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土地

黄安详 

　　①提及苏东坡，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叶在大江中自由游弋的小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再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实际上，东坡，这个在民族的记忆深处烙下深深印记的名词，它与我们浪漫的想象竟是那么的遥远。 

　　②贬居黄州的次年（1081年），在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苏轼请得了一块荒地，开始了他的田间劳作生活。据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由此，“东坡”便以其朴实的面目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走进了民族的记忆——它只是一片土地，一片贫瘠荒芜的土地！ 

　　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能接近土地的诗人并不少，但在真正地步入仕途、成名成家后依然能走近土地的，就微乎其微了。苏轼当是其中的一位。虽然我们很难想象那双拿惯了纸笔的双手是如何笨拙地使用锄头的，但我们确实可以从诗作中看到他很投入地参加了生产劳动。《东坡八首》记载了一幅幅清新的画面：“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诗人正准备薅锄杂草。“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诗人正释耒长叹，由衷感慨耕作之不易。 

　　④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旅程中最凄凉、最痛苦、最寂寞的日子，但是，困境中的苏轼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繁杂的农活给诗人不仅带来了一身的劳累，也带来了田间的收获（以填饱他“不合时宜”的肚皮），而且还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东坡》一诗是这样写的：“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地，自爱铿然曳杖声。”我们从“野人”一词中体会出了诗人的幽默和自嘲，从“莫嫌”和“自爱”中读出了旷达和恬淡，从“铿然曳杖声”中听到了一位智者与自然的交流。这首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说明这位落魄的诗人已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土地，固执地在土地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 

　　⑤由此，不禁联想到了另一位同样高智商的诗文大家。读起《柳子厚墓志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顿生凄凉！清幽冷峻较之于豁达放旷，不只是文学风格之异，还是一种心胸之别。在惋惜这位唐宋文学的先贤最终没能从永州的阴影中走得更远之时，我们不由要为苏轼赞叹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我们何敢企及的境界呀！他不仅走出了黄州，还走向了更远的惠州（今广东）和更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当苏轼手把犁锄垦荒于东坡的时候，他的心胸就像土地一般无限地延展开了，而无端的中伤、恶意的毁谤、曾经的羞辱等等，就如冰雪般在这片土地上消融殆尽。此时，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多了一位“东坡居士”，更是多了一位思想者和艺术家。 

　　⑥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苏轼——这位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乃至中国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苏轼在黄州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数亩开垦的农田，也不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当他的趾甲缝里塞满了东坡上的泥土、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相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的时候，便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⑦又一个“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夜晚，我们与东坡相会于书卷中，倾情地阅读着这块永远读不完、读不透的土地。东坡之于苏轼，就如南阳之于孔明、成都之于杜甫、岳麓之于朱熹、桐城之于姚鼐……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一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东坡与苏轼一起最终成为了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

⑧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撤标

    技术楼建成，要进行室内装修，按照工程管理规定，得招标。三百万左右的标的，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了。这一块正好归布小朋管，他坚持严格招标，不看关系。师党委会上，他说：“我来得罪人，你们不用怕，都推我身上。”

    前来投标的公司共有十六家，布小朋把标书拿来看，一家名叫文新经贸装饰有限公司的标书吸引了他﹣﹣吸引他目光的，是其法人代表的名字﹣﹣康文定。

    布小朋脑袋嗡地响了一下，他揉揉眼睛，确认没有看错。会不会是重名？这世上叫康文定的，不止他一个。但是直觉告诉他，不会是别人，就是这个康文定，这个与他的命运，与姐姐布花一家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

    现在基地能想起康文定这个名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偶尔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有的说他发了大财，有的说他负债累累，家庭婚姻生活似乎更是一团槽。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康司令的这个儿子是好人，就是管不住自己，他这辈子，坏就坏在这上头了。”

    布小朋目光抚摸着标书上康文定的名字，居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真希望他打个电话过来。没有康文定，自己不可能入伍，也不可能现在还能留在军队中。如果康文定提出来，照顾一下他的公司，布小朋也许会的，哪怕自己打自己嘴巴，违犯一次规定，他也能豁出去。

    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桌上电话响了。布小朋拿起电话，是个十分陌生的声音，对方问：

    “您是布师长吗？”

    布小朋说：“我是副师长布小朋。”

    时方说：“布师长，您有个老朋友，晚上想请您坐坐，他在布谷鸟酒家等您，从你们师部大院北门往西走，过一个路口就是。”

    对方不等他回答，就把电话放了。

    布小朋一下子猜到，这个所谓的老朋友，就是康文定。看来他真打自己的主意了。他没有犹豫，下了班，换上便装，径直走了过去。刚才打电话的是康文定司机小辉，此刻小辉就坐在酒店门口的一辆奔驰车里，多年前他在康司令家见过布小朋一次。见布小朋过来，小辉从车里出来，打个招呼，就在前面带路。布小朋一把拉住他，说：“我自己进去。”

    到了三号包间门口，布小朋停顿一下，平静一下内心，缓缓推开门。沙发上，一个中年男人蜷缩着，似乎睡着了。此刻，布小朋眼里的康文定，头发白了一半，眼角皱纹深刻，看上去感觉背也有些驼了，留在他印象中的那个身形挺拔、相貌英俊的小伙子，成了眼下这个几乎完全认不出来的老男人，岁月给出的答案就是这样残酷。

    康文定突然醒了，猛地一下站起来，然后又愣在那里。二人都愣着，不知第一句话该说什么。还是布小朋打破沉默，他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握到一起。

    布小明说：“康参谋，你还好吧？”

    “还好。小朋，你都当副师长了……我早想到会有这一天，祝贺你……”

    “谢谢。”

    二人落了座。服务员端上来四个菜，启开一瓶红酒，过来倒酒。康文定抓过酒瓶，给自己倒上，说：“我知道你不喝酒，你就以茶代酒吧。”其实如果康文定给他倒一杯，他是不会拒绝的，不知为什么，今晚他特别想喝一点，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欲望。喝了两杯酒，康文定放开了一些，忽然问了一句：“你姐……她还好吗？”

    布小朋心中一阵剧痛，愣了好久才说：“……她去世了……都六年多了。”

    咣的一声，康文定手中的杯子倒了，酒洒了出来，他慌忙地扶起杯子。他喘着粗气，抬拳捶了下脑袋，摇头不语，许久才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你姐她是个好人……”

    布小朋此刻心中充满了愤怒，他攥紧了拳头，真想一拳把对面的人打倒在地。但是他不能打，他打不出去，他把拳头张开，又是许久才说：“……我姐说，你也是个好人……”

    康文定冷笑了一声，似乎不同意这个说法，伸手拿起酒瓶，倒满一杯，端起，咕咚一声全灌了下去。

    布小朋耐心等待康文定说出参与投标之事，如果他张嘴求情，他一定满足他。康文定快要喝醉时，终于扯到这上头，他舌头打着弯说：“小朋，今天来找你，一是我特别、特别、特别想见你，二是我想告诉你，我参与你们技术楼的投标了。”

    “我知道。”

    “以前我不知道你管这事。我来的目的，是想告诉你，我想﹣﹣撤标。”

    “……为什么？”

    “你和我爸是一样的人，办事认真，我掺和进来，会让你为难。”

    这话让布小朋一热。愣一下，他说：“我不怕为难。”

    “谢谢。但我还是决定撤。”

    康文定把一瓶酒喝下去，人就醉了。布小朋叫来小辉，两人把康文定抬上车。布小朋望着奔驰车在黑夜里往前驶去，两个尾灯一闪一闪，渐渐不见了，被黑暗吞没。

（选自陶纯《一座营盘》，有删改）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钱。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窃贼瞄见金子一般，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呆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后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信，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典当得干干净净，空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病。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的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每天会洗好几遍手和脸，爱用香皂。可是她老了，病了，臭气在体内生发。她的所有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大便经常要由父亲和叔叔轮流用手指头抠出来。每当这时候，祖母只能无可奈何地拉被子遮脸。有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劈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粒粒地嗑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仁儿。只有早晨，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思维与智慧》）

主角

陈彦

    很多年后，成名后的忆秦娥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说她舅回来了。

    她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她舅可神气了。戏要开演前，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跷，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茶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就像两根“筷子”的鼓槌来。“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得溜直。几个敲锣、打铙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四处八下的人，循着热闹，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看的人越多，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得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迭声脆响。以至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她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到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

    舅对娘说：“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

    娘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梳头。她舅说：“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虮子篦尽，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她娘说：“知道知道。”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痛得她躲来躲去，可娘还不停地梳。

    招弟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她想，那咋都是她姐来弟的事。来弟比她漂亮，能干。可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要让她去了。

    洗完头，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她问：“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

    娘说：“你姐毕竟大些，屋里好多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她问。

    娘说：“你舅在县剧团里，能得一根指头都能剥葱。谁敢不要？”

    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她说。

    “看你说得皮薄的，你出这么远的门，戴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

    娘说完，咋看，又觉得她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霉，拿出来晒过两回，再没面过世的。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娘都是找不到的。

    她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了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些，但她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出门时，舅说：“你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婆娘一样。再没件合身衣服了？”

    娘说：“真没有了。就身上这件，还是她姐的。”

    舅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看看你们这日子。不说了，到城里我给娃买一件。走!”

    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其实，招弟也舍不得娘。

    刚出村子，她舅说：“得把名字改一下，以后不要叫招弟了，就叫易青娥吧。省城有个名演员叫李青娥，你叫易青娥，说不定哪天就成大名演员了呢。”舅说完，还很是得意地笑了笑。

    突然变成易青娥的易招弟没有笑。她觉得舅是在说天书呢。

    易青娥舍不得娘，也舍不得那几只羊，它们还在坡上朝她咩咩叫着。

    十几年后，易青娥又变成了忆秦娥。

（节选自陈彦《主角》，有删改）

水袖之痛

肖复兴

    ①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②其实，我对胡文阁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③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功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④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⑤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⑥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⑦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⑧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⑨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

祝福

(鲁迅)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我回到了我的故乡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①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②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③她的眼钉着我的 ， 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

    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