，买了房，娶了妻，算上是小康之家了。

    即将离任的时候。董其来到了老蒯的作坊：“这几年你没少赚吧——我的东西呢？”

    老蒯弯腰先啐了一口痰，这才朝董其拱拱手：“您的东西一点不少，都攒着呢。”

    看到那一枚枚耳屎大的碎金。董其眯起眼睛拿在手里抚摸：“好东西呀，只可惜还是太少。再做几年知县就好了。”

    “大人您想要多少？”

    “至少三十两吧。安东地势低洼。而老城墙多处倾颓，春夏屡遭古淮河水患——三十两。该能修好了吧。”

    想起水漫安东时董其带人戽水的好笑场面。总是咳嗽的老蒯忍住了快到嘴边的一口痰：“放心吧，不够的部分我来出。”

    “你？”董其睁大了眼睛，“那么大的事，你老蒯掺和就不好玩了——三十两黄金，把你老蒯当个猪卖了也远远不够呀。”

    “嘁——”老蒯晃了晃手中的锤，“我会碾金。一碾，金就多了——不仅仅是面积变多，重量也会变多。”

（选自《小说月刊》）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跟副食品店员、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唆”，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敞开车窗，赤着膊，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边扭动方向盘边朝窗外吐痰，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无论跑多远，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以支撑衣领的挺拔，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坐再久也不松懈。90年代初，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人们说，①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 ， 父亲领着他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倒不是常见的平安符之类的东西，也不是毛主席肖像，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所谓艺术照，也就是在黑白相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眉毛加黑了，嘴唇微红，衬衫涂成了蓝色。坐在抖叽抖叽的驾驶椅上，父亲看看远方的路，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臭美地、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时间就在做相对运动，跑得又快又漫长。……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可我们还是不甘心。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张家界、桂林、南京长江大桥、嘉峪关……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

    有一天，吃过晚饭，②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溧阳……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母亲也凑了过来，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翻到一张“宁夏人民欢迎您！”的路标时，她激动了半天，说，哎呀，这就是宁夏啊。原来她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桌，读了一年就跟着父母转学到宁夏，从此杳无音讯，似乎跑到西伯利亚那么远去了。所以，她对宁夏这个地名印象特别深刻。母亲像找到了老同学般激动。过后，我从书里找哥哥背的那首《满江红》，心里一阵郁闷，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啊，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

（节编自黄咏梅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

爱的牺牲

欧·亨利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乔和德丽雅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夫妇租了一层公寓，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钢琴。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克蕾门蒂娜，住在第七十一街。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

    “德丽雅，”乔说，“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决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