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 鞭

（节略部分内容提示） 天津城西挑担卖炸豆腐的“傻二”用头上那根粗黑油亮的大辫子把惹是生非的大地痞独眼“玻璃花”抽了个鼻青脸肿。“玻璃花”栽了面子，发誓一定要报仇，结果他将天津很多名声响亮的奇能异士甚至东瀛武士找来帮忙，可这些人一一栽在“傻二”那辫子上，从此人们称他的大辫子为“神鞭”。几年之后，大清朝亡了，要剪辫子。这时的“玻璃花”混进了“巡防营”洋枪队，不但剪了傻二徒弟的辫子，还上门来要和傻二算旧账。傻二一声不吭，闭门不出，不久就失踪了……

①一年，才刚开春，草木还没发芽子，远远已经能够看见点绿色了。南门外直通海光寺的大道两边开洼地，今儿天蓝水亮，风轻日暖，透明的空气里飘着朵朵柳絮。这时候，要是在大道上放慢腿脚蹓跶蹓跶，四下望望，那才舒服得很呢！

② “玻璃花”来到道边一家小铁铺，给营盘取一挂锁栅栏门的大链子。他来得早些，铁匠请他稍候一候。他骂一句街，便在大道上闲逛逛，逛累了，在道旁找到一个石头辗子，翘腿坐在上边。他见道上行人不少，忽然想到要显一显自己才弄到手的小洋货，便打怀里摸出一根衣兜烟卷，叼在嘴上，还模仿洋人，下巴一用劲，烟头神气地向上撅起来。跟着他又摸出一盒纯粹洋人用的“海盗牌”黄头洋火，抽出长长一根，等路人走近，故意手一甩，“嚓”地在裤腿上划着，得意洋洋点着烟，嘴唇巴巴地一口口往里嘬。就这当儿，忽然“啪”一下，烟头被打灭。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啪！”又一下，叼在嘴上的烟卷竟给打断；紧接着，“啪”帽子被打飞了。三声过后，他才明白有人朝他开枪。他原地转一圈，看看，路人全吓跑了，正在惊讶不已的时候，他看到前面开洼地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阔脸直鼻，身穿宽宽绰绰的蓝布大褂，纯黑的土布裤子，紧紧打着同样颜色和布料的裹腿，头上缠着很大一块蛋青色绸料头布。他见这人好面熟，再瞧，唷，这不是傻二吗！怎么这样精神？脸上的糟疙瘩都没了，一双小眼直冒光。可是“玻璃花”立即也拿出十足的神气唬对方：“傻巴，你是不是想尝尝‘卫生丸’嘛味的？”他一撩前襟，手拍着别在腰间的小洋枪啪啪响，叫道：“说吧，怎么玩法？”他拿傻二最怕的东西吓唬傻二。

③谁知这傻二淡淡一笑，把双襟的褂子中间一排扣儿，从上到下挨个解开，两边一分，左右腰间，居然各插着一把六眼左轮小洋枪，他双手拍着左右两边的枪，对瞪圆眼睛的“玻璃花”说：“当下，我也玩这个了，你既然要玩这东西，我陪着，我先说个玩法──咱们一人三枪，你一枪，我一枪，你先打，我后打。你那两下子我知道，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我要是不告诉你，那就算我欺负你了！你看──”傻二指着前边，十丈远的一根树杈上，拿线绳吊着一个铜钱，在阳光下锃亮，像一颗耀眼的金星星。

④“你瞧好了！”

⑤傻二说着一扭身，双枪就“唰”地拿在手里，飞轮似的转了两圈，一前一后，“啪啪！”两响，头一枪打断那吊铜钱的线绳，不等铜钱落地，第二枪打中铜钱，直把铜钱顶着飞到远处的水坑里，腾地溅出水花来。

⑥“玻璃花”看得那只死眼都活了。他没见过这种本事，禁不住叫起来：“好枪法，神枪！神枪！”再一瞧，傻二站在那里，双枪已经插在腰间。这一手，就像他当年甩出神鞭抽人一样纯熟快捷，神鬼莫测。“玻璃花”指着傻二说：“你那神鞭不玩了？”

⑦傻二没答话，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抬手把头布一圈圈慢慢绕开取下，露出来的竟是一个大光葫芦瓢，在太阳下，像刚下的鸭蛋又青又亮。“玻璃花”惊得嗓音变了调儿：“你，你把祖宗留给你的‘神鞭’剪了？”

⑧傻二开口说： “你算说错了！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便是，不论怎么办也难不死我们；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决不输给别人。怎么样，咱俩玩一玩？”

⑨“玻璃花”这才算认了头：“三爷我服您了。咱们的过节儿，打今儿就算了结啦！”

⑩傻二一笑，把头布缠上，转身走了。“玻璃花”看着他的身影在大开洼里渐渐消失，不由得摸着自己的后脑壳，倒吸一口凉气，恍惚以为碰到神仙。他回到营盘后，没敢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怕别人取笑他。不久，听说北伐军中有一个神枪手，双手打枪，指哪打哪，竟说一口天津话，地地道道是个天津人，但谁也说不出这人姓名，“玻璃花”却心里有数，暗暗吐舌……

（节选自冯骥才《神鞭》）

    民间歌谣在汉代受到相当的重视，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同时也兼以朝廷礼仪、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这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打击，至汉初早已被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的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构承担。

    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尚书》之《夏书•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宣传教令，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采集百姓讴谣的故事，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昭君怨》等。从中国诗歌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中的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据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原来是“辤”字，后来写作“辭（辞）”。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其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例如楚地流行的歌辞——楚辞就是如此。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字。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用作“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等。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晚唐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类似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某某词”的。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词作为诗的延伸和附属于诗的一种边缘文体。诗余这个名词，就明确地说明了当时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试图把词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不久后，当时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清真词》。从此以后，“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被确定下来。

“一带一路”建设彰显中国担当

曹文炼

    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的重大倡议和构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国际社会反响热烈，各领域合作有序推进，进展和成果均超出国内外各方预期。

    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很强吸引力和感召力。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深度调整期，原有的发展格局被打破，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格局尚未形成，各国突破困局、谋求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充分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功能和结构性缺陷，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呼声。“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支持各国共同发展，由各国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带动经济发展，对沿线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让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际范围更加均衡地分配。“一带一路”建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彰显了增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中国智慧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担当，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③“一带一路”建设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深陷困境的背景下，又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暗流。有的发达国家为重振本国经济，一手推动再工业化，力促制造业和跨国企业巨额资本回流；一手高举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出台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多更激烈的贸易战、汇率战、大宗商品价格战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发展风险大大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上作出更大贡献。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实质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助力沿线国家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

    ④“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处在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我们应紧紧抓住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为深化地区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打下更坚实的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深入推进，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要素集聚、技术整合、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等方面积极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仍是潮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个包容而巨大的发展平台，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实现自身发展。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一带一路”建设正呈现积极态势。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实施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使“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摘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照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修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日、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造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立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系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統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创造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发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获节日走向》）

1.非连续文本阅读

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辙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

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禹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今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朝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到明嘉靖二年（1523年），人们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

以知名度而论，杭州绝对算得上“顶流”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的由来也与大禹有些渊源。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但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禹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后转讹为余杭。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也有学者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和大禹是否在此治水无关。

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武王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时，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津观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演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作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津”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处地名与此皆有渊源，一处是河南洛阳市下辖的孟津区，另一处是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相距大约60千米。 

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联合军，渡过盟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场大进军有关。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克商、提牧野之师、兴兹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

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作《牧誓》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当时都城朝歌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牧野”指的是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联想到的却是这场决定商亡周兴的命运之战，以及发生决战的那一片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卫辉市。

灭商后，周武王罢兵西归，我们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区，其名同样源于这场战役。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首次载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息戎，遂名偃师焉。”

西周时，统治者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至今，在中原大地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今天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初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地名称其国。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颖（济水、洛水、黄河、颖水）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

西周王朝还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随、蔡、蒋、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来头最大”的大概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蔡叔。可惜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

先为楚灭，而后幸运地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就在今天河南省驻马店市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

秦统一六国后，改分封设郡县，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地名，绝大多数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今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新安县在秦时属战略要地，秦始皇给地名取“安”字，有长治久安之寓意。我们再来看河南省新乡市下辖的获嘉县。仅凭地名，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它的由来与一场千里之外的叛乱有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宰相吕嘉起兵反汉，后被汉伏波将军路博德诛杀。汉武帝出巡行至汲县新中乡时，正好收到献来的吕嘉首级，武帝大喜，改新中乡为“获嘉县”。

丰富多彩的神州地名里，三国这个时代自然也有巨大贡献，例如今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魏都区和建安区。前者是1986年2月设立的，命名由来也比较好理解，曹丕称帝后，定都洛阳，又设了4个陪都，曾经曹操王霸之业的“起飞点”许昌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建安区，是2016年11月才改的名，意在纪念许昌建安文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唐时，武则天称帝后曾驾临嵩山，并亲登太室山封中岳之神，她将少室山下的阳城县改为“登封县”，年号改为“万岁登封”，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今河南省登封市。河南省灵宝市之名也是唐玄宗因个人崇信道教，喜得“灵符”后御赐。从远古到现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含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

（摘编自国家人文地理《华夏青史的地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