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章

高军

    他抬头看看妻子身上的制服，那左领口处的徽章，就像一只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的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

    妻子身材苗条，穿制服显得温柔中不失威严，但她下班后着便装其实更漂亮。平时，妻子也是很喜欢下班后就换为便装的，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在家中一直穿着上班的服装。他心中生出一种别样的感觉。

    他知道，检察官主要是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等案件的，妻子有时候也会在自己面前唠叨他的单位搞关口前移，查办、预防一起抓等创新工作，他听了也就听了，觉得都很正常。妻子有时也会笑他：“你也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为了这个家咱可不能搞贪腐那一套啊。”他拍拍胸脯：“我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你放心就是了。”说实话，这些年他也希望自己再升一升，对一些诱惑也摇摆过。但想到妻子的话，他还是把握住了自己，一直平平安安过下来。

    他知道，妻子对他一直很放心。否则妻子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生活中，妻子真正在乎的事情，从来不直接说。妻子相信他能把握好，更主要的是知道不直接说更能给他留有尊严。

    妻子穿着制服不换，他劝她说这样太拘谨了，休闲一点的服装穿着会更舒服一些。妻子说：“不拘谨，不行那我摘掉徽章，不就和普通服装一样了？”说着，妻子真的摘掉徽章，用一块软布认真擦拭了一番，很随便的地放在电视机边一块小石头前，他看到斜靠在石头上的徽章仍然像眼睛一样直视着他。

    又是几天过去，妻子每天回来总是先从制服上拿下徽章，习惯性地放在这块石头前。当妻子多次重复这个动作后，他的心里再次咯噔了一下。

    这块石头是前几天他到本县一个矿山检查时，矿长送给他的。当时他很警惕，坚决不要。他想千万别是什么贵重物品啊，那样岂不是要毁掉自己的前程？矿长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告诉他：“这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如果是，哪里会随便放在这里，你看看这里面是含有豆粒大小的零星玉料，但不值得解剖加工，所以并不值钱。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几个玉石点的排列有点像北斗星的形状，没舍得扔就随意放在这里了。”他这才接过来，看了几眼，觉得是有点像北斗七星的形状。他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夏天晚上会在小场院里一边乘凉一边听大人指点天上的星星，他记得当时大人说的名字叫勺星。回忆起少年时候的乡村生活，他感到对这块石头有了亲近感，于是矿长再次递给他时，就顺手拿回来随意放在了电视旁。

    第二天，他安排秘书去找玉石部门进行了认真鉴定，秘书回来告诉他结果的时候有些吞吞吐吐，他生气地问：“怎么啦？实话实说就是了嘛！”

    秘书告诉他，据鉴定，这块石头价值百万以上。他一下子呆住了，秘书告诉他，看着就是几个玉点，其实里面是很纯的一块好玉料，鉴定部门觉得这是特意加工而成的。

    他惊出一身冷汗，马上小心地拿上这块石头，让秘书陪他来到矿长的办公室。矿长正巧在，热情相迎。他们坐下来，一边喝着茶水，一边随意聊着一些轻松的话题。临走时他才拿出那块石头告诉矿长：“我越看越不像北斗星的形状了，放在家里还碍手碍脚的，所以还是把它还给你吧。”矿长一愣，无奈地笑笑，接过顺手放进了垃圾桶：“觉得不像你直接扔了不就是了，还值得拿回来让我再费事？”他笑笑说：“谁的东西谁处理不就对了嘛。”

    路上秘书不说话。他知道秘书心中存有疑惑，难道矿长真的会不知道这块石头的价值，随便当做一块普通石头扔掉了？

    回到家中，妻子正在厨房做饭，他看到妻子今天已经穿上了便装，电视机旁也没有了妻子制服上徽章。吃饭的时候，他对妻子说：“在家中，你愿意穿制服就穿吧，我觉得那样显得更精神，特别是上面佩戴着徽章，还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很好看的……”

（摘编自2016 年10 期《百花园》）

风景树

朱道能

    当二货提着两瓶好酒，去看几年没有来往的幺爷时，一村人都把脖子抻得像大白鹅似的。

    “砰——砰”，幺爷院里突然传来两声玻璃的爆响。

    不一会儿，二货跑出门，脸紫得像茄子：“你个老东西，就跟树过一辈子吧！”

    一村人都明白，爷俩一定是为卖银杏树的事杠上了。

    据幺爷讲，这棵银杏树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栽下的。只听这银杏湾的名字，就知道它早已是一村人的风景了。

    夏日，郁郁葱葱的树冠，犹如一把绿色大伞，撑起一片阴凉。一村老少，便惬意地坐在树下，大人随意闲聊，小儿绕树嬉戏。

    待到深秋，树下便是一地金黄。村人就捡拾回去，好生收藏。有长癣生疮的，熬水一洗；有破皮流血的，揉碎一按；有血高晕眩的，泡茶一饮……于是，常有人谢幺爷。他听了，一摆手：都是托先人的福哩！

    眼下有人出高价，要买幺爷这棵银杏树。谁呢？就是村长大军。

    大军原本在城里开公司，当老板。后来作为有经济头脑的能人，被招贤回乡，当上了村长。

    大军一上任，立即带来一个致富项目：卖风景树。

    所谓风景树，就是漫山遍野的松树、柏树、杉树什么的。只要连根刨起，缠上草绳，运到城里一栽，就变成城里人的风景了。

    一时间，寂静的山林里，野鸡惊飞，山兔乱窜。

    再聚到银杏树下，村人的话题便出奇地一致：谁谁又卖了多少棵树，谁谁又挣了多少钱……正说得热闹，一直闷坐一旁的幺爷，冷不丁冒出一句：“一群败家子！”

    村人面面相觑，然后讪着脸，散去了。

    银杏树下，便陡然冷清了许多。

    大军却常来，尽管问候十句，幺爷也难“嗯”上一声。

    一天，大军神秘地压低声音：“幺爷啊，有人想买银杏树，给你出这个价——”他张开巴掌，五个手指伸得直直地。

    幺爷吧哒着烟，望着地。

    “五千，五千啊！我的幺爷！”大军把手掌伸到幺爷脸前。

    幺爷吧哒着烟，又去看天。

    “这样吧，再加一千……”

    幺爷站起身。

    “七千，七千怎么样？不能再高了！”

    幺爷终于开口了：“先回家问你爹，看你有没有祖宗。再去问你娘，看你是吃奶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

    大军狠狠地朝银杏树踹去，旋即又龇牙咧嘴地抱脚乱跳。

    这事让二货老婆知道了，脚跟脚地赶到大军家里。讲好一万元的价钱后，她一个电话，把在外打工的二货连夜叫了回来……

    这一天，幺爷正坐在树下打瞌睡。大军来了，板着脸说：“我代表村委会正式通知你，咱们村最近招商引资了家化工厂．，需要拓宽进村公路——这棵银杏树在规划线上，要限期移走，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幺爷“霍”地站起身：“你敢——”

    大军冷笑道：“我是不敢，但是上级领导敢。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天王老子也要为它让道！”

    没几天，施工队果真开进山来。

    看着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一村人热血沸腾。就连蹲在茅坑上，也不忘拿根树棍，在地上划拉着征田补偿款的数目。

    至于幺爷有多少天没出院门了，恐怕只有村医才清楚。

    等再出门时，一向硬朗的幺爷，竟然拄起了拐杖。他锁上大门，颤巍巍地出了村子。

    几天后，幺爷回来了。

    再过几天，幺爷又走了。

    当公路一步步向银杏树逼近时，幺爷回来了，身后还多了几个陌生人。

    他们径直来到银杏树下，又是测量，又是拍照，一脸的兴奋。

    村人先是疑惑地张望，恍然后便一下子围过来：哈，幺爷要卖银杏树了！

    正在打牌的二货老婆，把麻将一推，反穿着鞋跑过来，嘴里直嚷：“卖多少钱？卖多少钱啊？”

    来人笑了：“多少钱？无价之宝！我们是文物局的，专门来登记保护这棵活化石的……”

    气喘吁吁赶来的大军，张着嘴巴，半天没换过一口气来。

    幺爷走的时候，正是深秋。

    村医像往常一样，背着药箱，过来给幺爷挂药水。因为化工厂刺鼻的怪味，幺爷一直咳嗽不止，远远就能听见。今天却异常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村医喊着幺爷，急急地推开院门……

    当二货老婆打着哈欠过来时，村医拿出一张纸，是幺爷提前交给他的遗嘱：死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银杏树下…

    安葬骨灰的那天，来了许多人，有领导，有记者。因为幺爷是全县第一个自愿火化并树葬的农民。

    银杏树下，面对镜头，大军侃侃而谈，谈在自己的带领下，银杏湾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涌现出了田有根（幺爷的大名）这样的村民典型……最后，领导把装有奖金的红包，递给死者家属。就在二货还在发愣的当儿，二货老婆从后面伸手抢过来，捏了捏，嘴角不由往上一翘。当发现镜头正在对准自己时，便用手捂着脸，大声悲号：“我的亲爹啊，您咋舍得抛下我们走了啊……”

    树葬的小坑挖好了，装骨灰的布包缓缓打开。大军抢在镜头前捧起一把骨灰，边撒边念叨：“幺爷啊，咱银杏湾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您老就安心地去吧……”

    “噼噼啪啪……”为幺爷送行的爆竹，在银杏树下，骤然响起。一树的银杏叶，簌簌而下，如同漫天的纸钱，飘撒在幺爷的骨灰上…”

我的两位老师

萧乾

    我早年——也就是20年代——读书时，学校里颇有几位老师是体罚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们中间，特别凶狠的是一位教代数的老师。他的脾气暴得像三伏天炎日下的柴火，一点就着。课堂里的秩序靠板子维持，学生的作业也靠板子来督促。他脸上有麻子，而且麻得厉害。每次风暴到来之前，我都觉得他的麻粒总是由青而紫。接着，他就抡起他所倚重的那件“教育”武器，在我们手心上显示起威风来。有一阵子，我这由私塾混过来的学生，忽然对代数产生起浓厚的兴味，觉得代数题好像有点情节，而“设X”还颇能启发点想象力。然而经过他两顿清脆而沉重的板子，科学在我幼小心灵中露出的那一点点幼芽，就永远枯萎了。

    当时我们念的课本叫《温德华氏代数学》，大概是根据什么外国教科书改编的，书挺厚，要一块多钱一本。每天上下学途中，我都小心翼翼地把它同旁的教科书裹在一块蓝布包袱皮里，夹在腋下。可有一天走在东直门大街上，突然对面奔来一匹惊马，它像发了疯似地在马路中心横冲直撞起来。顿时街上人声鼎沸，我也没命地朝一家专营殡葬的杠房大黑门跑去。哎呀，迈沟的时候一不小心，蓝包袱散了。我慌忙把零乱的书册拾了起来，重新包起，躲进那家杠房。

    晚上一温习功课才发现：糟了，“温德华”不见了。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丢失“温德华”所造成的危机更大的了，因为比这轻得多的过失也要招致一顿重打呢！我溜出大门，摸着黑儿跑回惊马的地方找，还去敲杠房的门，问掌柜的可曾见到那本书。掌柜的说：“什么‘温德华’‘热德华’的，没有！”然后，“咣当”一声，板门又关上了。

    那一夜我尽做噩梦，天好像塌了下来。早晨，我提心吊胆地走向学校。上代数课之前，我央求邻座的同学把书放在两人合用的课桌当中。他吐了下舌头，就答应了。

    可是，他答应了管什么用！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就像目光炯炯的老鹰，“老鹰”立刻张开翅膀扑了过来。

    几分钟后，我抚着红肿的手，淌着泪，回到座位上。“老鹰”在讲台上横眉立目（一手还攥着那个刚才抽过我手心的板子），大声咆哮道：“哪天你不带书来，哪天照样揍，把书揍出来算！”

    那刚好是月头上，是交饭费的时候。记得当时每月饭费是两块半大洋。我有了主意。我向管膳务的先生说明了情况，苦苦哀求他，准许我只吃早饭和晚饭。这样，中饭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买那本“温德华”了。这本来是没有先例的，但那人的心肠软，并且也耳闻过“麻”老师的威风，就真的同意了。

    于是，每当中午下课，大家熙熙攘攘拥到饭厅里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篮球场上，无精打采地投篮。当有人路过球场，好奇地问我干吗不去吃午饭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说：“不饿。”

    有一位教高班地理的贾老师——哎，现在我连他的名字也忘掉了，只记得他戴副近视眼镜，细高挑个儿——听了我那个答复并不满足。他跑去问我班上的同学，才弄明了真相。

    他不声不响地替我补上了饭费，然后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去，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不是你粗心，是马惊了，这怪不得你。从明天起，你去吃午饭吧。”

    我含着泪问他：“那——钱呢？”

    他把手一挥，用诙谐的口吻说：“等你毕了业，再双倍还我。”

    谁想到没等毕业，我就被开除了。那以后，走南闯北，这位贾老师的慈祥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每次都感到一泓暖意。

孟三爷的徒弟

陈德鸿

    孙兴的接骨手艺是和孟三爷学的。

    孙兴说，他15岁那年上山采松塔，从树上摔下来，好几处骨头都断了，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哀嚎到快天黑，让在山里住的孟三爷发现了，当时就把骨头接上了。等他好利索了，就拜了孟三爷为师。

    有人不信说：“孟三爷那个孤老头子有两把刷子不假，可他连亲侄子都不传，咋能传给你呢？鬼才信呢！”

    孙兴涨红了脸说，“起初孟三爷确实不答应，后来被我缠得没法，就说，‘你这笨手笨脚的，摘个松塔都能从树上掉下来，教也没用。’”我当时就急了，说：“我掉下来是没舍得用刀砍树梢。把树梢砍掉了，松塔好拣了，可松树就不长了。孟三爷想了想，又问了我不少事，这才答应了。”

    “孟三爷没了快俩月了，让我们找阎王爷问啊？”一个人说完，一群人都笑了起来。都知道孙兴心善，不会说谎。他从小没娘，爹娶了后娘又生了一个娃，对他更加不管不顾，挨打受气是常事。于是便都知道了孙兴是孟三爷的徒弟，也都想看看他的本事，却一直没有机会。

    谁也没想到，第一个来找孙兴的是饲养员李老头。李老头说：“队里有头骡子断了一条前腿，听说你是孟三爷的徒弟，能给人接骨，不知能不能给牲口接？”

    “能，咋不能呢！”孙兴满口答应，心里却有点发酸，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个病人竟然是头骡子。

    到了队里，孙兴让人把骡子的三条腿固定住，在那条断腿上捋了一会儿，喝了一大口葫芦里的酒，便往上喷，喷了几次，然后闭上眼，叽里咕噜说了几分钟谁也听不懂的话，猛地睁开眼说：“好了，牵着在院里遛遛，明天就能下地干活了。”

    “这，能成？”李老头半信半疑。

    孙兴没回话，拍拍屁股走了。李老头哆哆嗦嗦牵过骡子，在院子里慢慢地走了起来，眼睛不时扫向围观的人群，根本不敢回头看骡子。走着走着，便见围观的人们傻了似的僵在原地，眼睛越张越大。他不安地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骡子。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欢叫声。

    队长媳妇小秀抱柴时滑了一跤，摔断了三根肋骨，疼得直吸气。队长想用马车把她送到县医院。

    小秀急了：“这离县城几十里，到了还不把我颠簸死？赶快去找孙兴呀！”

    队长只好找来了孙兴。孙兴在小秀伤处左右捋了一阵儿，喷了几口酒，然后闭上眼睛，开始嘟囔起来。十几分钟后，孙兴睁开眼睛，见小秀不再喊疼，挎上葫芦往外走，边走边说：“好了，干啥也不耽误。”

    队长愣了一会儿，急忙追了出去，问：“多少钱？”

    孙兴说：“不要钱，给谁看都不要钱。”

    队长说：“要不上秋多分你点粮食吧，谁都不能有意见。”

    孙兴停住脚说：“我多，别人就分得少，这样的事我干不来，你最好也别干。”

    “那你这是图啥呢？”队长问。

    “啥也不图。”孙兴说，“我是孟三爷的徒弟，孟三爷就是这么教的。”

    孙兴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甚至有不少外县人也来找他接骨。但不管是谁，什么身份，孙兴概不收钱，也不要物。有人不解，孙兴便说：“我是孟三爷的徒弟，孟三爷就是这么教的。”弄得问话的人一头雾水。

    县医院院长亲自看了孙兴接骨，对他很是佩服，便寻了个机会把他要了过去。可没想到，孙兴干了一个多月就主动回来了。

    队长百思不得其解，说：“多少人做梦都想进城吃商品粮，你有了这个机会，咋就不干了呢？”

    孙兴说：“别人做不做梦我不管，在城里看病得先交钱，没钱就不给看，我越干越不得劲，没法干下去了。”

    许多年后，一个记者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孙兴的事，专程跑到村里来调查，找到了当年的队长家。队长说：“给人和牲口接骨那都不算啥，最神的是接高粱……”

    “可惜了。”记者说，“凭他的神技，要是活到现在，早发大财了。”

    “你说啥？”记者话音刚落，老人的眼睛便瞪了起来。

    “没，没说啥。”记者有些毛了，“我，我是说他技术那么好，为什么没有传下来？”

    队长叹了口气说，“为什么没有传下来？别忘了，他可是孟三爷的徒弟。”

诊所里的母亲

    流感说来就来了。好像，城市里每个人都在流鼻涕。这让他的诊所里，总是堆满了人。

    诊所不大，靠墙放着两个并排的长凳，人们挤坐在那里，有秩序地，一个挨一个地，等着他开出药方，或在头顶挂一个吊瓶。这场面让他稍有欣慰。他不喜欢有人插队，正如他不喜欢有人生病，尽管，他是一个大夫。

    有时他认为自己好像选错了职业。比如现在，他已经忙了一个上午，面前依然晃动着没完没了的病人，这样他就有些烦躁。后来他更烦躁了，因为他看到一个没有排队的女人，身子有些佝偻、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女人紧抱着叠成筒的被子，踉跄着慌张的脚步，直接挤到他的面前。他看到女人在皱纹间顽强地挣扎出一双浑浊的眼，吸盘般吸附着她的脸。女人说，看病，感冒了。声音沙哑。

    他皱了皱眉，用手指着长凳上等候着的那些人，说，都看病，都感冒了。

    女人说，我给你钱。

    他的眉毛马上打成结，他说都给钱，这里没有赊账和赖账的。

    女人并不理会他的话，说，孩子感冒了，很严重，你快给他看看。女人轻轻拍打着怀里的被筒，露着焦急和紧张的表情。

    女人递过来一张破旧的两毛钱，他认为这张钱的年龄，应该不会比女人小多少。

    女人小心翼翼地揭开包得紧紧的被筒一角，他歪着头，向里面看了一眼。只一眼，他便愣住了。他突然记起有人曾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他想，也许面前的老女人，就是故事里的主角。

    你不要理她。坐在凳子上的一个男人说，我认识她，这附近所有的国营医院和个体门诊，没一个理她的。

    他摆摆手，示意男人不要说下去。他轻轻问女人，孩子病得很重吗？

    是的，很重。女人说，他整夜咳嗽呢。

    还有呢？他问，他把听诊器小心地塞进被筒。

    不吃饭，有时候发高烧……夜里总是哭！女人说。

    你别理她！坐在凳子上的男人又说话了，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呢！

    你闭嘴！他冲着男人吼。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很激动。

    男人撇撇嘴，不说话了。

    给他打一针吧。他朝女人笑笑，马上就好，不会疼的。他站起来，把椅子让给女人。

    现在好了。您摸摸看，是不是不烧了？过一会，他对女人说。

    好像是呢。女人的表情终于平静下来，嘴角有了些笑。

    回去的时候，把被子包严实点，别让他受凉。他叮嘱着女人。

    那谢谢你了……不过明天我还想来，您再给他看一看，行吗？女人说。

    当然行。他收下女人推过来的两毛钱。

    女人终于走了，心满意足，脚步也变得轻盈。走到门口的时候，女人回过头来朝他笑笑。笑得他心酸。

    他开始给下一位病人开药，挂吊针。他心里想着那个故事：单身的母亲和17岁的儿子，儿子辍学打工，摔下脚手架，死去……母亲疯了，每天抱一个被筒，到处找人给儿子看病。她总说，儿子刚满两岁，没有人理她……

    他想，被子里包的那个干瘪的、脏兮兮的枕头，应该是她儿子枕过的吧。

    他流下一滴眼泪。

    他想，不管如何，也得把这个诊所开下去。他答应过女人的。哪怕，他仅剩下女人一个顾客。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