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技艺是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技术，它富含民众的审美观念和思想情感，代表着技艺的精华，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核心。

       “生产性保护”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提出的一种保护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实践，目的在于使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在生活中持久传承。具体而言，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明、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科技、人文内涵。它一般以天然原材料为主，采用传统的手工艺，有完整的工艺流程，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审美意趣。

         在农耕社会，手工艺始于对自然物质的利用和各种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农业耕作所需要的犁、耙、锄，饮食起居所需要的陶罐、簸箕、箩筐，交通运输所需要的担、船、轿，以及织锦、染布、造纸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都留下了手工艺的印记。而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手工艺门类越来越齐全。至明清时期，一方面继承了宋代“巧夺天工”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受西方科技知识的影响，不仅手工门类齐全，技艺精湛，而且各种物品造型精致，装饰繁缛，极具艺术效果，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审美理想。由此可知，传统技艺是顺应生活的各个环节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最初满足人们简单的生活需要到后来满足人们的审美追求，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过程不断调整、完善、创新和发展的。

         作为人类的发明创造，所有传统技艺不只是人们简单的生活所需，更蕴含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情感追求。木雕、石雕、玉雕、泥塑、面塑给人以美的愉悦，剪纸、刻纸、皮影、年画有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文明的传承和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手工艺和手工艺品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是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产生，是人类情感的表达、与艺术、信仰紧密相连，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是人类历史文化延续的见证。它所具有的民生价值、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均是其传承价值所在。

        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较高价值的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对人类来说就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减少，会给人类带来重大损失。因此，融入百姓生活，适应社会变迁需要，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技艺存在的土壤，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近年来，中国的选秀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困局。这既是近年来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问题所致，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接近，观众的印象模糊，难以脱颖而出，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而且，观众对于选秀的形式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又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造成了选秀节目的瓶颈。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赢得了诸多关注和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身份、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来选秀文化发展变化状况的折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新的变化的投影。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一出现就引发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靠选手搞噱头，不靠评委博出位，也不靠庞大阵势的粉丝投票，而是着力于音乐的专业性，力图回到尽可能纯粹的音乐的本质，力图让“好声音”成为唯才是举最重要的砝码。让刘欢、那英这些当代流行歌坛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依据好声音来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进入音乐专业领域深造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不同于让年轻人成为粉丝热捧的超级明星，也不同于让普通人在舞台上一展即毕的走过场。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成为好的歌唱家、艺术家，让选秀不再是一下子就实现梦想，也不是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和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长期的学习努力，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处在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而自身的适应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之中，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却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对于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练，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标举的脚踏实地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瞬间实现的地方，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节目具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几位选手的经历描述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观众。只有真实的努力，梦想才有价值，这是对“纯粹”的另一意义指向，也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中，文化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加强文化传承，而文化的传承要靠人。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正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例如，一位教授的演讲，通过视频可以即时让无数观众收看，但演讲人的感受、感情和言外之意还是会有所流失；缺乏现场氛围和互动，受众的收获必打折扣。还有人认为，书籍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对此也应辩证地看，有了书籍就一定有文化传承吗？现在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去读《论语》《孟子》《尚书》《周易》？又有多少人把握了书的真谛？书籍记录的思想和文化每倒一次手，就可能丢失甚至扭曲一部分信息。文化的传承还是要靠人与人之间以“情”进行联结和沟通，其他的媒介和方式都是工具、手段，只起辅助作用。

    人们传承文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渠道。以色列能成为中东的强国，它靠的是什么？主要是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需要后人发扬光大并赋予其时代意义。

    学者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地位，需要引起重视。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看门人，清楚库存，防止“宝贝”丢失。学者也要成为文化宝库的导游，熟悉其中的“宝贝”，就像导游熟悉景点、路线及其掌故一样。学者还要成为文化传承的警醒者和指路牌，告诉人们每条路将通向哪里。在中华民族奔向“理想国”的漫长征程中，孔子、孟子思考的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要走哪条道路。明朝中叶，当整个国家陷入黑暗时，王阳明几经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提出“致良知”，让很多人看到深埋着的“良心”会照亮世界。可以说，学者在文化传承中肩负着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之路的重任。

    文化的传承既然靠人，自然就是靠“话”——活生生的、人人能上口的话语。目前有关儒、释、道的书汗牛充栋，但平易的话少而艰涩的话多。文化传承的“话”应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听就懂，懂就记住，记住就做。比如“天理不容”“丧尽天良”“天地良心”“知行合一”，都来源于宋儒、明儒，至今还活在老百姓的嘴里、心里。我们需要一大批学者做高深的专业性研究，这样才能不断输送思想养料，但也应认识到，要让思想文化对老百姓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需要将研究成果普及到民众中，防止“术语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

（选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李白的政治悲剧与文学成就

    李白思想以儒家学术为体，道家、纵横家学术为用，杂糅名、墨、法、兵诸家思想，其思想体系之博杂，实属少见。然浸透其骨髓，主宰其一生的，无疑是儒家“亚圣”——孟子的修、齐、治、平思想及其调和儒道两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说。故与先秦至盛唐众多知识分子先入世、后出世的人生选择如出一辙，李白终其一生，均对博取高官、建功立业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愿望而奋斗，但结果既未能自布衣直取卿相、兼济天下，也未能从宦途从容隐退、独善其身，而是栖栖惶惶，终生与失意和挫折为伍。冷静地审视历史事实，李白之所以“怀才不遭”，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人物，除了政治黑暗和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白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首先李白对政治幼稚无知，其大言不切于实际和虚名不适于用。因此，在人生的几次大好机遇中，他均未能把握住，以致坐失良机，徒成悔恨。其次李白志行的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息多变，显然有悖于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雄心壮志，也有颓唐潦倒；既有进取精神，也有消沉意态；既有张扬自我、不卑不亢。也有曲意逢迎、自责自怜；既有爱国赤诚、民本良愿，也有狎妓解闷、泄愤恶念。总之，李白的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早已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碌碌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运。

    可见，诗仙李白一生的主要兴趣其实并不是写诗，而是在于从政。但是作为诗人，他是“谪仙人”。作为政治人物，他却只是个“凡人”，甚至沦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是彻底的失败者。李白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政治才能却总是希望在政治上大干一番，而且是至死不悟，这就必然要导致他四处碰壁，一败再败的悲剧结局。

    也许正是因为政治上惨遭失败，反过来又促使诗人“不平则鸣”，在文学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李白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转移到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时，诗人的爱国赤诚、善良人性、潇洒风神、天赋才情和主体精神则如大江奔海、熔岩乍喷般挥洒自如，并幻化成无数扣人心弦的千古绝唱。

    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熹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杨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科的创立，至今尚不到百年。进入20世纪初期。无论是对于中国哲学文的研究文献的梳理、方法的探索，还是基于传统的现代转化而尝试构建中国哲学体系，均取得一定进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哲学学科最初的建立，可以说是学习和依傍的产物。一方面，它所研究的材料和对建文中国的:另一方面。它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框架主要是外来的。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只不过问题意识和思想框架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进一步丰富了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传统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活跃时期。比如，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描述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又如，汤一介思考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试图构造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等等。在通史之外，无论是断代史还是学派和人物的研究都向纵深发展。以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新材料发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带动了人文学科内部的知识互动。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日益形成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

    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体现在更加重视中国思想文化的固有格局，而不是依赖西方的哲学定义或者既定的思想框架来择取材料、肢解原有的知识体系。经学传统重新被关注就是一个例子。冯友兰晚年特别强调，要重视《周易》哲学研究。其弟子朱伯昆所著的《易学哲学史》，不仅系统梳理了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而且确立了传统经学在中国哲学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后来的学者除继续探索易学哲学之外，还进一步讨论《诗》《书》春秋》等的哲学思想，丰富了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自觉，还体现在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发掘。21世纪之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内在价值的一次系统反思，也是对长期简单以西方哲学框架构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系统反思。经过此次讨论，中国哲学研究者增强了对哲学多样性的认知，认识到不应把欧洲哲学或者美国哲学看作哲学的唯一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更加自觉地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当然，这不等于不去寻求与外部世界的会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新时代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更加急迫。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学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传统，更加平和地处理与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的对话，更加从容地借鉴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中国和世界的会通中确立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在这个背景下，通过继承和借鉴、知识和话语创新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王博《增强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2019年7月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