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眼泪

余杰

    ①年轻的艺术家夏里亚宾跟友人、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一起去看望托尔斯泰。夏里亚宾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要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面对这样一位以其语言和思想令世人激奋的巨匠。以前我只是从画像上见过列夫·托尔斯泰，现在是活生生的本人。”以前，他从照片上得出的印象，托尔斯泰不仅是精神的巨人，而且身材魁梧：高大、健壮、宽肩阔背。但是，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却是中等偏矮的个子。托翁亲切随和地向他伸出手来，小伙子感到非常害羞。即使是比夏里亚宾年长的拉赫玛尼诺夫，也感到很紧张，双手冰凉，小声说：“如果让我演奏，真不知怎么办——我的手都冻僵了。”

    ②果然，托尔斯泰请拉赫玛尼诺夫弹一曲。夏里亚宾忐忑不安，看来自己也要被点将唱歌了。不出所料，托翁让两人一起表演歌曲《老伍士》。托翁恰好坐在他的对面，两手插在短衫的皮腰带里。夏里亚宾有时无意中把目光投向托翁，发现托翁兴致勃勃地盯着自己，注视着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当夏里亚宾含着泪水唱出将被枪毙的士兵最后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回到家乡吧。托翁抽出手来擦去了流下的两滴眼泪。

    ③许多人把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托尔斯泰看作是遥不可及的巨人，当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真正的伟大却是平凡。托尔斯泰的那一串眼泪让我们窥见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脆弱。在听演唱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托尔斯泰”来看待，他完完全全地投入到演唱者所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这时，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听众。正是在这种平常的心境下，他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才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美的。流泪的托尔斯泰比海伦还要美丽，我觉得。

④ 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与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是年轻的秘书费·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热情的崇拜者，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在《列夫 ·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中回忆到第一次到托翁家的情形。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穿着西伯利亚式的毡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走进来。“我真高兴，非常高兴，”他说，“你来了，我需要您的帮助……”片刻之后，托翁关切地问：“您的嘴唇怎么这么干哪？您不舒服吗？”布尔加科夫回答说，可能是累了，因为晚上在车厢里没有睡好。“那你就躺着吧，”托翁指着沙发对布尔加科夫说，“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休息！”当我读到这个片段时，久久不想翻过去。这是一座怎样的大山啊，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高度。有的半高的山，很有些凌人的气质，做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来。

    ⑤看看真正的大山吧——这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精神的最高成就的老人是怎样待人接物的：一见面，托翁就把年轻人当作家里人。托翁面对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就像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一样。托翁真不愧是大作家，一个照面就发现了年轻人干裂的嘴唇。那句问候，真是让人如坐春风。一切繁文缛节都显得多余了。

    ⑥那些汗牛充栋的颂歌，在这样一些细节面前轻如鸿毛。流着眼泪的托尔斯泰，是不需要任何颂歌的。

（选自余杰《托尔斯泰的眼泪》，有删节）

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赵婀娜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相关链接】①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②侯仁之被誉为“活北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③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起，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铁血柔情林觉民

    林觉民字意洞，号天外生。从小便被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林孝颖。叔父对林觉民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在仕途上达到自己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为林家光宗耀祖。林觉民13岁那年，望子成龙的林孝颖把他送去参加科举童子试，厌恶科举的叛逆少年林觉民进了考场，竟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后便转身大步离开了。

    男儿有志不在年高。青涩年纪的林觉民早早就立下了“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的志向，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还给自己取了“抖飞”、“天外生”的号，从字义上可以看出，林觉民渴望做展翅高飞、打拼出一方天地的热血男儿。林孝颖看着爱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进步青年，不免喜忧参半，甚至可以说忧大于喜。他担心儿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决绝，更担心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样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林觉民娶妻成家。

    1905年，18岁的林觉民迎娶了比他小一岁的陈意映。陈意映出身名门，不仅知书达理，还通晓文墨。林觉民与陈意映可谓“一见钟情，爱由心生”，当时，他们的家非常清贫，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把椅子。但是陈意映并不在意，有林觉民这样英俊潇洒、才志冲天的男子做夫君，她心满意足。

    1907年，林觉民与陈意映婚后仅两年，甜蜜的日子刚开个头，但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毅然前往日本自费留学去了。林觉民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林觉民对远离陈意映一直心怀歉意。留学日本后，他曾写有一篇记录两人缱绻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写道：“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从中可以看到林觉民对妻子的怜爱之情。

    1911年春天，当林觉民以学校正在放樱花假为名，风尘仆仆从日本归来时，陈意映又惊又喜。关于丈夫此行的目的，陈意映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黄兴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对林觉民委以重任。那些日子，林觉民异常忙碌，根本不能如陈意映所期望的那样朝夕相对。陈意映虽有不悦，可是并无怨言。对她来说，有理想有追求的林觉民才是她最爱的丈夫。

    革命起义需要武器弹药，没有财政补贴，如何是好？林觉民就在西禅寺召集人马自己动手制造炸药。炸药准备妥当的时候，运输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林觉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找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林觉民本想要自己的妻子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当时陈意映已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无法成行。1911年4月的一天，林觉民对妻子说：“我去趟香港就回来。”陈意映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分离竟成永别。

    广州起义的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深夜，万籁俱寂。在临近江边的一栋小楼里，林觉民想到尚未成功的革命，想到家中牵挂自己的妻儿和父亲，眼泪突然落了下来——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是他有太多的不舍和难过，于是提笔在两块方巾上写下了著名的《禀父书》和《与妻书》。林觉民写写停停，伤情处，曾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方巾上的字眼见越来越小，都小到蝇头了，林觉民还是不想停下来，他满腔的爱此时已浓稠到了极点。那一刻，林觉民非常希望手里的方巾大得没边儿，让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向陈意映表达他绵延不绝的爱。24岁的林觉民在月光下辗转难眠，不知不觉写到天已破晓，他把方巾折叠包好交给朋友，郑重嘱托道：“我死幸为转达。”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惊见一个剪了短发的美少年“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并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这个美少年就是林觉民。林觉民说到痛处，难以遏制激动的情绪，把身上的镣铐挥得哐哐作响。李准被打动了，命人把镣铐解开，允以纸笔。在林觉民口含血痰却含而不吐之时，李准更是亲手拿了痰钵，走到他身边。两广总督张鸣岐亦很动容，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上奇男子。”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死亡来临时，林觉民面容平静，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睛，“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用坚定的信念为革命殉情，豪气干云。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摘自林觉民《与妻书》）②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摘自孙中山《<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豪迈洒脱蒙文通

    经学大师蒙文通，在执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期间，有不少故事流传。现代成都的几位文史巨匠各具风采，蒙文通则是其中豪迈洒脱的一员。

    关于蒙文通的豪迈洒脱，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上课。蒙文通在讲课时，因为学富五车，每每刹不住车；讲到尽兴处，便不管什么下课铃声，照讲不误。往往等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站到教室门口，蒙先生才不得不打住，收拾好几页讲稿。在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中，学生们终于可以下课了。

    一把仙风道骨的长髯，可以说是蒙先生的标志之一。他的学生隗瀛涛曾这样描述：“先生身材不高，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这一根长烟杆，和长蒙文通一辈的林山腴的水烟袋，是老成都高校的一方风景，为学界所熟知。

    蒙文通喜欢听川剧，“杀馆子”，他的酒量也不算小，喝黄酒有两斤的量。他的朋友也并不局限在学术圈，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皆有所交往，且对不同的人都一视同仁。在他眼中，商贾小贩，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只要人对了的，他都会与之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1933年，蒙文通经汤用彤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未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蒙文通不感兴趣，蒙文通被解聘。这是他执教生涯中第一次被解聘，他还有一次被解聘是在川大，时间是抗战后期。当时某军阀执掌校印，行龌龊之事，将一干学者拒之大学门外，蒙文通却照常为学生上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霸道得很，他说：“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耿介率直、我行我素是蒙文通性格的又一特征。他常言：“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学生有不同见解，他总是不回避矛盾，即使朋友之交亦如此。

    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还有蒙文通，间或还有林宰平和梁漱溟，在1933年的北京，几人有过一段谈学论道的美好交往。熊十力好辩，蒙文通亦口若悬河。其实，熊十力正用新唯识论驳斥其老师欧阳竞无的小说，蒙文通不以为然。二人唇枪舌剑，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每每由一个问题的争锋转入另一个问题的考辩，彷佛两位旗鼓相当的斗士，你来我往，不遑多让，让钱穆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钱穆说：“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未几，二人“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然而争论归争论，二人却是相互推崇的。有一次，熊十力有事不能上课，学生们问谁来代替，熊十力答四个字：“蒙文通好。”

（摘自《华西都市报》）

相关链接：①就其论著的科学性质说，中国思想学术史占的比重最大，包括了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史和新罗学，道家和道教学等。他多年寝馈于宋明理学，历时既久，用力亦深。另外，还在中国古民族史、古地理学、巴蜀地方史、历代社会经济史各个方面，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摘自《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②蒙先生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不一登文学院长胡适之门，后来他被解聘。据钱穆先生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摘自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不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译得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才华；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时，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雕刻火药一把刀——记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武器装备的“心脏”，发动机推进剂燃面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燃面整形迄今仍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再精密的机器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工。

    徐立平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精准度，“而与精准相比，这个岗位的高危险性则更令人生畏”，他介绍说，固体燃料的特殊性，使得操作人员在整形时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几千度的高温，操作人员一丝安全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1987年，我不到19岁，从技校毕业后，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她曾经工作过的装药整形车间工作，虽然心里做足了准备，但进厂第一课的点火试验，现场巨大的轰鸣声和腾起的蘑菇云，还是把我看呆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危险。”徐立平回忆道。

    这堂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要规避危险，唯有胆大心细，练好手中这把刀。

    由于固体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含有粗糙的颗粒，用刀的力道很难把握，一刀切下去，药面很难保持平整，一旦切多或者留下刀痕，药面精度与设计不符，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走向燃烧，导致发动机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药面平不平，每次用刀切多少，都靠技术人员自己判断。为了练好手上功夫，徐立平就不停地琢磨和练习怎么用力、怎么下刀，比划着切、削、铲等基本功，揣摩着刀具切削量、切削角度、切削力度，手臂酸痛还不放下。上岗操作时他更是一丝不苟，虚心请教，一刀一刀地勤学苦练，多年下来练坏了30多把刀具，手却越来越有感觉，药面整度也越来越高。到后来，用手摸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修整出符合设计要求的药面，经过他整形的产品保持了100%的合格率。选择整形岗位，就意味着选择与危险为伍，与死神做伴。

    “有一次，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进入研制攻坚阶段，连续两台发动机试车失利，又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再次出现药面脱粘”，徐立平回忆道，为了彻查原因，当时在没有先进检测设备的条件下，专家组毅然决定，就地挖药，寻找“病根儿”。

    就地挖药，意味着要钻进已经装填好烈性推进剂的发动机燃烧室内，挖出浇注固化好的火炸药，而且挖药量极大，这在工厂历史上是头一次，艰难可想而知，危险更是不言而喻。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一支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突击队迅速组成。经验丰富的班组长打孔探明位置，车间主任当起了“首操作”，徐立平也主动请缨加入，成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

    狭小的空间，半躺半跪在成吨的炸药堆里，忍着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突击队员们用木铲、铜铲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抠挖。高度的紧张和缺氧，使得每人每次在里面最多只能干上十几分钟。而作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徐立平每次进去总要多坚持几分钟，“当时，在里面除了挖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

    就这样，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历时两个多月，突击队挖出300多公斤推进剂，成功找到了故障原因，修复后的发动机地面试车圆满成功。任务结束后，徐立平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只要组织和任务需要，我仍会毫不犹豫地上！”

相关链接：①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药面整形工，航天特级技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②……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就像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