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与书为友的作家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与书为友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于2015年6月14日下午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0岁。作为文艺理论界的泰斗，童庆炳曾培养过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1936年12月27日，童庆炳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一个清贫的农家。读小学时，童庆炳常考第一名。1949年夏，童庆炳出乎父亲意料地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跨进了连城一中的校门。

    读完初一后，迫于生计压力，“家中老大”的他被父亲强令辍学回家，走上扛担挑柴之路。可他心有不甘，几次向父亲提出复学的要求，然而父亲毫无妥协之意。1950年的一天，他不顾一切拿起行李和几斤米，还有祖母给的送终钱——四块银元，离开家毅然朝通往县城的路走去，他发誓哪怕是当乞丐也要把书读完，要成为一个大写意的人。

    1952年，童庆炳初中即将毕业时，偷偷报考了邻县的龙岩师范学校，并且顺利考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战战兢兢的他一直等到一次父亲喝酒兴起的时候逼着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写下一张字据后，才得以延续自己的读书生涯。龙岩师范学校的校风、师生关系以及教师们的修养，给童庆炳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他在这里不仅成长为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还爱上了读书和写作。

    1955年，师范毕业的童庆炳通过参加苛刻的保送大学的考试，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遇上了黎锦熙、黄药眠、启功等一大批名师巨匠，这给了他充分深入研读经典的机会。

    1958年7月，童庆炳提前一年毕业，在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1961年开始“疯狂”地研读《红楼梦》。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童庆炳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论文在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刊载于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研究专刊”。这篇论文发表后，童庆炳受到了学界的注意，他也被调回中文系，开始了教学研究之路。

    1963年9月，童庆炳被教育部派到越南国立河内师范大学任教，讲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课程。教学过程中，他重新注译了屈原的《离骚》，还系统地钻研中国文学史，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此外还编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注释。那段日子是紧张、劳累的，他却视之为一种精神享受。

    1967年9月，他又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告诉他，图书室就在地下室，带一把改锥和一个手电筒就可以进去了。于是，他在午休时间溜进了那个不大的地下室，顺着手电筒的光线，看到了《鲁迅全集》《诗经》《楚辞》《左传》《史记》等书籍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选集，还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与这些书籍为友，童庆炳觉得自己空前的“富”。

    1970年夏天，童庆炳回国。回国后，他烧了一年锅炉，“靠边站”①了一年。这又给他创造了一次自学的良机：当时，北师大图书馆已经允许借书，童庆炳基本上每周或每半个月都会借一次书。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摞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读书卡片、笔记本。

    在童庆炳的夫人曾恬看来，如果说在越南教书时，童庆炳所看的书相当于让他读了个硕士的话，那么，在“文革”期间，他等于是读了个博士。

    多年的读书、思考和探究，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丰收季节：1978年童庆炳发表论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1979年发表论文《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童庆炳几乎是以一年一部理论作品的频率出现在文艺界，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出版了30余部著作，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外加两部小说和一部散文随笔集。

    1985年，北师大文艺学开始招博士生和硕士，他竟不辞劳苦地超额带了13个，并且这些“童家军”经过他一丝不苟的调理和引领，如今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教学中，他经常对学生强调，要用生命来投入，才能真正把学问做好。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成长。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王一川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一万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他的论文只得了三等奖，奖金两千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童庆炳在回信中说：“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注：①“文革”这一特殊历史年代中的习惯用语，它是对当时有“问题”的领导干部采取的一种暂不撤职、免职但停止权力的内部临时性组织处理措施。

徐光宪：他的世界“祖国最大”

王庆环

    5月6日，“稀土之父”徐光宪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他是我国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稀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告别的时刻，感念先生作为一代科学巨匠走过的一生，人们发现，他留给科学世界的宝贵财富是如此厚重与绵长。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正是这一信念，支持徐光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科研前景，放弃妻子高小霞一两年后可能得到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国。

    回顾徐光宪先生的一生，爱国，不仅是他个人崇高的情感，更成为他科学工作的最高准绳。他常说“科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国家目标”，国家需要你改变方向时，科学家应该服从国家需要。他曾在科学研究中四次改变科研方向，先是从量子化学转到络合物化学，再转入核燃料萃取方向，接着是稀土分离，最后又回到量子化学方向。

    这种情怀，让徐光宪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他强调要思考纯科学研究如何衍生出应用价值，考虑其远期的应用背景，使基础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应用到实际中去，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基础研究，他常说，没有基础研究，引进国外的技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自己的基础研究不行，就没能力消化，更谈不上创新。“他这么做，完全站在‘祖国最大’的高度上，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他，觉得他就是黄河，就是泰山，就是北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徐光宪生前经常讲他年轻时一段“塞翁失马”的经历。1939年夏，徐光宪从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毕业，有机会获聘成为昆明铁路局的铁路练习工程员，铁路局派来一个人，把徐光宪及其他7名同学带到上海，并安排他们住进一家小旅馆，谁知这个人却带着8个人的路费趁着兵荒马乱跑了。没办法，徐光宪只能投奔在上海当初中教师的哥哥，得以有机会备考上海交大。每次回忆这段往事，他都会感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生活小事中也能看出哲学意义的徐光宪，在科学道路上有着非常宽广的学术视域，十分关注化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对科学史、传统文化均有所思考，其中哲学思考更是贯穿其一生的科研工作。

    徐光宪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化学哲学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经典理论，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物质和运动”进行了考察，其成果属于中国化学哲学最早问世的一批成果。

    科学发展史也是徐光宪感兴趣的领域，他善于从科学史的重大发现中来获取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他的许多分类学与方法学思想即从科学史当中获取灵感。他的报告，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徐光宪自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既从事科学研究，也从事教学工作，两项工作都做得十分成功。他常说，作为教师，讲课比天大。徐光宪上课从不迟到，他曾说：“我从学生的脸上，看到他们对我的讲课是满意的，我就感到很高兴，很幸福。”

    就像他做科学研究一样，他的教育教学工作从来都不“单纯”。

    正是因为意识到逻辑思维训练与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他编写的讲义与教材，都特别注重习题练习与训练，课前五分钟的习题测验，是他上课的特色。他希望学生做完习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他的课程一般都是与科研需要结合起来的，在教学中引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研究领域所需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及时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徐光宪非常关心青少年的科学教育，1999年8月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初建时，他是俱乐部第一批学术指导中心导师。“那时徐老年近八旬，亲自做讲座、答疑，让我们尽情享受了科学的魅力与活力，那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已经毕业多年的俱乐部老会员闻讯来到灵堂祭奠，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对老师最突出的感受是他的为人，他特别乐于助人。物质上，捐钱捐物的事情做得真不少，帮助困难职工和学生 ；精神上，凡是向他求教的人，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他都热心帮助。他对年轻人特别好，担负责任，给予帮助，让年轻人放手去干，成长起来。还有，他无论做什么都坚持不懈，遇到困难用几年的时间去解决也不怕。”黎乐民院士说。

（摘自王庆环《名人传记集萃》2016年9月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20多年前，国外稀土行业的跨国企业，被迫经历过一次巨变，他们称这次巨变为“中国冲击”。中国终于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余玮《徐光宪：举重若重的“稀土之父”》）②“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光宪就是后者的境界。”徐光宪的学生严纯华院士说。（马荣真、彭广舟《“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逝世：一生“扎根”稀土》）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我干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搞我们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于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强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

    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早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再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路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勾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郎平传》等）

相关链接：排球协会一个电传一个电传的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选自《郎平的眼泪》）

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

钱谷融^①

    我经常深切怀念着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伍先生是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的北大学生，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时。1938年我考入了当时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的是新成立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一年级时不但没有本系的教师，连系主任都没有，只能与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合在一起听课。到二年级时，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才请了伍先生来担任我们的系主任。伍先生很开明，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的精神。他自己是爱好汉魏六朝文学的，戏说他治的是“衰”文（苏东坡曾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尤其善写五古。可他请教员，却能尽量罗致各方面的人才。先后在我系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等人。更其难得的是，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可伍先生完全不管这一套，我还在校的时候，他就请了曹禺等人来教课，请了老舍来演讲。我离校以后，他又请了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人来任教。伍先生曾在中山大学与鲁迅同过事，一向很敬佩鲁迅先生。听说他离开大陆后，一度曾去日本教书，教的课程中就有鲁迅。他懂英文，有时去他房间，看到他手里拿着正在读的往往是英文小说。还知道他常通过日本的丸善书店从国外购买书籍。他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缜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平日跟我们闲谈，也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真是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一些教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

    他那时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教员宿舍里。他不愿吃包饭，一日三餐，都是在馆子里吃的。好在那时教授的工资高，他又除了有时候要寄些钱给外地的两个孩子以外，没有什么别的负担。有时他上馆子吃饭的时候，也常拉我陪他一起吃，而且常常一同喝些酒。他喝酒不多，主要是为了助兴开胃。吃饭时，当然也是无所不谈，但他都只是即兴式的，随随便便地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我进行什么教育，更绝不摆老师的架子；甚至他连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这样的观念也十分淡薄。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厌恶虚伪。有时讥评起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一些喜欢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学者教授来，真是妙语如珠，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师范学院国文系有一门必修课叫语文教学法，也许是因为一时请不到合适的人来教，也许是在他的心底里根本瞧不起教学法之类的课程，他就自己来开这门课。他在这门课上讲什么呢？讲《文心雕龙》，正正经经地讲《文心雕龙》。决不因为这门课程的名称是语文教学法，就生拉硬扯地在每堂课的开头或结束的时候搭上一点有关教学法的话头或事例，去装门面骗人，应付学校。他仰慕魏晋风度，却从不把魏晋风度挂在嘴上，可平日举止，确乎能比较地脱落形骸、适性而行。尽管所谓魏晋风度，即便是当年的竹林名士以及稍后的清谈胜流，在显幽烛隐的“科学的”解剖刀下，也难免会露出些不堪入目的本相来。伍先生自然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胸无纤尘。但在那举世滔滔、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确有一些读书人能够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正气，这不也是大可令人欣慰的事吗？伍先生就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个。所以，他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亲可爱的。

    我作为伍叔傥先生的弟子，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当时在各方面都太幼稚，无论对于他的学问，对于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些莫测高深，不能了解其万一。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注）①钱谷融（1919—2017），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材料一：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他决心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到2000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惠及全世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学成后都留在外国。有人便跟袁隆平说：“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认真地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农博网《袁隆平与杂交稻》）

材料二：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南仁东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们倡议：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南仁东用大约10年的时间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摘编自《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追记“时代楷模”南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