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

   在古往今来的各式地名中，最为奇妙的应该数“江南”了。

   这个地名早在先秦就已问世。但到隋代为止，它主要指长江中游的今湖南、江西一带。

   “江南”的现代意义起源于唐代的贞观十道。这个地方先是被叫作“江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传统中有以左代东的习惯，这一地名又被雅称为“江左”，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北方、南方各五道，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的一大片地区。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又将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分为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闽、浙及苏南、皖南地区。

   唐朝人非常强调地域差异，可是被举出来进行对比的，往往是“塞北”和“江南”，“塞北”总是令人想起恶劣的自然环境，残酷的人文环境。而江南呢，从地理位置上它并不位于南方的最南端，它被拉出来是因为它处于环境质量的另一个极端，此地从南朝以来便是有名的“佳丽地”。

   这种对比方式让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在北方，各地区之间大致是平行的关系，没有哪一个区域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北方代表的身份出现。当时较为突出的地域成见是山东与关中的对立，两地经常相互取笑、斗气。史载唐太宗曾谈起山东人如何、关中人又如何，言辞间颇有“同异”，大臣张行成当即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唐太宗才猛然醒悟。而在南方，各区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落差关系，岭南自不必说，因为地多瘴疠，西南的巴蜀之地，也因为僻处一隅，有“蜀道难”之称，杜甫有联著名的诗“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由此可见一斑。

   真正能够让人想起南方的好处来的是“江淮”。在唐人的概念中，它是“江南”和“淮南”两个地域之和的简称。“淮南”指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那个地域，当时留下来一个著名的口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惜淮南的好地方仅止一处而已。“江南”在上文提到开元二十一年时已有“江南西”“江南东”之分，到了唐后期，“江南西”已经简称为“江西”，照此逻辑，“江南东”该简称为“江东”了吧——可是不，它仍叫“江南”。

   唐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地说，它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由于安史之乱以后道（藩镇）的数目增加到几十个，并且转化为事实上的高层政区，此时仍常用贞观十道作为一种提纲挈领的地域概念。

   但更常用的是“江南”的狭义，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此时它已分属宣歙、浙东、浙西三个观察使管辖。其中，宣歙（今皖南）相对于两浙已处于边缘。而浙东（今浙东，浙南）、浙西（太湖流域及今浙北）的两浙之地，唐人又很敏感于吴和越的区别，在当时人心目中，吴地（太湖流域）才是江南的典型。

   唐代以后，虽然有时人们把扬州也视作江南的一部分，但地道的江南一直稳定地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

庭院无风花自飞

﹣﹣邵雍击壤体的渊源与体式

王利民

    《伊川击壤集》中的诗篇载录了邵雍的思想、学术、志愿、情感与德行，是他的生平经历与人格风范的艺术化反映。从形式与内容方面来看，邵雍所创造的击壤体既确立了文人诗的一种全新的体式规范，又凝聚了北宋时代的理学思潮，是儒门哲理诗的轴心体现。

    击壤体的形成根基于唐宋之际由崇文到尚理的学术变迁、反朴还淳的士风变易和趋于平易朴实的文风走向。四库馆臣在《击壤集提要》中对此有清晰的辨析：“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①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② ． 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北宋自嘉祜以前，事事反朴还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王禹傅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这是在全面把握中国古代哲理诗发展轨迹和北宋士风、文风的基础上，对《伊川击壤集》所作的归纳。尽管它对哲理诗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考察显得粗略而欠准确，但它对邵雍诗歌的体式特征、创作原则的总结平实公允，富有卓识。

    邵雍以哲人身份写作诗歌，着意塑造理学的精神文化结构，自觉充当道德文化的立法者和解释者，而无意于遵循传统诗歌规则。依据传统的诗学规则对他的诗歌作艺术判断只能斫伤击壤体的文化价值和个性价值。清代何一碧在《论诗》诗中吟道：“诗家说理常嫌腐，《击壤》歌谣宜另看。”其另眼相看的应是《伊川击壤集》中有着自然景物刻画、风格清新活泼的诗篇。而这些诗歌往往在感性中寓有理性。在想象和知觉中寓有义理。如邵雍《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迟，那堪车马近来稀。春深昼永帘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诗人的从容静定气象从春日的大化流行中呈现出来。儒道两家在修身、养心问题上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否定感性自我来实现精神超越，而邵雍则强调在个体生命的感性存在中实现内在超越。他认为修身是为了形体上求安，养心是为了心灵上求乐，他的《天人吟》说：“身安心乐，乃见天人。”天人合一的安乐境界就是邵雍所追求的道德化境。

    四库馆臣认为击壤体源出于白居易。这是着眼于二者流畅浅近的语言风格而言的。其实，白诗的通俗晓畅，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的结果。这和邵雍直抒胸臆、伫兴而就的创作方式大异其趣。在这个时代，洛阳文人多以白居易为师法对象，但击壤体所体现的理学价值原则、重意识甚于重技巧的创作原则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白体诗的承流接响。邵雍本人鸟瞰诗史，仅仅标举《诗经》为诗歌典范。他喜爱陶渊明诗文，主要是钦慕陶氏的人格。和陶渊明一样，邵雍的生活和人格紧密地交织在他的诗中。其诗歌风格与生活风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二者都以平易质朴为特征，都与人为矫饰相悖离。二人的诗都有一定的自传性，都有一种表现自我和得到理解的强烈愿望。由于本人的不断出场，诗人自身成了诗歌观照的主体，家园生活构成了重要的主题。他们那具有自我满足感的隐士形象及其特异的个性，主要是由自己的诗作塑造的。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白沙^③虽宗《击壤》，源出柴桑^④。”指出陈献章诗歌与陶诗、邵诗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了陶诗与邵诗存在同中之异。击壤体有着突出的原创性，其体式固然和《诗经》相去甚远；其浅近的语言和陶诗的简古风格也不相同。其实，邵雍仰幕的是《诗经》的济世精神和陶诗任真自适的意趣，而没有着力追仿《诗经》和陶诗的艺术形式。

（选自2016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注】①兆：开始。②理路：道理，理论。③白沙：指明代思想家、诗人陈献章，因陈献章曾在白沙村居住，故人称白沙先生。④柴桑：古地名，是陶渊明的故里，后人便以“柴桑”代指陶渊明。

    一个民族，文化内核越强大，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文化内核如果削弱甚至消逝了，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

    认识多元文化，前提是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一讲到传统文化，马上就会有人说，现在的时代提倡多元文化，各种文化都应该成为我们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个认识其实似是而非。所谓“多元文化”是指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源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文化。每一个文明都享有平等的尊严，每一个民族都有可以用来参与人类文明交流的文化支柱，这是我们要清醒认识的。

    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人制造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企图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当今，某些西方势力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声称唯独西方文明具有普世价值，对其他文明则采取抑制、消解、淹没等。

    探讨多元文化，需要抱这样一种态度：其他文化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借鉴、吸收，但这里面一定有主次、有轻重。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更为频繁，但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在国家利益还将长期存在的时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要加强，我们要特别警惕：有些人用“多元文化”打压本位文化，使本位文化逐渐被消解。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多元文明的同时存在让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交流，完善与补充本位文化。但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本位文化的存在，如果自己都失落了，又用什么去交流？如果交流的目的只是把对方作为镜子来置换自己，那就无异于文化自杀。

    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冲击了很多国家的电影市场。在法国人看来，电影不是单纯的商品，它同样包含价值观，并且负载着很复杂的文化内涵。为了保护本土的电影市场，法国曾与美国在电影市场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坚定地捍卫法国文化。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得到了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不仅事关民族存亡，而且事关民族兴衰，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摘编自2017年《人民教育》第19期彭林《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有删节）

“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稳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侈、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就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大将张俊所领士兵因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唯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又穿华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再如：“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等。

（选自王春瑜《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它有多个思想或学术来源。

    “差序格局”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受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和人类学奠基人摩尔根的学说影响最为显著。费氏在1948年9月1日写给雷氏的信中曾表示：“我读了你的《乡土社会》一文，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中文新书《乡土中国》中采用并发挥了你的思想。”费氏与雷氏都认为乡土社会基本上由亲属关系构成，亲属关系可向外扩展至所有的社会关系。但费氏的“差序格局”与雷氏的“向外扩展”又有所分别，雷氏论及的是“个人处于多重家族关系聚结中的某一特定位置”，而费氏认为亲属关系“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实际上，费氏提到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亲属记认体系，同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研究有关。在摩尔根看来，每个人即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亲属圈亦即亲属群体。摩尔根的亲属制度理论用于人类学实地调查，其基本途径是亲属称谓体系研究。费氏受过人类学训练，在“江村”调查中，运用这种研究法绘制了当地的亲属称谓体系图表。该图表所呈现出的“蜘蛛的网”，就是“差序格局”的形象化体现。

    “差序格局”的形成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关系。费氏的“差序格局”有多个内容，既有李树青的三个“主义”，尤其是其中的“自我主义”，也有潘光旦的“伦”“格局”“推或扩充”论。李树青和费氏都对“自我主义”有所论述，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人“贫病愚私”中“私”的问题作出的回应。潘氏深入研究儒家社会思想，他对“伦”的分析和考据（如“沦”指水的纹理）则成为费氏“同心圆波纹”的来源。他还对“人伦差等”进行辨析，并提出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各自有其“格局”。有学者指出，费氏根据潘氏的研究提出“差序格局”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其实，“差序格局”概念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学术圈。这个学术圈的学者来往密切，其中不但有潘光旦、李树青、费孝通、袁方等老中青社会学人，还有闻一多、吴晗等文史专家。

    “差序格局”是聚集中西方相关学术智慧产生的。以往的研究，无论是费氏本人，还是相关学术史论著，对雷氏等中西方学者的贡献肯定是不够的。事实上，学术工作往往难以独自完成，要有多人数代积累之功。即便因缘际会使个人的贡献格外耀眼，其背后定有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群体的支撑及学术思想的汇聚。

（摘编自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