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让世界无奈于我

沈青黎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而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的姿态自居，对自己的身份若即若离。而究其原因，是因为“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像许多同行那样执着于自己的身份，始终怀有“出离心”，懂得用内省的方式看自己。

    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却经常以戏子自居，他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他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是常有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号。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了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价钱他也不演，但一旦接下一部，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于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于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应该有自己的神韵，必须要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楚汉传奇》拍了六个月，陈道明就把里面的几套戏服穿了六个月，拍完戏回家，他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期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拍完戏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他自己。

    圈内的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钱，那其他演员会请些什么人？这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那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做一个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的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比如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天冷里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选自《读者》，有删改）

马云的大时代

章苒

    1982年，陕西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上发表。有个瘦小的年轻人在杭州火车站的一个角落，一口气把这篇小说读完。18岁的马云，那时刚刚从蹬三轮车的临时工升格为收发信件的助理——仍旧是临时工。被文学作品鼓舞着，他认真参加了第二次高考，数学只得了19分。一直到1983年，马云还在复习。

    按照世俗的眼光，那几年，马云就是最失败的人：高中复习班怕影响升学率，不要他；从小梦想当兵，去应征，身高体重不够；考警校，被拒绝；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面试肯德基，20多个人全录取了，只有他被拒绝。只有英语还在给马云信心，学校的英语课是语文老师教的，上午现学两小时，下午就来教。马云觉得不行，自己带上一群同学，早上5点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门口集合，给老外当免费导游学英语。一群老外“前仆后继”，于是就“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马云——尽管没有出过国，马云却成了半个海归。

    1984年，马云考进杭州师范学院。英语课上他一开口就震惊了全班，那种“舍我其谁”的“范儿”让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那时学生会的建设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一天一个点子，搞排球比赛，组织辩论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附近高校学生会的同学都认识马云，他一来就是借东西，最多的一次，去6个学校借了设备，好在马云当过三轮车夫，骑车是他的强项。油印的杭师院校报里这样描写他：“咬一咬牙，他骑车飞得更快了，啊，年青人，热血沸腾！”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马云越来越有做一点事情，与时代合拍的冲动。从倒小商品到创办中国黄页，他就是个骑着自行车，精力旺盛的小微企业主，半个杭州的企业都被他敲过门拉过广告，不过绝大部分人都把他当骗子。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即使马云在他办公室说了一上午，也没有“上当”。“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阿里巴巴创办时这句口号，其实在长达数年时间里一直是马云心底的呐喊——多少年后这个梦想实现了。有一阵子马云去外面吃饭喝茶，常有人默默替他结账，留下一张纸条：马总，谢谢你，我在你这里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中国黄页有段时间被商务部看中，一个人月薪几千元，给政府办电子商务网站。那时大家都想，这下总算熬出头了。马云却不这么认为。对于那个被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改变的大时代，他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预见和规划，于是，草创了阿里巴巴。

    如果说金庸是在用武侠写成人童话，马云就是在一家企业里构想属于自己的成人童话。

马云前一阵一直追在几个高管后面，吃饭时不停地说快递员有多不容易，能不能建一个系统让快递员轻松起来，结果菜鸟物流就这样诞生了。银泰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沈国军本来干得好好的，一激动辞去了银泰集团的总裁职务，转而接手菜鸟物流的首席执行官。

    颠覆了零售业，颠覆了物流业，下一个是银行业。公司有高管受不了，问，还有完没完？马云回答：一个公司是不是伟大，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要看它有没有为社会解决问题。

    阿里巴巴拿到第一笔500万美元风险投资以后，有一次一个分析师让马云到北京见一个人，但这个神秘人物要求不透露身份。马云推开UT斯达康北京总部一个会议室大门的时候，吓了一跳：吴鹰、张朝阳、王志东都在，而且西装笔挺。马云开口讲了三四分钟就被打断了。神秘人物问：“你要多少钱？”马云说：“我不要钱，我现在有钱。”“你一定要花我们的钱！”这就是传说中马云面对软银董事局主席孙正义那6分钟。孙正义赌的是马云这个人和对于互联网未来的预言。孙正义还赠送马云另一个预言：你会成为杨致远那样的人。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更快到达美好未来的工具。马云看清了这一点。他今天的工作，就是想明天会怎么样。

    马云成为首个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大陆企业家时，阿里巴巴正如日中天。他这时要搞淘宝，大家都反对，谁会从网上买东西？马云说，我们不会，但是我们只要等80后、90后成了消费主力就可以了。

    2013年，49岁的马云突然宣布退休。因为想到了阿里巴巴以后怎么办。他要确保没有马云，阿里巴巴仍然是一家代表年轻和未来的企业，永远拥抱变化。如同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所言：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也许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阿里巴巴注定属于未来。而马云，来自未来的某个大时代。

（摘编自《新华网》）

    1949年，北平解放，百废待兴。李德伦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队购置设备，广揽人才，四处奔走。这已超越他作为中央歌剧院指挥的权限。他的努力，为中国交响音乐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3年，36岁的李德伦撇下妻小赴苏联留学，一去就是四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世界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1957年秋，李德伦学成回国，担任中央乐团指挥。之后多年，他率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把这西方音乐的经典，介绍给广大听众。他也曾率团到港澳、朝鲜、日本等多个地区和国家演出。又先后到苏联、芬兰、捷克、古巴、卢森堡、德国、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等国访问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对乐曲的深刻理解，独特的阐释以及指挥中的才气与灵气，使得国外的同行为之折服。他成为我国享誉中外的国际级指挥大师。

    突如其来的“文革”，神州罹难。李德伦这双创造美、复活美、播洒美的大手，拿起了改锥、扳子，练出一手修自行车的手艺，他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在这场劫难中，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使李德伦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生命死亡和灵魂丧失的考验。这条回回汉子，巧妙应付，从容迂回，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断其刚。他把大写的人字，写得更有光彩、更为淋漓。

    当神州恢复澄澈时，李德伦已过耳顺之年。他经营了40余年的中央乐团，正常的排练演出已经屈指可数。一种焦灼的使命感驱使他义无反顾，一心要让中国交响乐重回大众耳畔，重新走向世界乐坛。他不顾多病体衰，不顾因肾癌而摘掉一个肾以后体虚乏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1977年3月26日是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李德伦给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计划举办大型演出。这次演出仿佛一声春雷，爆响世界。世界上音乐人群惊诧不已，惊喜万分。李德伦给中国交响乐打开了新的命运之门。

    国门大开，流行文化充斥市场，人们沉浸在流行音乐的浮躁中，一切空间，一切媒体都成了流行音乐的舞台。那虚假的“沉醉”，缺少品位的“粗豪”，被人模仿、追逐。五千年文明古国出现了文化滑坡的趋势。李德伦忧心忡忡。他无意去否定时尚，却不能不关心流行浪潮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浮沉与走向。雅与俗，不等同于艺术上的优劣；而粗俗、恶俗，从来不属于俗文化的主流。李德伦又开始构思一个中国音乐界的“史无前例”。

    这场《交响乐之春》的大型音乐会于1987年3月1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演出阵容庞大，完全是挑战极限：11个音乐团体，810多名演奏乐手。指挥均由以李德伦为首的国内顶尖级的指挥家担任。《交响乐之春》共演出两场，场场爆满。特别是当李德伦指挥810多名乐手的大乐队，奏起《春节序曲》和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时候，观众已整个消融在那双巨手创造的“天籁”之中。这场音乐会，被报纸誉为“曲高和众”、“八百勇士壮举”。

    北京当时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特别是适宜演出交响乐的场所。为了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内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高雅音乐的殿堂，他亲自考察、策划、上下奔走，从设计到施工，事一无巨细，都亲历亲行。这个工程开工仅有100万元，历经了3任文化部长，终在1986年完工，前后耗时等于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长。李德伦身后矗立起一座音乐届的丰碑——北京音乐厅。李德伦在建厅之初，留下一句话：这里不演流行音乐。这句话至今为音乐厅经营者所恪守。

    2001年10月1 9日零时39分，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最杰出的艺术大家阿卜杜拉•阿齐兹•李德伦先生归真，享年84岁。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一个个远离了我们，丁峤、李超、王连芳、马坚、马松亭……他们最终化为历史上一段段辉煌。

    但是，他们之所以为举世人崇敬仰慕，难道仅仅是那点儿学问、才能？

（节选自《中国交响乐之父——回族文化大师李德伦》，作者李佩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40年，李德伦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小提琴。1943年，到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当指挥。建国后，李德伦先后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李德伦多次在国内指挥演出，多次应邀赴欧美各国访问演出，并任客座指挥，享有世界声誉。

（《百度百科》）

②担任中央乐团指挥期间，李德伦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与发展。他在北京、天津、广州等20多个城市组织乐队训练、演出，促进一些地方乐队如北京、山东、内蒙乐队的建立及北京音乐厅、广州音乐厅的兴建。并到全国各大学，工厂及机关团体举办“交响乐讲座”。

（中国音乐家网《李德伦》）

一个坚定的叛逆者

    ①大夫第在浏阳的市中心。浏阳人说，到浏阳，不可不到大夫第。因为大夫第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更是戊戌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的故居。

    ②大夫第建于明朝末年，在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得以大规模扩建。因谭继洵地位显赫，当地人称之为“大夫第”。现存的建筑仅仅是原来的一小部分，但也有近八百平方米。今天，外面的街道已经是现代化的闹市，而一走进大夫第的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空。在雕梁画栋之中，在从天井射进来的丝丝柔和的阳光之中，还能不能寻觅到谭嗣同矫健的身影呢？

    ③其实，谭嗣同生前在大夫第居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他出生在北京，青少年时代大多陪伴父亲宦游在外。随着父亲任职地方的变化，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回湖南老家几次，都是短暂的居住。但是，谭嗣同很喜欢这座老宅，他给自己的房间取名为“石菊影庐”。所谓“石菊”，也就是浏阳闻名全国的菊花石，因石头青灰如玉，有雪白的花瓣状似菊花，故名。谭嗣同的著作“旧学四种”之一便取名为《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喜欢使用菊花石制作的砚台，并写过多首砚铭，在友人之间唱和。菊花石的纯洁和坚硬，不正是谭嗣同自己品格的象征吗？

    ④虽然经过了百年风霜的洗礼，大夫第的精美与讲究依然让人叹为观止。每一扇门窗上面都有细腻的木雕，鱼儿像在水里游动，鸟儿像在空中飞翔。遥想当年的街道上，除去这家豪宅之外，大概一般都是低矮、阴暗、破败的民房。大夫第内的主人，位居一品，当然是冠冕堂皇；大夫第外的世界，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不算贪官，一生保守而谨慎，但官位到了那一级，制度自然会给予他这样的房产和其他一切物质利益。作为谭家公子的谭嗣同，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享有大夫第里的醇酒美人，而毅然选择“叛徒”的身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

    ⑤有关心灵的奥秘，是难于言说的。谭嗣同曾经跟随父亲在陕西赈济灾民，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见难民作种种状，悚然忆及去年家乡之灾。幸有人焉以维持之，不然，大乱一作，惨毒当不止此。……又自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犹曰优游，颜之厚矣！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

    ⑥这里，谭嗣同隐然具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苦难对比中产生严重的“不安”心理，从而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享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究竟有那些？这时候，一扇一扇的门次第打开了，光芒射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也是一种“觉”和“悟”，与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相似。谭嗣同推开了大夫第的窗户，也推开了自己心灵的窗户。有一种等待是上苍专门为自己设定的，人的命运便是欣喜地向它奔跑过去。

    ⑦漫步在大夫第内，徘徊在石菊影庐前，寝具、书桌和笔墨犹在，而主人早已离去。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微妙的，父亲忠于传统，忠于僵硬的专制秩序，却清楚地知道儿子惊世骇俗的才华和冰清玉洁的人格。谭嗣同虽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平坦的仕途，却依然对父亲拥有那一份天生的血缘之爱。在他决定为失败的变法事业献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父亲。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封痛斥自己“不忠不孝”的信件，借以让朝廷日后在清查家属时，不至于连累父亲。而父亲呢？在儿子遇难以后，谭继洵被从轻处罚，提前退休回到浏阳，回到大夫第。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说明谭继洵的内心是雪亮的：一天，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因为想念死去的丈夫，禁不住在房中哭泣。谭继洵经过门外，听见哭声便止步劝说道：“媳妇不必悲伤，别看我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但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呢！”

    ⑧阳光透过窗框，投射到青石板铺就的光滑的地面上，宛如顽童涂抹的小方格。多少人的脚步，沉重或者轻盈，在这块地板上走过。许多年前，一个坚定的叛逆者，走过长长的天井，鞋底带着天井里的青苔。

    ⑨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老化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都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受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通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版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

（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