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永远的校长

    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梅贻琦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职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

    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955年梅贻琦由美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1962年逝世于台北。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校长”。其夫人韩咏华，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学校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就得以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出任清华校长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在清华有两句名言，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不拘一格揽人才，做教务长时，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学教员、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资料员转升为助教；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学生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军队到清华清查，竟被同学缴了械，运输车辆亦被掀翻，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当晚，有一个师的部队荷枪实弹进入校园，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任联大常委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回到台湾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蔡元培先生行止

    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曾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足，急忙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t”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4岁。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刚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到上海后，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率尔街命：北大腐败透顶。烂到流脓，他若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但也有几位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用手术刀割治这个艳若桃李的烂疮，给中国教育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纵然败北，尽心也可无憾。蔡元培选择了锐意进取。193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视事，迅即发出呼吁：“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矫正学风，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趁书》，会员必须恪守戒条；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组织各类学会、研究会，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他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但求其术有专攻，学有专长。至于不合格的教员，他坚决灿退。一名法国教员被触退后，曾四处扬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位被触退的英国教员居然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尊洋菩萨来谈判，蔡元培毫不妥协。

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百由”和“兼容并包”。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仗。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可以这么说，中国当年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蔡元培对各类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和平共存，不相妨害。他的态度绝无偏担，他的器局皆可涵盖。处事公平。无适无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北大自此而开中国大学教育前所未有之新风。

    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七七事变前两年，强邻虎视眈眈，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者，狷洁也，则非义不取，其行也正。无所不容者，广大也，则兼收并蓄，其量也宏。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偏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到差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察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同，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然而，有大力有高位的人与蔡元培同调的并不多，坎坎伐檀者倒是不少。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曾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食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摘编自王开林《蔡元培：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

【相关链接】蔡元培（1865﹣19.0 ）字鹤卿、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6岁入家塾，17岁考取秀才，24岁中举，26岁得进士。到28岁，蔡元培已经实现了旧式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登科殿试，成为当朝翰林院的编修。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蔡先生愤然与清廷决裂，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

    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爱国知识分子联手呼吁抗日救亡。桂林是当时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胡愈之发动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愈之说：“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刊物。

    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StarOverChina》一书，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不久，胡愈之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编印出版《鲁迅全集》。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进行了考察访问。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发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成为传世之作。

（摘编自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相关链接：①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在“五四”前夕，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百度百科）②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绝大一股感召力!给青年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茅盾《悼念胡愈之兄》）

一代宗师叶企孙：以身之微芒照亮天下

蒲潇

    如今，人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然而鲜有人知道，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曾受业于同一位大师。事实上，中国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亦离不开这个名字。

    这个曾被历史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人正是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

    1898年，叶企孙生于上海南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目睹大批仁人志士为了脚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叶企孙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岁的叶企孙报考进入清华大学。5年后，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载着祖国厚重的希望，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数值的精确测定，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中国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那一年，他不过23岁。

    1923年，叶企孙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是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触碰到的科学桂冠，还是放弃所有，从零开始，在自己贫瘠的国家撒播科学的种子？叶企孙的心中早有了答案。有着远见卓识的他深知，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清华园。

    1926年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从执教开始，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王大珩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

    课堂之外，叶企孙经常邀请这些清寒学子到家里做客，买些点心为他们加加餐，天冷了，叶企孙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没地方住了，叶企孙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那些年，在叶企孙的住所北院7号里，能听到的尽是学生们与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欢声笑语。叶企孙会和每个学生深度交谈，并将他们的特点，在小本本上一一记录下来。叶企孙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细心了解观察，他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点拔，并结合祖国需要，找到学生们未来最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不仅善于培养人，叶企孙还很注重名师的重要性。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叶企孙因熊大缜遗案涉嫌被捕，他屡次入狱，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龄。1969年冬，在北大一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叶企孙，腰已弯到90度，双腿肿胀，身心疲惫，每况日下。然而他却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别人抱怨。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遭到抛弃，敌视之后，仍挺立着身躯，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惠溘然长逝。

    叶企孙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没有宏伟的教育纲领，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中国的物理学教育从无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设起来了。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他是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的，一个我们知道的最晚，了解最少，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大师。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

（有删减）

“飞虎将军”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他的朋友，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行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陈纳德收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当即决定留在中国，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他要为中国，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训练飞行员，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技术，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事，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报警系统，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1940年10月，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然遭遇了很多挫折，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志愿队组建成功，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陈纳德深受感动，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军的飞机是“飞虎”，“飞虎队”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率目标，将会在次日，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务必严加戒备。”果然不出所料，23日开始，日军连续空袭仰光，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希赢了全世界的目光，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没过陆军航空队上尉，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同年12月，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建立了身后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陈纳德收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陈纳德去世后，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七个中文大字。

相关链接：①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但陈纳德拒不执行，他斩钉截铁地说：“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百度百科）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体现，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的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③1990年，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梵高的坟茔

    ①冬天来到了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顺着塞纳河北行，便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瓦兹河上的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②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面临他的是贫困与饥饿。梵高一生卖不出一张画，人们也根本不知道梵高，艺术界汪洋大海般的平庸在压抑着他。他曾在一张画上描写了一个最粗糙的木椅，在破烂的藤座上放着他的烟斗和一张纸包的些许烟草，它似乎向我们唱出一首凄凉的身世之歌。艺术既然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萨都的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不公平的社会用生命作了一次壮烈的抗议。

    ③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籍。当丰腴清丽的模特儿们在画室翩然起舞时，当莫提格里昂尼面对妩媚而慵懒的美女，在画到她的脸“令人愉快地拉长”时，梵高在哪里？他正对着一片平常的农田，一张破旧的靠椅，一双踏遍人间含辛茹苦的皮鞋，画这些巴黎的大师们不屑一顾的事物；在他的画笔下，野地里的摘来的向日葵燃烧着一把火，蓝色野花临风摇曳，这哪里是在依物描像？这是在倾诉爱情，但是他的情人却在大地的草木盛衰中，天穹的日星隐耀中，看他画的所有自画像，那眼神没有一幅不咄咄逼人，那其中闪现的光芒有坚毅，有不平，有尊严，充满了对人生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抗争。梵高在美术史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他远离了传统审美的藩篱，以神奇的手法、高妙的色彩、超绝的构图，一扫艺术界的平庸、浅薄和惰性。这种画风一旦问世，美术史就必须重写，色彩甚至美学就必须修正，这正是梵高撒向人间的一个永恒的谜。

    ④梵高死了很多年以后，评论家才像天文家发现新星一样仰望他，赞叹他。今天所有豪华壮丽的画馆，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当一幅《没有胡须的梵高》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和寂寞的梵高毫不相干。

    ⑤我们来到梵高的坟茔，它坐落在一所平凡的公墓里，梵高和他心爱的弟弟德奥合葬，两块墓碑，方身圆顶，没有任何纹饰，没有花岗岩的墓室，碑前只有一抔黄土，覆盖着长青的蕃藤。公墓寂然无声，所有体面的、稍微精致的坟茔前都空无一物。然而梵高墓上的碧草却在刺骨寒风中颤动着不屈的生命。堪告慰于九泉梵高之灵的，不是拍卖场的呼啸，而是一束束的鲜花，放在坟茔的四周。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坟》，总有一些人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