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扎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札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巡传》记载，祖邀和刘砚“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跳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乌，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凤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我是歌手》已成为国内顶级的综艺节目，虽然参赛歌手基本以流行金曲和炫技高音为竞争手段，但这就是当今华语流行音乐的主流，因此丝毫无碍于吸引数量可观的大众观众。李健的出现，可以说打破了节目的惯常格局：他善于轻声吟唱，不会面红耳赤地升Key拔音；坚持民谣小调，不会投其所好地选择经典口水。这当然一方面会使自己在投票中面临风险，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出奇制胜。事实正好是后者，听惯了高门大嗓和熟烂旋律的观众被这种温婉细腻和柔美飘忽吸引打动了。形容李健如一股清风一点没错，他在主流音乐、大众舞台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将徘徊在边缘舞台的民谣支流引入其中。

    李健承接了大陆民谣浪潮，然而不同于前辈历经沧桑般的回望青春、絮叨记忆，李健大部分时间是任凭岁月流走的，清澈和纯洁永远与他相伴相随。他无意于叙写完整的故事、描绘具体的人物，只在乎抽象的意念和情绪。和汪峰的歌词里总是频繁出现彷徨、失落、孤独等词汇一样，李健的歌里永远吟唱着爱、思念、向往、美好、圣洁、月光、星辰、白云、湖水、童年、年华，无论世界如何变幻、时光怎样残忍，都被融化在他轻雾般的幻境之中。因此他的音乐一定是安静的、超脱的、婉转的，也只有这种反复的抚慰才能安放那些飘忽的情丝。李健具备娴熟的古典音乐基础，信手拈来的华丽乐章和悠扬的编曲伴奏，必然是易于大众接受的优美歌路。所以李健只是民谣传统的自然延续，并非先锋性和开创性的歌者。他的歌是一首首抒情诗，而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都不可能只靠抒情就传诵千年。

    《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的选曲基本没有跳脱以往的风格，只有一首《陀螺》是批判性反思性的歌曲，却依然被他的嗓音柔化软化，完全失去了原唱者万晓利的困惑感、失望感。但也正因为如此，李健才受到欢迎，综艺娱乐节目的观众期待的是即兴的陶醉和廉价的感动，而非多想一层的深刻。除了登上过春晚的《当你老了》和琼瑶苦情歌《在水一方》，李健在比赛中演唱的其他曲目都不是新歌，也都没有在大众层面真正流行过，哪怕原唱者有足够的名气、足够的金曲。

    同时，太久的安静总会失之于平淡，这是李健最大的危险。他的歌永远飘在云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乍听时会觉得梦幻清爽，飘得久了就会缺氧头晕。而那时，也正是李健回归自己、回归往昔的时刻。

    李健这一次文艺性的胜利是诗意想象的中产阶级和小资的胜利，真正的中产阶级和小资是不会满足于、甚至不屑于关注一档大众综艺娱乐节目推出的歌手的。而且当李健成为大众偶像时，便再也无法适用于小资和文艺青年们彰显独特品味、区别主流审美的本质需求了——我的李健不能是大家的李健，大家的李健不是我的李健。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被看作一种只有作家才能拥有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不能或者不易被学校培养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国大专院校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系内处于边缘化甚至不被承认的地位，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一度取消写作学课程和教研室，更谈不上该学科的现代化转型及向“创意写作学”的深度发展。

    “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狭义虚构类创造性写作和非虚构类创造性写作等。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化发展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圣手”作家的天才事业，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概念可以概括的范畴，文学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编辑、广告人、编剧、书评人和影评人等的修养基础。此外，文学经过口头时代、纸面时代的发展，其创作规约和技巧已经无比丰富，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无师自通的能力范围，没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时代主流艺术形式的新变化，更要求我们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使得这种写作技能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以培养。

    首先，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是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的需要。创意写作学在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有效的创意写作学训练可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及成就，而这个成就与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创意写作学位，许多作家甚至受聘于大学，任教创意写作专业，我们所熟悉的白先勇、严歌苓、闾丘露薇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著名作家哈金也在作家工作室教授创意写作。

    其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呼唤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国力竞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较量。谁在文化上占据了先机，谁就能真正在“观念”上影响世界，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落后最主要是由高校文学艺术教育落后所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大的文学艺术教育学科，但我们缺乏这个学科引擎。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首次确认了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地各级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为我国走向文化资源大国、文化创造大国、文化消费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摘选自许道军、葛红兵《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

四世同堂（节选）

老  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的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

    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

    “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大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祁老太爷和天佑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他们的举止言谈都毫无掩饰的露出他们的本色。瑞丰受过教育，而且有点不大看得起祖父与父亲，所以他拼命往文雅，时髦里学。可是，因为学的过火，他老显出点买办气或市侩气；没得到文雅，反失去家传的纯朴。老三瑞全是个愣小子，毫不关心哪是文雅，哪是粗野。

在思想上，他与老三很接近，而且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点。所以，在全家中，他只与老三说得来。可是，与老三不同。他不愿时常发表他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对牛弹琴，而是他心中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作到乙。或者甚至于只到丙或丁。举个例说：在他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他只好娶了她。他笑自己这样的软弱。同时，赶到他一看祖父与父母的脸上由忧愁改为快活，他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

    他几乎没有任何嗜好。黄酒，他能喝一斤。可是非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决不动酒。他不吸烟。茶和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娱乐只有帮着祖父种种花，和每星期到“平安”^①去看一次或两次电影。

    北平陷落了，瑞宣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作什么好。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想不出好主意。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的体谅又逼着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他想起文天样，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老三，听！”瑞宣以为是重轰炸机的声音。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街上的坦克。像几座铁矿崩炸了似的发狂的响着，瑞宣的耳与心仿佛全聋了。

    “大哥！”

    “啊？”瑞宣的头偏起一些。用耳朵来找老三的声音。“呕！说吧！”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我不拦你走，只是请你再稍等一等！”

    “要等到走不了的时候。可怎么办？”

    瑞宣叹了口气。“哼！你……我永远走不了！”“大哥，咱们一同走！”

    瑞宣的浅而惨的笑又显露在抑郁的脸上：“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选自老舍《四世同堂》，有删改）

【注释】①“平安”，指当时北平城内著名的平安影院。

    自然科学理解世界是对象化的理解，探求的是“客观性真理”，重在利用厚生；人文学科理解世界则是生命气息的互动感通，所探寻的是“启示性真理”，重在树德立人。人文学科研究一靠生活，二靠思想，三靠学问，其中关键在于是否“有我”，是否能站到精神领域最前沿，兴味充沛地回答时代之问，谈论学术发现。人文研究的治学类型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业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

    职业的研究一般有学院学术训练背景，专业基础扎实，对于各种新潮理论熟稔于心，运用自如；其研究多是“因题为文”，如课题的设置、刊物的策划、会议的研讨、市场的约请等；其笔力多集中于某一点，发掘细密，心态上是“完成任务”。职业化有其必要，但满足于这一状态，就往往屈己从人，疲于奔命，很难施展才华；且过于单一，容易自我重复，也常使研究蜕变为一种批量制作，困于“套路”。收集、整理、甄别、归纳所有材料，借助一定理论把材料重新装置、分配、知识化，提出些观点和看法。不乏识见，却也易为成见、俗见。这类研究者不少，其中固然有“我”，只不过还未走出“小我”“私我”，难以推动学术大发展。

    事业的研究是将治学视为全身心投入的名山之业。这类学者往往数十年如一日，筚路蓝缕，心无旁骛，苦行深学，视学术为生命；既高屋建瓴，质疑问难，又一砖一石，扎实筑基；对时代精神特具感知能力，鸿篇巨制粲然可观，识见规模远高同辈，引领当代学术思想潮流。其佼佼者强强联手，在保留学术个性前提下，构建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团队，秉持核心学术理念，斟酌古今，打通中西。其特出者孜孜于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学理性建构，独创一格，其事业之发达与否关乎学科发展之盛衰。

    趣味的研究则是有灵性的精神劳动，是关乎生命价值、系乎人生况味的生活方式，因而研究者能够不慕虚荣，不从流俗；豁朗深邃，不拘一格，极具创造性和生命力。此类研究不从事功上着想，价值与意义却甚为重大，因为这种自动的工作不忮不求，总是竭尽了心力，决不模糊敷衍；总是蕴藏大量尖新学术创见，这是世间顶好的妙文，可惜凤毛麟角。

    上述三种治学类型，后两种研究有“我”，有“大我”，能将阅世、说理、论学三者合而为一，卓然而为学问大家。这些学术大家既有敏锐过人之思力，又有气劲神完之文笔；他们不仅是学问家，而且是文章家。他们的学术作品往往都是美文，不单能把理说圆，还有一种“余情”贯穿其中，显得从容、澹泊、丰饶，有余味，有气象。譬如，冯友兰、任继愈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研究，顾准、孙冶方的经济学研究……这些学术大家各自以完整的人对应完整的文化，是所谓“专家之上的文人”。

（节选自吴子林《提升人文研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