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说蟹文之灾

流沙河

    老夫银行排队，恭缴电、气、话之三费。站立久了心烦，不免游目四顾，用以杀死时间（Kill﹣time就是汉语说的“消遣”）。忽睹一妇，夏衫华丽，背绣英文曰Special lady，即特殊太太，不禁莞尔，心情为之一振。乃自思忖：“既然特殊，又何必来排队？”

    一自国门乍开，英语涌入，其势滔滔，不可逆挡。要现代化，要和先进文化接轨，就得容之纳之。道理大家明白，何须我来饶舌。但窃以为被动容纳的同时，也该主动疏之导之，莫让蟹行文字泛滥成灾才好。所谓泛滥成灾，别以为指的是“特殊太太”之类。笑话罢了，那不算啥。我指的是考试。学生要考英语，考吧。读硕士读博士而研究古汉语者，或中国古史者，或中共党史者，也非考英语不可吗？争取当公务员之非涉外事者，也要考英语吗？各行各界评专业职称，也要考英语吗？是不是太看重英文了？

    英文应该学，但不能都去学waiter英语，一辈子做低级舌人，侍候商董，至多爬上洋买办的阶梯。试看今日外文系的，几人能译学术著作。听他口语多么地道，不过高等waiter罢了。《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 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观今鉴古，人情不二。我心窃忧之，有不忍言者。

    更值得忧心的是汉语。早在英语高烧之前，译体文风已经常见报刊文字。今则变本加厉，坏我汉语生态， 竟造出这样笨拙的译体病句来。胪列如下，请共赏之。

    这本书已被我读过了。（这本书我读过了）

    当我早晨起床的时候。（早晨我起床时）

    作为政协委员的我。（我当政协委员）

    浙江女子似乎就像花朵般的娇艳。（越女如花）

    我出门去的同时，看见他正在哭着。（我出门，见他在哭）

    必须加以严厉的惩办。（必须严办）

    你有吃过午饭了吗？（你吃午饭了吗）

    对我说来，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妻）

    译体恶风劲吹，从大作家到小学生，同受其愚弄而懵然不觉。更可怕的是报刊上一窝蜂去学洋，还觉得有趣，真要教前辈大师们，鲁胡老梁沈赵，地下同声一哭。写到这里，猛想起余光中。他是外文系老教授，一辈子弄外文。看看他笔下吧，食洋而化为中华的灵与肉，那文字多纯粹，多典雅，多准确，多活泼。

    蟹文透过译体病句侵入报刊，我们拿啥武器去抵抗呢？我答：拿文言文。这武器能逢长化短，逢繁化简，逢深化浅，逢晦化显。笔下仍写现代汉语，但应掌握传统文言，择其铦利者而用之。必如此，方不至于被蟹文的语法攻占了我们的头脑笔下，杂交出怪胎来。不是教人排外，是用自家之本，赚取他家之长。若相反，便是自家无主，尽拾别人的敝屣了。

    各种洋文不滥用，择地而用之，那是必要的。见洋文而反感，义和团心态，贻祸邦国，愚昧可笑。但是，当今街市上好多店招，货物上好多标识，都来英汉对照，有这个必要吗？余非新左人士，不会上纲批判所谓文化帝国主义，只是觉得市井流风趋新可笑而已。还有更可笑的，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沿街检举店招上的繁体汉字，必铲之而后快，却放过那些毫无必要的洋文招牌字，真有点“相煎何太急”的意味，不免一叹。

（选自《含笑录》，有删改）

    商品经济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除了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如果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中国帝制时代大多数时期，政府控制货币的制作、发行、各币种比价。政府对货币的一般控制，包括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巨。这是帝制体系与商业长期共生的基础之一。但货币既被政府权力牵系，更由经济本身左右。即使集权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货币运行。。

    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愈发达，货币运行控制的复杂性愈高；市场开放性愈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力愈弱。明代以前，铜钱、纸币、白银皆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但相关的理论皆不甚透彻，很大程度上处于经验的水平。明前期参酌前代经验和政府需求，试图以完全由政府发行的纸钞作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运行，通过货币较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财富。此种企图，盘剥社会的幅度过大，遭遇市场和社会抵抗。各种诉求博弈的结果，出现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伴随政府强行保持的少量纸钞有限法偿的局面。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的弱化，实际上部分消解了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强控制，扩大了市场本身的自由度。稍后，大量域外白银进入中国，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贵金属货币一般比铜币能够支撑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明代的白银货币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以银块的形态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市场，所以，白银在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同时，通过摆脱政府铸造与发行过程，严重瓦解了帝制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力。这其实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长足发展但明朝统治并没有从中汲取到巨大效益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难以通过货币发行调控货币供给、物价，更难以运用通货膨胀手段实现借贷或者隐性收取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主要是增税，或者通过赤裸裸的掠夺，于是明朝迅速彻底失去社会支持。4明朝后期的财政危机，乃至明朝的崩溃，与此关系甚大。5中国帝制国家体系通过各种中央集权机制实现社会控制，然而在明中期市场经济大幅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口，政府失去了调控市场的最重要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操控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以明朝的瓦解，是雪崩式的。当时试图挽救明朝统治的士大夫绞尽脑汁，不惜牺牲生命，但既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减）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波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淡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年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选自2013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

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史学研究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研究历史必然要研读史籍。

    中国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正因如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提醒学者：“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第三类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考辨真伪；第三，受数据庳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里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在史学研究中，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并不能轻松治史了。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与改正，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数据检索出的陌生书籍要跟进阅览等。

（乔治忠《治史仍须以读书为根基》）

    材料一：

    笔者是非遗工作者，经常有人问机制纸和手工纸的问题，所以在此就两种纸的特点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手工纸纤维材料：麻构竹藤桑、青檀稻瑞香。

    辅助材料：石灰、碱、植物纸药。

    制浆工艺：浸泡、沤制、蒸料或天然漂白、手工打浆等。

    成纸过程：手工抄造、手工焙干。

    特点：手工纸纤维分布自然、纸药经过压榨后流失干净，焙干时只有纸刷上墙贴附的压力，因此在去除水分和干燥两个过程没有过多的压力，这才使手工纸在天气潮湿时自然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在冬天干燥时能够自然释放纸张中的水分，这样保证了手工纸的使用寿命，使得天气变化时纤维不容易断裂，不影响它的纤维结构，而且在不断吸放过程中纤维会有棉化的结果，手工纸经过几百次或上千次的不断吸放后，使纤维之间的密度不断增加，纤维之间的缝隙不断减少，纸张表面给人光滑如油、温润如玉的手感。

    另外，手工纸还有很好的吸收水和墨的功能，并且会产生不同的层次效果，这点机制纸是没有的。

    用途：书画、图书印制、拓碑、收藏等。

    机制纸纤维材料：松木、權木、老竹子、杉木、草类等。

    辅助材料：烧碱、硫化碱、松香胶、漂白粉、染料、其他助剂等。

    制浆工艺：高温高压强碱纤维分散、化学漂白、机械打浆。

    成纸过程：网轮上浆、胶辊压榨、烘缸高温快速干燥。

    特点：

    ①机制纸用的纤维与手工纸纤维绝然不同，木浆纤维含山质素高，不利于长期保存。

    ②木浆纤维是经过高温快速进行纤维分散和去除纤维杂质的，这样对纤维本质破坏很大。

    ③成纸过程中纤维定向排列，而不是自然排列，榨干水分用胶辊压榨，使得压力大、密度高、拉力强。

    ④机制纸施胶用的是松香胶，这样使得纸张表面光滑，纸张密度大大增加，不容易透水，有利于硬笔书写和机器印刷。

    ⑤烘干过程的温度不低于100度，使纸张快速干燥，与手工焙纸用70度以下的温度要高得多，对纤维会产生不利影响。

    用途：印刷现代书籍、包装、生活用纸等。

    （摘编自邓金坤《手工纸与机制纸的区别》）

    材料二：

    现代生活的核心是现代人正在创造着各种生活方式。当然，现代生活方式的继承与创造中必然涉及文化传统、民族记忆、传统工艺与审美范式等要素的融入，但无疑也会面临重大技术与工艺变革、文化冲突与开放融合、产品与渠道颠覆等新挑战。当前的中国，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挑战与转型强度异乎寻常之大的“现代生活”，传统工艺的手工造纸行业迫切需要走出自己的新生之路。

    一方面，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审美范式，但是，哪些范式在国际开放的生活与消费追求里能打开新天地、获得新追随，确实存在甄选、提炼、应用的再创造过程。另一方面，国际文化开放融合带来不同审美范式的强烈碰撞，激荡之中与之后，形成新审美风格的流行是大概率，因此，中国传统手工造纸行业存在着主动走进新审美愿景的挑战。

    （摘编自汤书昆、朱赟《中国南方手工造纸的田野调查与行业生态构建》）

    材料三：

    2016年春节，印有“山猴送吉”图案的家书红包诞生了（图案见下）。在“曹氏宣纸”第二十七代传承人曹建勤的精心监制下，红包的用纸以青檀皮、三桠皮、燎草等为原料，用汉唐时期的方框捞纸工艺，手工抄制而成。并使用矿物、植物颜色染色，自然晒干。红包内的信笺纸，则选用16开传统红八行信纸（福建姑田连史纸）和花草云龙信笺纸。最后再结合现代印刷工艺，将贺岁之意凝结于字里行间。

（摘编自《“无纸化时代”下的中国手工造纸——原博访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其实“树”倒是常见的，例如屈原在《橘颂》里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里又说：“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无名氏古诗里也说：“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可是为什么单单“树叶”就不常见了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但一遇见“木叶”的时候，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