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与手

欧·亨利

    在丹佛车站，一帮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BM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她身边摆满了有经验的旅行者才会携带的豪华物品。在新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唯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子。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脸上即刻浮现出妩媚的笑容，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他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

    她不解地张开双唇，力图缓解难过的心情。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察看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森维茨监狱，我将因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7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钱总是生翅而飞的。你也清楚在华盛顿是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我发现西部是个赚钱的好去处，所以——，当然警长的地位自然比不上大使，但是——”

    “大使，”姑娘兴奋地说道，“你可别再提大使了，大使可不需要做这种事情，这点你应该是知道的。你现在既然成了一名勇敢的西部英雄，骑马，打枪，经历各种危险，那么生活也一定和在华盛顿时大不一样。你可再也不和老朋友们一道了。”

    姑娘的眼光再次被吸引到了那副亮闪闪的手铐上，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另外那位来客又说道，“为了不让犯人逃跑，所有的警长都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埃斯顿先生是懂得这一点的。”

    “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在华盛顿见面?”姑娘问。

    “我想不会是马上，”埃斯顿回答，“我想恐怕我是不会有轻松自在的日子过了。”

    “我喜爱西部，”姑娘不在意地说着，眼光温柔地闪动着。看着车窗外，她坦率自然，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妈妈和我在西部度过了整个夏天，因为父亲生病，她一星期前回去了。我在西部过得很愉快，我想这儿的空气适合于我。金钱可代表不了一切，但人们常在这点上出差错，并执迷不悟地——”

    “我说警长先生，”脸色阴沉的那位粗声地说道，“这太不公平了，我需要喝点酒，我一天没抽烟了。你们谈够了吗?现在带我去抽烟室好吗?我真想过过瘾。”

    这两位系在一起的旅行者站起身来，埃斯顿脸上依旧挂着迟钝的微笑。

    “我可不能拒绝一个抽烟的请求，”他轻声说，“这是一位不走运的朋友。再见，费尔吉德小姐，工作需要，你能理解。”他伸手来握别。

    “你现在去不了东部太遗憾了。”她一面说着，一面重新整理好衣裳，恢复起仪态，“但我想你一定会继续旅行到内森维茨的。”

    “是的，”埃斯顿回答，“我要去内森维茨。”

    两位来客小心翼翼地穿过车厢过道进入吸烟室。

    另外两个坐在一旁的旅客几乎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其中一个说道：“那个警长真是条好汉，很多西部人都这样棒。”

    “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担任一个这么大的职务，是吗?”另一个问道。

    “年轻!”第一个人大叫道，“为什么——噢!你真的看准了吗?我是说——你见过把犯人铐在自己右手上的警官吗?”

爱情与逻辑

马克斯•夏尔曼

    我在法律学院读书。我深知，一位贤惠的妻子对于我今后的律师生涯至关重要。我对波莉垂青已久。但她在聪明这点上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急需提高她跟我的匹配度。

    第二天晚上，我便约波莉出来。我们坐在学校的一颗橡树下。我给她开了一门逻辑课。“逻辑，”我清了清喉咙说，“我们先来讲‘轻率归纳’．你不会讲法语，我不会讲法语。由此得出结论：明尼苏达大学里谁也不会讲法语。”

    “真的吗？”波莉兴奋地说，“没人会？”

    我憋住一肚子怨气：“波莉，这是谬误。结论下得过早，证据又不足。”

    “接下来一个谬误叫做‘转移论题’．有个男人想来申请工作。老板问他的资历怎样，他回答说家里除了老婆还有6个孩子。老婆是个跛子。孩子们没吃没穿。屋子里床都没有。”

    波莉那桃红色的脸颊上滚下一串泪珠：“啊，太可怜啦。”

    “唉，是太可怜啦，”我应声附和道，“可这不足以为论点呀。那男人对老板关于他资历如何的问题避而不谈，却又想求得老板的同情。他是犯了‘转移论题’的错误，你懂吗？”

    “你手帕带来了吗？”她已泣不成声。

    我将手帕递给了她。“下面，”我压低嗓音说，“我们来讨论‘类比不当’．学生考试时该允许看教科书。毕竟嘛，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可以参考X光片；律师为被告辩护期间

    可以查看辩护书；木匠盖房子的时候则可以对照设计图。那么，学生考试时为什么就不准看教科书呢？”

    “好主意！”她热情洋溢地说。

    “波莉，这论证全错了。医生、律师和木匠并不是在测验他们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学生却是在考试。这些情况完全不同，你可别把它们混为一谈啊。”

    “现在讲‘假设非事实’．假如居里夫人没有把一张照相板留在装有沥青铀的抽屉里，那么当今世界还不知镭为何物呢。”

    “对，对”，波莉颔首称是。

    我冷冰冰地说，“这个论证是谬误。也许居里夫人会在晚些时候的某一天发现镭，也许别的什么人会发现它的。你不能以一个不真实的前提作为开端，从而引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结论。”

    “下一个谬误是‘违反充足理由律’．有两个人在辩论。甲说：‘我的对手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的话一句也不可信。’波莉，想想看，错在哪儿？”

    “这是不公平的，”她气愤地说，“人家还没有开口，就被骂成骗子。那人家还有啥机会辩论呢？”

    “正确！”我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波莉，我为你感到自豪。”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总算没白费。我们的关系由逻辑改为浪漫的时候到了。

    “波莉，”我们再次坐在那棵橡树下的时候，我说。

    “亲爱的，”我笑容可掬地说，“我们已经在一块儿呆了五个晚上了。相处得很融洽，显然是情投意合。”

    “轻率归纳。”波莉欢快地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

    “轻率归纳。”她重复了一遍。“咱们只碰过五次头，怎么就说是情投意合了呢？”

    这小淘气学得倒挺不错。“亲爱的，碰五次头够多了。你要知道一块糕是好糕，总不必把它吃光吧！”

    “类比不当。”波莉脱口而出，“我不是糕，我是姑娘。”

    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波莉，我爱你。你对于我是整个世界。我的宝贝，请说一声你跟我。要不，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我会消沉下去，我会饭菜不进，我会变成一个两眼凹陷、步履蹒跚的废物，到处流浪。”

    “转移论题。”波莉说。

    我咬紧牙关，说什么也得保持镇静。

    “嗯，波莉，”我强装笑容地说，“你已经把谬误都学到手了。”

    “这话一点不错。”她说着使劲点了点头。

    “是谁教你的呢，波莉？”

    “你呗。”

    “对啦，你得感激我才是，亲爱的，要是没我，你一辈子也别想晓得这么多谬误。”

    “假设非事实。”她迫不及待地说。

    我抹了抹眉头上的汗水。“波莉，你别这样死心眼儿了。这些不过是课堂上的骗人之术。

    你可知道，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与生活是不相干的。”

    “外延扩大。”她顽皮地向我摇着手指。

    我暴跳如雷：“你到底跟不跟我？”

    “不跟。”她回答说。

    “为什么？”我问。

    “今天下午我已答应过佩蒂（波莉的另一个追求者），说我跟他。”

    我气得脚跟也站不稳了，“这骗子！”我尖叫着，“别跟他，波莉。他会撒谎，讲话从不算数。他是个骗子。”

    “违反充足理由律。”波莉说。

    “好吧，”我说，“既然你已成了逻辑学家，那么请问，你跟佩蒂的逻辑原因何在？”

    “他有温度。”

（选自《爱情与逻辑》，有改动）

二十年后

【美】欧·亨利

    瑟瑟的寒风夹杂着雨意，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梧，却不带傲气，俨然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形象。

    走过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幽暗的五金店的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了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

    “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 “二十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事情说给你听听。二十年前，这家店是一家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馆。”

    “餐馆早五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门道里的那个人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雪茄。火柴光一亮。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脸色发白，目光倒炯炯有神，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二十年前的今晚，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厅吃饭。我们俩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多年来亲如兄弟。那时我十八，吉米二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那天晚上我们约定，二十年后，都将在此地、此日、此时再次会面。”

    “这事倒挺新鲜。时隔二十年才又见上一面，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警察问。

    那人答道：“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但我相信，只要吉米还活着，他肯定会来赴约的。”等朋友的人掏出一块漂亮的表，表盖上镶着小宝石。

    “十点还差三分钟，”他说，“我们在这餐馆分手的时间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

    “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好了。他是个大好人，只是有点死板。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人总是墨守成规，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

    “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

    “不会。”那人说，“我至少多等他半个小时。只要他还活着， 他肯定会来。再见， 警官。”

    “再见，先生。”警察说完，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天下起了濛濛细雨，风也越刮越紧。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

    他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

    “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

    “吉米·韦尔斯，你来了呀！”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了起来。

    “哎呀呀！”刚来的人也高声叫，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果然是鲍勃。我只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唉，二十年，可真不算短呀！鲍勃，老饭馆拆了，要是如今还在，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在西部混得怎么样，老弟？”

    “好极了！一切如愿以偿。你变多了，吉米。奇怪，你怎么又高了两三寸呢？”

    “是呀，二十岁以后我又长个儿了。”

    “在纽约过得不错吧，吉米？”

    “还过得去。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走，鲍勃，我领你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咱们叙叙旧。”

    两个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味地听。

    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到了灯光下，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

    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松开手臂。

    “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惊叫起来，“二十年的时间的确长，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个扁鼻。”

    “二十年足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鲍勃，你已被捕十分钟了。芝加哥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放老实点，知道吗？老实才聪明。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你到那儿窗户下看，是巡警韦尔斯写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刚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

    鲍勃：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我不便自己动手，便找了位便衣代劳。

吉米

（节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唐花瓷地雷

江岸

    爷爷九十高龄了，耳不聋，眼不花，但不时犯糊涂。说来也怪，央视播出“鉴宝”节目的时候，他总能清醒一会儿，陪我们一起津津有味地看。每当藏友的瓷器被专家认可，估出天价，爷爷就摇摇头，指一指屏幕，嚷嚷，就这？就这？

    爷爷是大别山区黄泥湾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因为饥俄流落到冀中平原，参加了游击队。

    怎么了，爷爷？我问。我是爷爷最小的孙子，爷爷最疼我。

    我们过去埋的，都比这个好。爷爷说。

    你还埋过瓷器？埋在哪里？我迫不及待地追问。说实话，爷爷后来虽然官居厅级，却廉洁奉公，没有给我们积攒下任何家产。如果他能够提供个线索，让我挖出一两件宝贝，也算他没有白疼我。

    爷爷不理我。再问爷爷，他糊涂了，仰靠在沙发上呼呼睡去。

    我只好问爸爸。爸爸摇摇头说，咱们祖上一贫如洗，哪有宝贝往地里埋？

    再看“鉴宝”节目的时候，我就长个心眼。到了鉴别瓷器的环节，我趁爷爷清醒，赶紧问，爷爷，这个比你埋的好吧？

    爷爷不屑一顾地说，天壤之别。

    那你后来挖回来了没有？

    挖什么挖，都炸了。

    怎么会炸了呢？

    炸日本鬼子。

    再问，爷爷又迷糊了。

    我只好又问爸爸。爸爸说，你爷爷年轻的时候，是游击队爆破组的，专门埋地雷对付日本鬼子。

    又到了“鉴定”节目时间，我早早坐到爷爷身边。

    爷爷，你不是埋地雷的嘛，怎么埋瓷器呢？

    我们自己做地雷，铁罐不够用，我们就用瓦罐、砂罐，后来就用瓷罐。

    什么样儿的瓷罐，青花瓷的吗？我问。

    爷爷闭上眼睛，呼呼睡着了。

    我长叹一声。不管是什么瓷，用来做地雷，都是暴殄天物。为什么不少做一个地雷，留个空罐子呢？

    “鉴宝”节目开始了。我单刀直入，问爷爷，你们埋的是什么瓷罐，青花瓷吗？

    爷爷点点头，说，有青花瓷，很多种瓷器。我也不懂，东家说是什么钧瓷、汝瓷，最名贵的是那件唐花瓷……

    什么是唐花瓷？我急忙问。

    爷爷不说话了，不该迷糊的时候老迷糊。

    问爸爸，爸爸也不明白。

    我打开电脑，去百度搜寻。原来，唐花瓷产于河南省鲁山县梁洼镇段店村，隋晚期始烧，唐初期烧成，以后断烧至今。唐花瓷是钧瓷的源祖，不少学者及其著述中都把唐花瓷称之为“唐钧”。

    我的神啊，上帝以及老天爷啊，怎么能用唐花瓷做地雷呢？我感叹。

    “鉴宝”节目准时开播。

    爷爷，你还记得唐花瓷什么样子吗？我问。

    怎么不记得？看起来没有青花瓷清爽，黑不黑黄不黄的底子，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蓝，颜色杂一些。

    爷爷说得太对了，网上说，唐花瓷为一种黑地、乳蓝白斑的瓷器，我还专门搜出图片看了。

    爷爷，你知道吗？唐花瓷非常贵重，非常珍稀。

    难怪，别的东家都舍得，就是抱着件唐花瓷不丢手，后来，一咬牙一跺脚，说，为了抗日，拿去吧。……说着说着，爷爷头一歪，迷糊了。

    我和爷爷又相聚在“鉴宝”节目开播妁时段。

    爷爷，你确信那个唐花瓷地雷爆炸了吗？

    爷爷眨巴眨巴眼睛，困惑地说，我还真不清楚。

    你们当时埋在哪里了？

    埋在……爷爷忽然警惕了，狐疑地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要是能刨出来，值老鼻子钱了。

    刨你娘个头！爷爷凶凶地骂一句，一巴掌扇在我的脑袋瓜子上。再问他，他又迷糊了，摇都摇不醒。

（载于《小说界》）

（一）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你是不是—先生？”

赵一曼女士

阿成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

    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兵士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唱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回忆。

    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

    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放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

    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觉得很没面子。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在该党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1936年初，赵一曼女士以假名“王氏”被送到医院监禁治疗。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

    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会这样少。”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勇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