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漫缺什么？

    中国动画在历史上有过颇具特色的创作，比如《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水墨风格、剪纸风格的作品，在一代人的生命记忆中长久存在。但是，这些今天被定位为艺术片的片子，都没有被现代的商业运作包装过，完全没有后续的延伸开发，看完之后觉得很好，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动漫，在形成产业链和市场方面缺少很好的机制。

    史努比、米老鼠、KITTY猫、皮卡丘、机器猫，仅这5个可爱的“舶来”卡通，每年就从中国市场赚走6亿元，尚未成熟的产业链，导致中国动温市场80%以上的盈利流向了日美等国。动漫要发展，它的原创能力和产业深度开发之间，要形成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这方面，迪斯尼的成功商业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在这个动画王国的产业链里，有动画片的创作，还有版权代理、图书音像、玩具、服装乃至休闲旅游等延伸产业。迪斯尼的动画明星们，吸引了众多旅游走进迪斯尼乐园；而一个迪斯尼乐园，又造就了众多需要看迪斯尼动画片的观众，反过来刺激了迪斯尼动画片的创作。业内人士注意到，许多国外动画片以相当低的价格向电视台出售播出版权，有些甚至是免费提供。他们算的正是后续衍生产品开发的“大账”，看重的是动画片观众的购买力。国产原创动画，只有不停留在播放这一环节，着力形成产业链，才可能做大做强。

    据介绍，我国第一批动漫专业的本科生今年7月才能毕业，现在大部分从事动漫事业的人都是从其他领域转过来的，从动漫“发烧友”成长起来的，中国动漫产业缺人才，尤其是创造型人才。像这样的整体状况，这样的素质，要发展中国的动漫很困难。如果没有创造型的人才，这个产业只能是祖放型的产业。

    有专家形象地说，动漫艺术是一条河，人文与技术是这条河的两道护堤。我们要在人文关怀中关注技术的发展，在技术发展中深化人文关怀。动漫的背后有着很厚重的人文内涵，只有处理好人文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动漫这条河才会充满活力。

    动漫是基于技术文明的产物，现代科技催生了动漫之“动”，而这种新兴的技术文化仍然要承载人文关怀。表面看，动漫空间只是一个文化的产业空间，但是，现代的人性在这里得到孕育，并悄然成形。动漫空间里，有人文与技术的生态关系的综合呈现。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虽然计算机、摄影摄像等技术可以超越国度，但是，哪怕我们拿着同样的相机，但由于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拍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不一样。同样的花木兰，美国人作了美国式的翻版和改造，如果是中国人处理，相信从造型、音乐，到对人性的理解等都会不一样。这背后，就是人文精神在闪耀。

《人民日报》（2005.6.6）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中国早期绘画，主要建立在“应物象形”“象人”“象物”“图形”这些观念上。中国绘画最早的传统是写实、写形、象人、象物。中国画具有写形、象形之历史传统，虽然文人画重写意简笔，但仍有写实工笔的意蕴存在于中国画的形式和精神之中，否则，中国画会拒绝西式素描、明暗造型等手法，而西方之古典写实方法在中国也会水土不服。无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教学与创作体系，还是周昌谷、方增先等人的新浙派人物画，都较为成功地将西方写实因素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推动中国画的现当代革新。如果中国画本身没有工笔写实的历史传统和白描、色彩晕染等方法，这种结合就没有基础，这种革新也就不会成功。

    中国美学精神又有言志表情的传统。先秦至汉魏美学，将诗歌、音乐和书法都看成是心灵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汉魏六朝绘画美学虽然主形和重形，但是心志论和情感论美学精神对于绘画仍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观照”，以及南朝宗炳的“畅神”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观念中。顾恺之、宗炳、谢赫都是著名画家，他们在强调写形、象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写形状物的精神表达，即更高的精神与心志内容的要求，就是要以形“写神”“传神”，还要“畅神”，借以达到最高的美学标准“气韵生动”。

    对“意”的表达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意存笔先，画尽意雀”。苏轼进一步发展了士大夫画观即文人画观，强调以画达意，以诗适情。而到元代倪瓒，更鲜明地提出“聊以写胸中逸气”。此外在创作中，唐代王维提出水墨为最上，五代董源、巨然，到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再到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四王，水墨写意成为主要表现方法，写意自然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

    中国画家和理论家辩证把握了主体与客体二者的关系，既强调写形，也强调传神；既强调写实，也强调表意。用南朝姚最《续画品》中的话叫“心师造化”。由于中国文人水墨画具有写意特征，所以在20世纪初，当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被引入到中国时，林风眠等人开辟中西结合的另一道路，即将中国写意笔墨同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相结合，创造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画。中国画的本性中所具有的象物写形及水墨写意的双面特征，既辩证地解决了创作中的主客体精神哲学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中国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20世纪初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中国画既能够吸纳西方古典写实和素描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水墨人物画，又能够融合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语言特征，创造新的现代艺术。

（摘编自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生存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深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更改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更改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幽凤·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普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调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忱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鮮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彩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不仅用于书面阅读，而且用于口头传播。我们现今除了品读、书写之外，还可以吟诵和歌唱。吟诵的本质是强化诗词固有的声韵美，更好地体味诗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说是“因声而入情”。吟诵带有强烈的自主体验性，每个人的吟诵都可以与他人不同，非常适合自主实践。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着诗乐结合的传统，现代的作曲家们也给不少的诗词名篇重新配乐谱曲，让它们可以用于歌唱。声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诗词，能够让古典诗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弘扬古典诗词的当代价值》张巍）

    中国人以“山水”作为自然的指代，不只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更是对于自然的诗性感知与发现。

    从上古至秦汉，山水或是作为神仙居所，或是作为祭拜对象，或是作为通向“道”的媒介而存在，那一时期的山水图像只是一些零散的山石、树木。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文人官宦在道、释、玄的思想驱动下，萌发了一股强烈的重返自然的激情与热望，原本作为“自在之物”的山水因此成为一个新被发现的审美对象，成为一种凝结着生理舒适感与视觉悦目感的现实而具精神性的空间。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从此生长出山水之乐。山水也逐渐从宗教画和故事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成为绘画主体；作为自然情愫图像表达的山水画，以山川景色为载体实现着人们皈依自然的情感诉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在洛神与曹植的身影背后描绘着树石流水、河岸远山，它们为这一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铺设了“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的自然空间。

    美的目光同样诱导着唐代的自然情愫。唐人富有诗人气质，他们用浓酒般的热情拥抱山水，也用唐诗般的浓情把丘壑林泉之美渲染得淋漓尽致；他们敏感而多情，纵情于现实山水。青绿山水技法语言的成熟也为将这般美景描绘得绚丽多彩提供可能。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即是用江天一色、波光万重、轻舟荡漾、巉岩幽岭、松竹掩映、桃红椿绿、水榭朱栏等，烘托出日丽风清的江岸美景；而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所表现的本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皇出逃、避难入蜀的窘迫经历，但却也一定要把那蜀地山水画得群峰竞秀、山花争妍。

    晋唐以来观看山水的美的目光，在五代时期被注入探究自然的理性意识，及至北宋形成尚理的自然情愫。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家用现实而具体的地理样貌来表现“图真”的山水。荆浩、关仝等所代表的北派山水以石质坚凝、重岩叠嶂的北方山水为原型，描绘崇山峻岭、千岩万壑的壮美气象。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派山水，以峰峦平缓、草木繁茂的江南景色为原型，表现轻岚淡烟、平淡天真的山水意境。无论北派、南派山水画家，都借对自然的逼真描绘，来表现他们对自然带有敬意的理性思考。

    元代画家在对自然的凝思中获得内在心性的独特体验，自然情愫的表达也便成为文人逸气的抒发。这种笔墨的独立性在明清山水画家手下被进一步强化，自然山水的许多生动细节就被忽略，山水图式中的笔墨就仿佛一种对于自然的情感诉说。中国山水的图像表达也就从晋唐时期的自然写实嬗变为一种自然象征，山水画所表现的自然情愫也就从晋唐时期的美的发现嬗变为一种自娱与遣怀。

    然而，虽历经嬗变，“天人合一”的文化感知方式却一直贯穿在中国山水画家的自然观照之中，他们视自然为知己，不仅身即山川，而且精神与之往还，他们永远“在”自然。

(摘编自牛克诚《山水画：中国人自然情愫的图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