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上生些焰火起来。屋边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纸钱。”

我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他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但是从他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弃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