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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6年四川省德阳市高考语文二诊试卷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有改动)

    ①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并以此指导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思想是一笔宝贵的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同时,他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统一。

    ②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③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以教师的高尚品行和渊博学识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从游论”。

    ④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的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⑤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能否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⑥群育则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⑦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该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相关链接】①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人物》杂志《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②梅贻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黄延复《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梅贻琦所提倡的“德、智、体、美、群”的“五育”主张,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教育思想,反映出梅贻琦与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统一。 B、梅贻琦的“通才教育”,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C、梅贻琦一向重视体育,把德育作为体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他认为,体育是养成“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等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可以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 D、群育是梅贻琦的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群育的作用是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可以“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E、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表达了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认为只有以“兼容并包”的态度,才能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2)、作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在教育上有哪些突出的见解?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梅贻琦的“从游论”是怎样阐述“学校、教师、学生”三者关系的?请简要分析。

(4)、为什么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请结合材料和现实,谈谈你的理解。

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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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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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和他的父亲杨荫杭

孙莲莲

    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除了作为钱钟书夫人为人所熟知外,她本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她“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而是有着“缄默的智慧”的,有着静默恬退的睿智和微笑达观的态度。她的父亲杨荫杭,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他表面看起来凝重有威,因而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却从不打骂孩子,如果有人不乖,他只会叫急,喊妻子过来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所以孩子们怕虽怕,却都喜欢和父亲亲近。钱钟书初见他时未免有点害怕,但接触久了,即摸出其“望之俨然,接之也温”的性子。

    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着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表示拥护。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拥护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拥护。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吗?”杨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杨绛的学业,父亲并不多加干涉,而是放手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父亲钻研的音韵学,常常把某字的平仄拿出来考她。杨绛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却也不急着教,只让女儿涵泳体味.还安慰她:“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她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读什么声。女儿考对了,父亲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杨绛只要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她的书桌上,即使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但假如她长期放着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父亲把书收走了,这就等于是父亲的谴责,无言的批评。杨绛喜欢读诗词小说,对父亲枯燥的音韵学“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强迫女儿学他的一套,还为她买来最喜欢的书籍。杨绛上大学分文理科的时候,因为各门功课都平均发展,所以为选专业一事颇费了一番踌躇。老师们推荐她报理科,她回家去问父亲拿主张:“我该学什么呢?”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于是,杨绛终于不顾老师们的惋惜和劝导,选择了她喜欢的文科。父亲有一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了,说:“我也这样。”杨绛因此感觉到自己似乎已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杨绛是个贴心的女儿,每天早饭后,她总要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她也要给父亲削个水果,或是给父亲剥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中午饭后,她非常懂事地带弟弟妹妹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她就陪在父亲旁边看书。父女俩的感情就是这样平淡而深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在苏州因中风去世。1983年,杨绛在《当代》双月刊上发表了散文《回忆我的父亲》,记录了和父亲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在那平静恬淡的娓娓道来中寄托了女儿对父亲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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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型的狐狸

刘子凌

    李健吾,常被看作狐狸。他是著名的文坛多面手作者,在戏剧、小说、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翻译和法国文学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自成一格。

    李健吾的文学生活是从戏剧开始的。他当时在北京寓居的解梁会馆,地近新开业的娱乐场所“新世界”。十余岁的少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里的文明戏。由文明戏的“摆渡”,他又跨进话剧﹣﹣“一个真的,一个切近真实的人生”,又能满足他的“模仿本能”的“更好的东西”。父亲已经去世,没有人拿“封建帽子”限制他,他投入了爱美剧运动,成为北京舞台上的女角专家。李健吾多年以后慨叹:“它让我晓得人世有一种东西,可以叫一个小孩子在舞台上表现自己。”

    演而优则作。1922年底,他与北师大附中同学蹇先艾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曦社”。在“曦社”主办的期刊《爝火》上,李健吾发表了他最早的剧本《出门之前》和《私生子》。两个剧本,故事情节都不复杂,但李健吾一出手就显示了他善于展示人物微妙心理活动的文学才能。

    与剧本写作平行,李健吾也进行了小说写作的尝试。由于徐志摩和王统照等前贤的赏识,他的“小把戏”陆续不断地出现在《晨报副刊》和《文学旬刊》等刊物上,也在文坛激起了不错的反响:《一个兵和他的老婆》赢取了朱自清的赞叹,《终条山的传说》则得到了鲁迅热诚的品题。

    与鲁迅相比,朱自清由于师生之谊,似乎更了解这位高徒。表面上看,李健吾的小说取材很广,主人公既有抑郁伤感的青年学生,也不乏丧子少妇、亡命之徒、估衣摊主、丘八大爷……这样的底层人物。他熟悉青年学生的生活,这不令人意外。但他的才华更在于,无论是采取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形式,他总能将底层人物的声口和举止加以惟妙惟肖的描述。虽然也许若干隔膜难以逾越。

    李健吾写小说跟写剧本,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经典的现实主义戏剧中,作者不能进行过多的主观介入。相反,作者只有充分尊重角色的内面生活与主体性,把言行的权力充分下放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令人信服地活起来。若想进入角色内部,只能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这正是李健吾所说的“模仿”。

    这一点,提醒我们去仔细玩味他笔下的福楼拜:“在福氏的性格上,好些特别的地方,反而成为一种习而不觉的矛盾。在这赤子的热怀里,是全部情绪的汹涌,一下子奔流过去,或者一下子奔流回来,是整个生命的期许,全部灵魂的撼动。一切形成凿枘的参差。他赋有外形的美丽,同时具有永生的疾病;他生有魁梧的身体,同时里面布满了柔脆的神经。他从来一心相与;唯其一心相与,他容易受伤,也容易兴奋。他可以因为一粒微屑,怨天谩地;或者一声呼喊,欢天喜地。他在爱憎上,分不清大小轻重,甚至于轻重倒置;或者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是即是,非即非,绝无所谓的唯唯诺诺。”这位神经质的法国文豪,难道没有那个歌哭无端的北京少年的影子吗?

    在李健吾的散文集《希伯先生》中遍布这样的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学同学牛小山,竟然做了抗日的英烈(《匹夫》);父亲信赖的风趣的老好人希伯先生,一个儿子被日本兵打死,他“被迫做了几天维持会的新贵,设法逃到外县”(《希伯先生》);父亲的另一位悲歌慷慨的小伙伴史某,却令人扼腕地死于仇人之手,壮志未酬(《史某》)……他的无常之叹也是从自己指向他人的:“我宝贝我过去的生命,希伯先生是它一个寂寞的角落。他属于我的生命,他的悲哀正是我的悲哀。有谁说我不就是希伯先生呢?有谁说不是呢?”

    李健吾,也常被看作刺猬。他说:“我挣扎于富有意义的人生的极境,我接受唯有艺术可以完成精神的胜利。我用艺术和人生的参差,苦自揉搓我渺微的心灵。作品应该建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传达人类普遍的情绪。”

【相关链接】①希伯先生一方面,身上有着明显的儒学印记,所持的处世哲学就是最明白的注脚;另一方面,他对现实也表示不满,对人生也抱有希望,但他是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自己只不过是“发两句无谓的牢骚”而已。这恰恰反映出国民的劣根性。

(李健吾《希伯先生》)

②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论托尔斯泰时,借用古希腊诗人“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的说法,称“刺猬”型倾向于构建一个完备的体系,以其原理来诠释他的世界;“狐狸”型则往往追逐许多目标,捕捉各种不同的经验,而不是依靠原则来理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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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 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扛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 “以教书匠终其身”。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

    冯其庸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尤其是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5年3月,他与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发现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从此抄本中避“祥”字、“晓”字的讳,因而考证出此抄本原是清怡亲王允祥、弘晓家的原抄本,而怡亲王又与曹雪芹家有着重要的联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这一惊人的发现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7年7月,冯其庸先生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已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在书中他论证了现存庚辰本不是由四个本子拼凑而成的,而是据己卯本过录的,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从而确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贵的地位。

    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是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他除多部红学著作外,还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以及《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吴梅村年谱》《朱屺瞻年谱》,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等。今天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远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读他的诗会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才华。他写过许多旧体诗,尤其是纪行诗,写得气势磅礡。例如1990年11月到武威北面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调查新发现的汉代古城时,他赋诗云:“大漠孤城雁字横,红河东去杳无声。汉家烽火两千载。我到沙场有余温。”

    冯其庸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书善画。他的草书行云流水,飞逸倜傥。有人说他的草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束,别具一格。而他的青藤、泼墨花卉,更是兼有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而他更爱画葫芦、葡萄,那真是一绝。刘海粟老人就曾称赞冯其庸先生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冯其庸先生的书法、绘画被称为文人书画的代表,尤其他的画运古入新,自出新意,而且往往是诗、书、画融汇一体,堪称文人画的上品。

    冯其庸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刻苦和严谨。他强调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多读书,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际考察。他常常说中国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个人的学识再渊博,也是沧海一粟,因此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满。他是这样的告诫年轻人,也是这样地要求自己,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晚睡早起,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作文读书。说到冯老的严谨和刻苦,人们自然想到他对玄奘取经回归古道的确认,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说到玄奘,人们就会想到一个词——百折不挠,玄奘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标志性的符号。冯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十次去新疆考察,八十三岁高龄时还穿越罗布泊,深入楼兰遗址。冯老不懈的追求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同他的著述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少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曾回乡务农。抗战爆发后,家中经济更是窘迫到了极点,经常靠好心邻居送南瓜维持生计。后来,冯其庸成为著名红学家,还屡屡提及友邻的善举,并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②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能够调查的,必须亲自去调查。(冯其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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