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指出：“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和”这一美学范畴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既是指艺术的，也是指道德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等。《左传》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立面的多样统一。孔子论“和”，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以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和”与“中”密不可分，“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中”强调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在《论语•先进》中，他评论他的学生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艺术与审美方面，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颇高：“《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是非常可贵的。在他看来，像《关雎》那样不淫不伤的诗，才是合乎“中和”的诗，这才是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中”“和”本身，即包含着“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其文质观上也体现出“和”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在这里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孔子认为，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都会产生偏重的效果，破坏和谐之美，外在的礼仪修养与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完美的融合，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理想的美应是文和质二者对立统一，这是“文质彬彬”的境界，也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儒家思想认为，善是美的基础、内容和目的，对美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道德与社会作用。孔子区分了“美”和“善”，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好的客体必须符合美善合一的标准，同时审美主体也必须努力达到美善合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乐”。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然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浅谈孔子美学思想之“尽善尽美”》）

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栏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材料一：

    我国过快的城市扩容使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城市公厕的发展明显滞后。

    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工作取得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这是总书记三年来第二次对“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广大干部群众反响热烈。习总书记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厕所革命”自2015年初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受到广大群众和游客的欢迎，也得到了海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新加坡明鼎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郎义煊认为，厕所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旅游学教授山姆•黄说，中国发起改善如厕环境的“厕所革命”，让外国游客感受到中国厕所环境的变化和改善，这件好事可以大大提升中国的旅游形象。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9日01版）

    材料二：

    注：按照计划，从2018到2020年，全国将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4万座，达到“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环保卫生、如厕文明”的新三年目标。

    （摘编自中商情报网《2017-2022年中国城市环卫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融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在建筑风格设计上，内蒙古建造了具有地方特色、民族持点的驿站旅游厕所；广西桂林芦笛岩景区厕所设计设置了户外观景平台，让游客在如厕时可休闲观景。

    在管理服务提升上，徐州与知名洁具品牌合作，将厕所打造成该品牌的实体体验区；苏州打造的“游急便”旅游厕所电子服务平台，较好地发挥了服务和监管作用。

    在投融资模式创新上，山东积极推广PPT模式，实行设备提供、厕所清扫、废弃物回收一条龙制度；积极探索“以商养厕”新路子。河北涞水野三坡首倡“乡村旅游厕所开放联盟”和“全业认养厕所”的管理新模式。

    （摘编自新华网《“小厕所，大民生”--全国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纪实》）

    材料四：

    印度政府曾在1986年推出旨在向农村地区普及卫生设施的中央农村卫生项目；之后在1999年，又推出了全民卫生运动，但都收效甚微。截至2011年，拥有12亿人口的印度，只有47%的家庭拥有卫生间。2014年莫迪总理发起“厕所运动”，“家家有厕所”的口号在印度颇为响亮。

    但印度水资源协会的扎克•快特表示，“由于文化、宗教或传统信仰，部分居民更青睐露天如厕”。因此，推广厕所还需要印度人民转变观念。

    印度比哈尔邦议会2015年8月5日通过的一项新的村务委员制度修订案明确规定：家里配备厕所成为竞选任何村职的硬性条件。比哈尔邦邦长表示，“竞选者必须在竞选提名时宣誓他们家里配有厕所”，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乡村地区的环境卫生。

    《印度时报》网友对此新规纷纷点赞，不少人表示希望这条新规能遍布印度的各个村落及更广泛的场所。还有网友表示，此项新规不应只适用于竞选者，还应适用于参与投票的选民。

（摘编自《厕所革命》，2017年11月27日《高棉日报》）

    有人说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就是《史记》的“刺客列传”，而刺客的流行，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有关，他们解决身份焦虑的方法之一，是当一名刺客。

    《史记》中的五位刺客并不以刺杀谋生，而且明明知道刺杀后自己多半也活不了，为什么还愿意做刺客？《史记》中对此的交代是，公子光“善客待之”。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春秋末期，“士”的阶层正在兴起，这个新兴阶层很独特，自我认同也很矛盾，“我到底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一层？”“我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士很焦虑。而刺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士看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的路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后面三位，春秋时期的豫让，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他们都凭借刺杀而青史留名。

    豫让为历史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他十分强调自己士的身份，非常希望通过士的职业来自我实现。雇主对士的认同，一方面是认同其技能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认同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价值。雇主的认同对士来说很重要，重要到可以以死相报，这种报答显然已经超越了职业行为，达到一种社会道义的层次。

    魏国人聂政的表现就更加明显。聂政为什么要替一个陌生人报仇，连人家给的黄金都没收？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报答知遇之恩。聂政和豫让不同，他没有固定老板，而是一个游士。他在街头卖狗肉的时候，严忡子以礼相待，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更像一场交易，我想你帮我做事所以才对你好。但聂政不这么想，他自觉地用知己来解释这个过程。对无根的游士来说，他需要从与自己交往的上层人士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就像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公子光对他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家庭我来照顾，我给你母亲做儿子，等等。公子光的话很有水平，他等于在告诉专诸，你替我行刺，你就会成为和我同阶层的人，这让专诸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荆轲作为刺客这一行的明星，雇主燕太子丹的地位很显赫，行刺对象更是无比尊贵的秦王，堪称那个时代最高层次的一次刺杀。和前面四位刺客不同的是，荆轲不只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而到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毕竟，他是为了六国和苍生，一不小心就要改变历史走向的。

    在刺杀前，樊於期和田光就主动献出了生命，为刺杀增加筹码，这让独来独往的刺客这次成了团体作战。再加上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个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就有了多感官的塑造。司马迁力图把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当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

    司马迁对刺客的描述充满了赞美，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职业心向往之。或许他心里想过千百次刺杀汉武帝，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又担心极端行为和价值观会对社会带来冲击，所以，无论如何，荆轲可以被欣赏，但注定是悲剧。这些载入历史的刺客，慷慨当歌，已经一去不返。

（蒋肖斌《〈史记〉中的刺客：新兴士人阶层的身份焦虑》，有删减）

说“孝”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

高原上的“雪莲花”

夏静 刘小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

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

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资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资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