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说文解字》：“书，箸也。从聿，者声。”《释名·释书契》：“书，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广雅·释言》：“书，记也。”简言之，书者，用笔记事，用笔说话也。记事在先而说话在后。文字之发明首先用于记事，最早记事是“史官”用笔（聿）书于简册，是谓“策书”。《书·顾命》：“太史秉书，御王册命。”此书即记事，记载前事之册书。大册为典。而所谓大册，就是庄子所谓“先王之陈迹”，就是《尚书》所载“典、诰、誓、命、训、谟”之属，《诗经》之“大雅”及“颂”等。《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开始用简记事，或者说我国以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历史是商代开始的。

    春秋以降，人文发育，精神自觉之后，人们开始用笔说话，用笔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真正意义上的书由此诞生。孔子师生集团把左史右史们所记“先王之陈迹”编辑（“论”、“次”、“修起”）为“经”，以开化、指导后人。他们把左史即太史所记占筮档案编为《易经》；把右史即内史所记先王之“事”、之“志”、之“行”，分别编为《书经》、《诗经》和《礼经》。孔子等为什么从无数的简册或曰原始记录、原始档案中选择出此四种，进行编辑，进而把它们上升为经典呢？

    原因很简明：《易》旨在追寻生命的由来，探索“性命之理”，“幽（阴）明（阳）之故”，旨在明“天道”，预知天意，以期得到上天的帮忙护佑。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天道可知”。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庄子·天下》），我们了解氏族先王（圣人）之“事”、之“志”、之“行”，就可以启迪智慧，提高修养，像“先王”圣人那样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故可以把其价值意义概括为“圣人能及”。又何以证明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孔子在“论”、“次”、“修起”三项工作基础上，又做了第四项工作：“作”，作《春秋》。孔子以他所居鲁国的史实为《易》、《书》、《诗》、《礼》四经，即为“天道可知，圣人能及”八字提供事例史证。于是中华原典“五经”——中国最早的书终于诞生。“五经”的诞生是孔子师生集团为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的所有产品均由之产生，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由之逐渐形成。

    经以载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随之，解释“经”的“传”，实践落实“经”的“子”，相继问世。“传”者即《礼记》、《左传》、《公羊》、《谷梁》之类；“子”者即《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之属。而“子”以孔子为首，包括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至汉代董仲舒、淮南子之流，释（佛）子最后参入。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的思想理论大体系构成了，中国经书的大体系构成了，国学的核心构成了。

（选自“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序《开化的要津，进步的阶梯》，作者张辛）

    李白诗的语言弹性，他的修辞、句式和篇章组织的生命感，都是与渗透于其间的诗性直觉和用典密不可分的。直觉与用典，是诗学领域的两种文化现象。一般说来，直觉是始生性文化现象，用典是再生性文化现象。比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直觉。但据传他梦见族弟谢惠连，似有神助而拾得此句，因而李白《送舍弟》云：“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这就成了用典，成了对谢氏直觉的再生性处理。钟嵘《诗品·总论》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里的用事即用典，直寻即直觉。但钟氏的话带有片面性，好诗是不废直觉，在不少场合也不忌用典的。关键在于如何用。直觉的文化密度较疏，用典的文化密度较密，诗中的文化疏密度应该得宜。更重要的是，直觉须具精神深度，直逼事物本原；用典须能点化，化出文化真趣。

    李白为诗，讲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神韵，因此直觉在他的诗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以山水为友，总能以一种不隔、不俗的心情体验山光水色，常常凭着瞬间的直觉，把带着自然露珠的新鲜意象采入诗中。他这样写《对雨》：“水纹愁不起，风线重难牵。”他这样写《晓晴》：“鱼跃青池满，莺吟绿树低。”水纹不起，你何必发愁？风线难牵，你岂能感到它重？这些不可言喻的感觉，都是把风线水纹牵系着自己感觉神经所致。雨后初晴，清池积雨而满，绿树淋湿而低垂，但是迎着晓光已是鱼跃莺吟的生命欢快，诗人已经以直觉切入自然界的生命节奏之中了。他这样写郊外：“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寻雍尊师隐居》）他这样写县府衙门：“山鸟下厅事，檐花落酒中。”（《赠崔秋浦》）在郊外，他体验到青牛趋暖、白鹤栖高的情趣，直觉到大自然饶有意味的沉默。在县府衙门，他体验到无为而治的县令公事清闲和诗酒兴浓，竟然与花鸟同乐了。由于他以直觉拾取清新的意象，有些诗行几乎语语珠玑，带有自然的光润性。

    直觉的魅力，在于它抛开某些文化杂质的拖累，还原出诗的天然本性和天真情调。面对这种天然纯真，人们当会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思无邪”。也就是说，直觉的本质在于真，它卸去了某些文化化妆。如《越女词》其三：“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采莲女笑入荷花去，是一幅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何等鲜丽的画面。她竟然会“佯羞”，但人们不会因其“佯”而觉得在作假，反而觉得她胸无城府，脱口而出，天真无邪。作诗作到这个份上，也可谓化境矣。

（摘自杨义《直觉的魅力与流水用典》）

    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楼宇烈

    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不一定只靠孔子学院，其实交流的途径还有很多，交流的内容也很丰富。说到“软”实力，软在我们理不直气不壮，我们总是去迎合别国的口味。传播中国的文化，就应该以我国文化为主。每年都有交流团出国，但许多人的指导思想是要迎合别国，而别国却恰恰不需要迎合。来中国交流的外国人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借鉴学习。有一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许多东西都是模仿、抄袭，没有自己独创、独立性的东西。也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存在模糊、片面的理解，有的人甚至根本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者就曾说过：“中医阴阳五行的那套说法，打死我也不会认同的。”我们给外国人讲阴阳五行，有的一下子就接受了；给中国人讲，国人反而听不懂。我们还有什么地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了呢？有人说我们的国乐走出国门了，但现在中国的乐律其实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西洋的乐律了，我们其实没有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东西传到国外。

    ②经济全球化后，信息交流更方便快捷了，古代流行的东西可能要过几十年、几百年才能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现在只要几秒钟全世界就都传遍了。文化会不会趋同呢？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人为追求时髦，把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抛弃掉了。有些学者主张文化要寻根，不能把根丢掉。我很赞同这个观点。跟世界接轨不是消除自己的特点，而是要让现代人认识、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也不一定要普遍接受。我们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例如，有的东西一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想尽办法要把它变成全民文化。我觉得越是这种文化就越是小众的，把小众的文化变成大众的，无形之中这种文化就被搞没了。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绝如缕就可以了，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一下子把它变成大众都热热闹闹搞的东西。不求轰轰烈烈，但求不绝如缕，这是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看法，这样它才能保留今人要借鉴的东西。

    ③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除了艺术之外，还有中医。中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国外从事中医事业的人比国内的要多，其中很多人是从国内出去的，也有外国当地的。中医现在在世界上除了中药没有被完全认同外，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心理治疗都被普遍接受。有一个自然医学派，其理论都出自中医，它七条总的原则跟中医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治病要找原因，不能只找它表现的症状；医生不应该只是开药的，而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生活的老师。有一次，我在中医会上提出，重要的不是强调中医的“技”，而是强调它的“道”，要传播中医文化，而不是只偏重中医治疗。

    ④中国其实有很强的文化软实力，但在文化传播的时候只是从“艺”和“术”的层次出发，没有从“道”的文化层次去全面考虑。中医文化里面也不要只是宣传怎样治病，而是要让人不得病，中医文化的核心是养生文化。中国文化里的儒、佛、道、医、武都有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文化应该是融会贯通这五家文化的产物。得了病去治好，还是不得病好呢？当然是不得病好，所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选自《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的方式，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从“考试式学习”向“破案式学习”的过渡。

    此话怎讲？

    过去的学习，知识的门类是固定的，问题也是清晰的。而且这些知识都已经被体系化，以文字的方式确切地写在经典里，你只要去学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求知方式应该是勤奋、专精、系统化地学习，而学习效果由各种各样的考试来衡量。这种学习模式被称为“考试式学习”。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有过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传统社会显然更需要刺猬式的专家，但是今天，“考试式学习”模式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第一，人类的知识总量已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消化。第二，知识的确定性正在丧失。知识本身在频繁更新，今天还是共识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对了。问题越来越多，但是确切的答案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美国顶级畅销书作家庞德斯通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开脑洞的办法：除了专长之外，你要尽可能多地、碎片化地掌握一些知识的皮毛，不用系统，不用深入。

    过去的知识是固化的，学习者跟它的关系，有点像人和财富，是占有关系，占有得越多越富有。但是现在不行了，知识多到你根本就占有不过来。

    打个比方，过去水很少，而自己这个容器很大，往自己这个空桶里装水，当然是装得越多越好。而现在，水已经多得像大海，你就别想往身体里装了，学会在水里面游泳就好。

    不管什么知识，都成了你踏入未知世界的踏板。一个片段的知识，会成为你求知路上的援兵，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的接应。它不是答案，但它是通向答案的钥匙。

    还记得那个爱下围棋的数码工程师吗？过去，围棋只是业余爱好，但是现在，正因为他对两边都懂一点，所以，击败人类棋手的人工智能AlphaGo才可能是他开发的啊。

    那些一鳞半爪的知识，孤立地看可能没有用。但它极有可能在机缘凑巧时，填补一个你认知世界的空白维度，那它就是价值连城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的时候。他马上判断出他是一个从阿富汗回国的军医。为什么呢？因为华生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同时还有军人气概，那他肯定是个军医。左臂动作僵硬，说明刚刚受过伤。那当时什么地方刚刚打完仗，有可能让一个军医受伤呢？阿富汗。所以，结论就出来了。

    你看，福尔摩斯只需要一个片段的知识——阿富汗刚打完仗，就足以让他完成一整套推理。他并不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这场战争。

    这就是“破案式学习”。过去的学习，是面对已知的学习。现在的学习，是面对未知的学习。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选自《青年博览》2019年第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