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4月18日，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在京发表，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已连续8年上升；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这7.86本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

    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和手机阅读接触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有所下降。历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接触率如下图：

（摘编自2017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在上海联合举办的“实体书店发展推进会”上表示，进一步加大对实体书店扶持力度。

    门店租金的上涨、网络营销方式的兴起和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是近年来全世界实体书店都面临的问题。不仅传统的中大型连锁书店规模不断缩减，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书店也陆续关张，在一片惋惜声中黯然退场。

    实体书店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很多传统行业在互联网大潮中面临的共同困境。

    但书店毕竟与普通店铺不一样，它在购买商品的价值之外，承载了关于一些文化、知识和品位的社会价值，也承载了一些关于故事、人生和回忆的情感价值。一个人可能没有在手机上读过书，却大多会有一个难忘的书店，有一本最喜爱的书。那种“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时的喜悦和敞亮，也是许多爱书人的情感共鸣。

    有些人将实体书店的困境归结为阅读习惯的改变，认为数字阅读和新媒体的兴起让纸质图书越来越失去市场。阅读方式、图书载体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规律，如果数字阅读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推动知识的普及和文化传播，那么这对整个社会和时代都是善莫大焉。但问题是：数字阅读真的让我们养成新的阅读习惯了吗？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和阅读率却持续偏低，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不足5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排在各大书店畅销榜单上的书单，除了考试辅导类书籍，就是各类成功学和养生学书籍，阅读的功利性可见一斑。再看看各大读书网站排名前列的，也无外乎是些言情、玄幻和惊悚小说。

    开卷有益、读书有用。在数字阅读尚未完全发挥功用的今天，扶持实体书店，让其更好发挥培养阅读习惯的功能，是一种现实选择。

    前段时间，北京的三联书店开始尝试24小时运营，吸引挑灯夜读重开卷的爱书人。实体书店在困境中探索个性化、特色化的服务是必经之路，但在运营模式的创新外，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显得更加重要；在提供现代化的阅读体验之外，促进全民阅读的配套建设，增加公共阅读资源，弥合地区间阅读资源的不平衡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丧失了阅读的习惯，我们哀悼的将不仅是实体书店的消亡，而是一个崇尚诗书礼乐的民族失去精神家园后的迷惘。

（摘编自吕洪《网络营销改变阅读习惯?》2014年5月《人民日报》）

材料三：

    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和雕刻时光咖啡店同步运营，联手互动。书店以经营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图书为主，兼及音像制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每年经常性、有选择地举办诸如讲座、新书发布、研讨、展览等各类营销活动百余场。

（摘编自三联书店官网）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燥、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的比例更高。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的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认为运动量不足的学生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他们的运动量，占用了他们的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父母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父母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的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有删改）

材料二：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数据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

    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家庭与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生病少，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摘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有删改）

材料一：5G背后的四大“黑科技”

材料二：

    5G“快”——在5G网络覆盖下，下载一部分辨率达到K的电影理论上不超过18秒。《纽约时报》

    在展会上宣布建立一个5G新闻实验室，未来的新闻故事会根据时间、读者所在地提供交互性、沉浸性的3D流媒体影像。业界人士认为，5G将给近年来“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来”的“增强现实/混合现实”（AR/MR）技术带来新生。

    5G“稳”——如果只是速度的提升，还谈不上质变。5G最显著的特点是低时延和高可靠，即在任何环境下都表现稳定。医疗技术行业的Medivis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莫利在展会上说，56网络让医生在“混合现实”工具的帮助下完成精准的开颅手术，比“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更精准。

5G的技术要求之一是能够支持速度高达每小时500公里的设备，因此5G技术推动的产业还包括无人驾驶汽车。例如，普通人踩刹车的反应速度大约是0.4秒，而无人车在5G场景下的反应速度有望不到1毫秒，这无疑是无人驾驶可能最终获得使用者信任的基础之一。无人驾驶因5G而更接近现实，这块巨大的蛋糕也吸引了众多企业。

    5G“密”—5G网络每平方公里可支持100万台设备，非常有助于物联网发展。今年展会上，智慧城市成为一个新的产品类别，其底层技术就是物联网。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的市场研究业务负责人史蒂夫·柯尼格引用了业界常说的一句话——过去30年将人连接起来，接下来30年会将物连接起来。

    目前5G的多数应用场景还只是一种展望，有些可能比预想中进展得慢，甚至遭到淘汰，有些未曾料想的场景又可能会冒出来形成颠覆式创新。但可以肯定的是，5G会引发一场大幅改变生活方式的革命，这也是各国推动部署5G的重要动力。

（新华社）

材料三：

    业界人士认为，未来物联网无法避免使用5G公共网络的全球化应用，比如设备提供商对工厂设备的远程维护，对交通网络的监控，对能源、水和燃气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控制等等。这些领域都需要数据与公共网络连接并通过其传输，网络安全至关重要。

    此外，也正是由于5G时代的工业生产将更依赖公共网络，网络服务的可靠性需要相应提高。德国西门子公司数字和创新部门副总裁安德烈亚斯·克普克告诉记者，对于工业界来说，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传输速度，而是可靠性和可连接设备的数量，因此运营商提供的网络质量必须值得信赖。

    克普克说，虽然5G在技术上更先进，但技术更复杂，零部件也更多。此外，由于56网络频率高、衰减快，为实现5G网络的覆盖，除了在室外建立基站，还要在室内安装相关设备。因此，5G通信还面临高带宽，低成本的需求挑战，这是时代发展下的客户所需。除了要满足客户加密的需求外，未来，客户将需要更高的带宽需求。

    而5G对网络切片技术的引入，也会使得网络边界变得模糊，原有的安全机制将难以为继。而且，由于56运营商除了可以收集56手机信号强度外，还可以通过收集WiFi，蓝牙等其他信号的强度来定位，因此用户位置隐私相比过去也将面临更大威胁。

    5G安全面临的挑战中，除了新伤还有旧患，例如威胁移动通讯安全的伪基站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不过，对于5G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业界专家总体仍持乐观态度。德国博世公司通信和网络技术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米勒认为，这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新技术的问题总是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解决。

（澎湃新闻）

    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翘首远眺一座巨大的山峰，可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它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他们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 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钟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城，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断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断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文学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此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