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我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本文在说理上层层铺垫，对照鲜明，试结合课文分析。 

雪

鲁彦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窸窣的声音。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像春天流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人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的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情人的窃窃的密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柔和的情人，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温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札札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现在，美丽的雪花飞舞了。我喜欢，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我的喜欢有如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的福建人一样，我回想着过去下雪时候的生活，现在的喜悦就像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渐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记得某年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寓所里，围着火炉，煮着全中国最好的白菜和面，喝着酒，剥着花生，谈笑得几乎忘记了身在异乡；吃得满面通红，两个人一路唱着，一路踏着吱吱地叫着的雪，踉跄地从东长安街的起头踱到西长安街的尽头，又忘记了正是异乡最寒冷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们都像走工厂里的机器，忙碌得一刻没有休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们又叫我一个人看守着永不会有人或电话来访问的房子。这是多么孤单，寂寞，乏味的生活。

    “①没有意思！”我听见过去的我对今天的我这样说了。正像我在福建的时候，对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说的一样。

    然而，我还有一个更可骄傲的我在呢。这个我，是有过更快乐的生活的，在故乡：地上厚的积雪，是我的地毡，我在它上面打着滚，翻着筋斗。我把它捻成了团，捧着，丢着。我把它堆成了一个和尚，在它的口里，插上一支香烟。我把它当作糖，放在口里……

    “②没有意思！你这老年人！”我听见幼年的我对着过去的那些我这样说了。正如过去的那些我骄傲地对别个所说的一样。

    不错，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过去和现在的喜悦是像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样，渐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对着这时穿着一袭破单衣，站在屋角里发抖的或竟至于僵死在雪地上的穷人，则我的幼年时候快乐的雪天生活的意义，又如何呢？这个他对着这个我，不也在说着“③没有意思！”的话吗？

    天呵，我们不能再想了。人间的欢乐无平衡，人间的苦恼亦无边限。世界无终极之点，人类亦无末日之时。我既生为今日的我，为什么要追求或留念今日的我以外的我呢？今日的我虽说是寂寞地孤单地看守着永没有人或电话来访问的房子，但既可以安逸地躲在房子里烤着火，避免风雪的寒冷；又可以隔着玻璃，诗人一般的静默地鉴赏着雪花飞舞的美的世界，不也是足以自满的吗？

    抓住现实。只有现实是最宝贵的。

    眼前雪花飞舞着的世界，就是最现实的现实。

    看呵！美丽的雪花在飞舞着呢。这就是我三年来相思着而不能见到的雪花。

（选自《现代散文鉴赏辞典》，有删改）

像白云一样飞翔

韦如辉

    耐耐放学了，走在傍晚的山岗上，身后跟着来迎他的狗儿大黄。

    山岗静静的，密实的树林静静的，碧绿的草丛静静的。不远处，潺潺的小河静静的。

    眼前的景象迷住了耐耐。

    他放下肩膀上的书包，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坐下来。

    静，出奇地静。怎么会这么静呢？耐耐想。往年可不是这样，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至少，会有几只蛐蛐儿，附和着风声哼唱。

    耐耐头枕着双手躺下来。天空的蓝很近，几丝白云在蓝蓝的大海里划着船儿。

    没有风浪，船儿在耐耐的眼里飘啊飘。

    耐耐想，船上都坐着谁呢？要是妈妈坐在船上就好了。

    妈妈怎么可能坐在船上呢？耐耐记得，妈妈是开春坐一辆大巴车走的。大巴车冒着黑烟，颠簸着一路远去。耐耐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哭喊着，号叫着，哀求着：妈妈别走！妈妈别走！

    可是，妈妈们还是走了，被狠心的大巴车驮走。妈妈们能够听懂小伙伴们的话，大巴车听不懂，大巴车开足马力，绝尘而去。一开始，耐耐还能看到探出车窗的妈妈，后来只能看到一溜黑烟。

    妈妈这一走或许一年，或许两年，或许三年，耐耐才能见上或许一面，或许两面，或许三面。多多的妈妈走了十年，没回来过一次，多多也没见上一面。小伙伴们都说多多可怜，

    恐怕一辈子也见不着妈妈了，多多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小伙伴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多多的哭声止住。多多太可怜了，自己比多多强多了。耐耐想，再过268天，妈妈又回来了。

    妈妈说回来就回来，真的回来了。这次，妈妈坐着船儿回来。船儿慢慢悠悠向耐耐划过来。

    妈妈站在船头上，手里挥舞着一条红丝巾。妈妈喊，耐耐，你看到我了吗？我是妈妈。

    耐耐揉了揉眼睛，向喊声望去。可是，眼睛模糊了，看不见。怎么会看不见呢？明明听到妈妈的喊声了。难道是昨天晚上看电视熬了夜，眼皮打架了？耐耐又狠狠地揉了揉，恨不得将肿胀的眼皮揉碎了。

    终于，耐耐看到了船儿，看到了一条红丝巾，在船头上挥舞着，好像一团流动的火焰。耐耐还看到了一个人，穿着白白的衣裳，飘着长长的头发。她是谁？妈妈吗？妈妈怎么可能像仙子一样漂亮呢？

    妈妈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尤其一双在车间忙碌的大手，厚实、粗糙、常年布满裂纹。

    船儿越划越近，喊声越来越响亮。耐耐，我是妈妈啊，难道你不认识妈妈了吗？

    耐耐想，外面的世界真神奇，妈妈变漂亮了，自己都不认识了。

    耐耐在胸腔里憋了一股气，不由自主地喊了声妈妈。可是，这一声妈妈喊得不够敞亮，仿佛一只蚊子的叫嚷。

    而妈妈听得很真切，她激动得跳起来，船儿晃荡着。耐耐喊，妈妈，小心！

    妈妈下了船，上了岸，快速地奔跑着，一把将耐耐抱在怀里。

    妈妈眼泪汪汪地问，耐耐，想妈妈吗？

    耐耐看着妈妈的眼睛，点点头。

    妈妈又问，耐耐学习好吗？

    耐耐先点点头，接着自豪地回答，这次考试了，语文98分，数学99分。

    妈妈再问，奶奶的饭做得好吃吗？

    耐耐想说，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没有妈妈做得好吃。有一回，奶奶做米饭，虫子都没有拣出来，碗里好多虫虫哟。而耐耐没说，耐耐知道奶奶已经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还经常流浊水。耐耐告诉妈妈，奶奶做的饭好吃。你看你看，我都吃胖了哩。耐耐掀开衣襟，露出发面馍一样的肚子。

    妈妈流泪了，泪水落在耐耐的身上、脸上、肚皮上，泪水湿湿的，温温的，滑滑的。妈妈又抱着耐耐亲啊亲。耐耐的身上、脸上、肚皮上，湿湿的，温温的，滑滑的。

    耐耐睁开眼睛，妈妈突然不见了，连那只小船儿也不见了，蓝蓝的天空开始变黑变暗，几颗星星眨巴着眼睛。

    大黄正用它温热的舌头，非常卖力地在他身上、脸上、肚皮上舔舐着。耐耐刚才睡着了，做了个在白云里飞的梦……

（选自《小说选刊》，有删改）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搬家到陶然亭南的地铁宿舍。走出宿舍，有一条大道，大道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

    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年轻的那一位售货员，刚来不久。她个子不太高，面容清秀，长得纤弱，人很直爽，快言快语。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她想明年接着考。我鼓励她：对，明年接着考！有这个心劲儿，最重要！每次去那里买东西，她都爱和我说话。我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或者索性送给她。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有一次，她看完我借给她的一本契诃夫小说选。还书的时候，我问她读完这本书，最喜欢哪一篇？她笑了：这我说不上来，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我没看懂，但觉得特别有意思。

    1978年的夏天，我和她相互鼓励着，一起到木樨园中学参加高考。记得考试的第一天，木樨园中学门口的人乌泱乌泱的，黑压压拥挤成一团。高考放榜，我考上了，她没考上。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老老实实在副食店上班。

    大学毕业后，我搬家离开了地铁宿舍，发现旧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堂堂。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地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脸色有点黄，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我惊讶地问道：这么快，你都结婚了？

    她笑着说：还快呢，我25岁都过了小半年！我们有同学都早有孩子了呢！

    那天告别时，地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杨的枝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

    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那座宾馆新建没几年，设计和装潢都很考究，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点点头，握了握她的手。她又问我：您还认得出我来吗？起初，我真没有认出她，以为她是会议负责接待的人。她笑着说：我就知道您认不出我来了，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地铁宿舍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个子高了些，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对她说了这些感受，她咯咯笑了起来，说：还年轻呢？明年就整六十了。

    她还是那么直爽，言谈笑语的眉眼之间，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仿佛岁月倒流，昔日重现。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憋在家里，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把我变成甜面酱里的大尾巴蛆？”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她说：中学毕业去副食店工作，到今年整整四十年。您看看这四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你过得够好的了！这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她略咯地笑了起来：还节节高呢！您忘了您借给我的那本契诃夫小说了吗？您说我像不像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

    分别的时候，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那么小，跟芝麻粒一样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她还告诉我，地铁宿舍二十多年前就都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副食店早被淹没在楼群里了。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有删改）

没有地址的信

傅昌尧

    这是G省，山是大山，村是穷村。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于蒋晓梅来说，喜悦和愁苦几乎同时挂在她那弯弯的眉梢上。

    虽然对于蒋瘸子家的丫头考上大学早有预料，但这一天真的来了，那些七老八十的留守老人还是异常兴奋，他们把蒋瘸子家那又矮又黑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但立即哀叹声也塞满了屋子。面对接下来四年高昂的学费，不要说一条腿的蒋瘸子，就是把整个小村都抖搂个底朝天，也供不起啊！人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蒋瘸子一个人死撑硬顶愣是要女儿读书，还非得送进大学不可。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穷山村里，不要说一个丫头，就是男孩，也没几个读完初中的，人们都说蒋瘸子中了邪了……

    送走了乡亲、蒋晓梅对父亲说：“爹，我们老师说，现在大学有绿色通道，先入学，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啥的慢慢解决……”

    蒋瘸子猛吸一口土烟，点点头，没吭声。

    爹，我今天……可不可以问你，你到底为啥这样苦巴巴地供我念书？”蒋晓梅怯生生地小声问父亲，因为以前她只要一问这个，父亲就瞪眼，甚至还打过她。

    这次蒋瘸子没有瞪眼，更没有打骂女儿，而是转身从床下拖出一个破旧的木箱子，然后从里面抠出一个塑料皮包襄的布袋子，解开布袋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条。蒋晓梅接过纸条，发现上面有几行字。

    丫头，你念给我听听。蒋瘸子郑重地坐直腰板，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蒋晓梅伃细辨认着有些模糊的字迹，念道：“缺衣少食只是一时的贫穷，没有文化，将永远难以摆脱贫困。希望穿上这件衣服的小朋友一定要读书，好好读书直到上大学。如果今后孩子上学有困难，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帮助你！绝不食言！联系地址：海光市文昌路建德巷九号，电话：2678336……”蒋晓梅念完一头雾水，问：“爹，这是哪儿来的？”

    蒋瘸子说：“丫头，还记得十年前、咱们这里遭过雪灾吗？全国各地给咱捐钱捐物……那天，我去乡里领救灾衣物、看见那件小孩穿的红色羽绒服，就给你领回来了，你说从没穿过那么暖和的衣服……这张纸条就是在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找到的，我问村里会计写的啥，他当时念给我听，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就觉得这城里的好心人说得在理，就……”

    蒋晓梅问：“你联系过人家？”

    蒋瘸子摇头：“以前从来没有！”

    蒋晓梅心头一颤：“爹，那……你留着这个啥意思？”

    “我留着它，是在快支撑不住的时候，就偷偷拿出来看看，虽然你爹一个字不识，但这上面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停了停，蒋瘸子说，“但是，今天在镇上，我打了那个电话……”

    “爹，你想问人家要钱？”

    “不，我是想告诉好心人，我女儿没有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就嫁人了，然后就像她们的母亲一样祖祖辈辈都这么活下去……我女儿考上大学了，不会跟其他的山里女孩一样了，熬出头了！我要谢谢他……”

    蒋晓梅问：“人家怎么说？”

    蒋瘸子摇摇头：“电话打不通，说是没这个电话……我想，可能是人家把电话号码写错了，或者換了号码，但是不还有地址吗？丫头，你给人家写封信吧，告诉他，没有十年前的那张纸条，就没有你的今天……”

    对于十年前的那次捐赠，胡美娟几乎没了印象，可当她打开那封由原驻地街道辗转而来的挂号信，看到那熟悉的字迹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世事沧桑，她的住址已经变换了多次，原来的地址不复存在，更要命的是，那个电话号码现在不仅升了八位数，当时匆忙中还忘了写区号。她把那张复印的纸条拿给老伴儿看，老伴儿也惊愕不已，说：“老婆子，真没想到啊！人家不仅把咱写的纸条保留到现在，还真的兑现了我们的期望。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肯定需要帮助啊！”可老两口反复看信，里面除了说些感谢的话，没有半个字提到钱或者需要帮助。更为奇怪的是，寄信地址一栏写着“地址内详”，可里面却没留下地址。信的末尾落款是：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山里女孩。

    胡美娟说：“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伴儿说：“怎么回事你还不明白吗？人家十年后才跟咱联系，并且不提帮助的事，不留地址，就是告诉咱，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嘱托，并且兑现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倔强而自尊的山里孩子啊！”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当年发生雪灾的地区，至今还是国家定点扶贫的特困地区，你想把一个女孩子一步步送进重点大学，该付出多少艰辛啊！“胡美娟越说越激动，“老头子，我们立即动身，去找到那个家，也兑现我们十年前的许诺。”

    “对，就算她不告诉我们地址，也不说是哪个大学；就算找不到那个穿羽绒服的孩子，找不到保留这张纸条的家庭，我们也要去兑现承诺，因为，那里还有许多渴望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2期，有删改)

奔丧

王魁还是在他娘升天的那一年回的老家。屈指算来，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虽然老了，但没有老到犯糊涂的份儿上。就这几个手指头，他掰得过来。

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的时候，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跟头流星地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和王魁拉呱儿……可是爹憋不住。爹双手一撑，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

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

王凤也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疯了，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赌气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再找活儿，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说，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广州去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想再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鱼贯走进屋，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纷纭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顿了顿，王魁又说，“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

三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王凤和王琴去厨房准备早餐。王芳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摞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张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张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