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尹全生

    每次途经黄河到北方出差，我都要寻机会拍摄几张中华民族母亲河的照片。其中既有黄河在夏日里的一泻千里，也有其在冬季里的“顿失滔滔”；既有表现黄河“如丝天上来”之悠远的，也有表现其“奔流到海不复回”之雄浑的……几年积攒下来，这些照片已有近百张，我这个摄影爱好者足可以举办一次个人摄影作品展了!而我的老师、一位老摄影家却说我的作品缺乏传神之作、点睛之笔，建议我再增拍几幅壶口瀑布的照片。

    正巧单位派我到陕西出差，距壶口不远。但办完公事后出差期限已到，我冒着受处罚的危险，这天天还没亮就上了长途汽车。好心的乘客让我在途中一个叫丫叉口的地方下车，说通常下车就有机动三轮车开往壶口，15块的车费。

    太阳尚未出来，早春时节的西北风吹在脸上，火一般灼人。下车却没见一辆机动三轮，独独只有辆毛驴拖的板车，我只好去向车主打听。

    “天太冷，到壶口的机动三轮上午十点以后才会有。”那是个年近五十的汉子，一身陕北农民打扮，鼻子冻得像个红萝卜，挂在额下摇摇欲坠。“你要是不愿等，就坐我的车到壶口。”

    “你的毛驴车……也跑运输？”

    “到壶口是烂泥巴路，眼下路面结冰，我的驴不比三轮跑得慢!”

    为争取时间和少挨冻，我打算就坐他的毛妒车。“单程多少钱？”

    “机动三轮15块，我只收14块。”

    反复讨价还价，他咬死了13块不干，而且必须先付钱。我只得依他，打开密码箱取钱付款。我取钱时，他弓着腰朝密码箱里窥视，蛙一般地鼓着眼珠子。

    启程后他牵着驴一路小跑，一边啃干馍馍。那馍馍大概被冻硬了，他啃馍馍时像咬核桃一般吃力。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家吃早饭，他说自己清晨六点就来等客，来不及吃饭：“儿子在读高中，老婆生病，都急等着要钱哩！”

    话匣子一开，他就没完没了地介绍起自己的身世来：“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正读高二，大学梦破灭了；之后就上山下乡到丫叉口，并且同当地的农家姑娘结了婚。后来一新建“三线”厂招工，他成了第一批建设者，扛沙石背水泥，“大干加苦干，一天当两天，月亮底下当白天，小风小雨是好天。”月工资二十几块钱，又没奖金，豁出命为祖国献青春。工厂建成了拼命干工作，年年当先进，指望老婆解决“农转非”进厂，谁想到这一天还没盼到，自己先下岗了，“牛郎会织女”，回丫叉口与老婆团聚。每月130块的生活费难以养家糊口，没有钱买机动三轮，就买头毛驴拉客维持生计。他说自己下岗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攒钱买台机动三轮……

    我说人生嘛，总会遇到些沟沟坎坎。

    他便苦笑：“嗨！倒霉的事情全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正发育时闹饥荒，正读书时下了乡，正风流时出苦力，正能干时下了岗！”

    我问：“职工下岗这做法，好么？”

    “怎么说呢？不这么办，国营企业难找到出路。就好比机动三轮拉客，严重超载了，不下来几个人跑是会翻车的！”

    前方响起了绵延不断的沉雷般的轰鸣。他告诉我壶口瀑布到了，也没路了，要我步行走过去。我嘱咐他原地稍等，返程还搭他的车，然后抓起照相机就朝壶口瀑布跑去。

    好一个壶口瀑布——容纳了丰沛雪水的黄河从北漫漫涌来，到此河床突降，河水天塌地陷般跌落，呼啸着倾注于一狭窄的石潭中。那水先以掀天揭地之势腾起，然后翻着泡沫，浩浩荡荡涌往云霞斑斓处……我的心颤抖着，举起照相机连续拍摄。

    当我离开壶口瀑布去找那汉子时，人不见了，驴和车也不见了！我顿时出了一头冷汗——我的密码箱还放在车上，箱子里装着一万多块钱哪！

    正在我呼天不应、喊地不灵时，那汉子赶着毛驴车从一条沟里奔过来，满头大汗地指着驴骂：“这狗日的是个流氓！看见母驴就疯了，拖起板车就撵!”

    我没理会那只赫然在目的密码箱，却郑重地为他拍了一张以壶口瀑布为背景的全身像。

    我的摄影作品展举办时，有朋友为那组壶口瀑布的照片题了诗：后有峰和壑的嘱托，前有日和海的诱惑。在绝望和有望之间千折百回寻路，腾起或跌落都是不甘沉沦的歌……

（选自《小小说选刊》1998年第19期）

林肯中心的鼓声

木心

    搬到曼哈顿，与林肯中心几乎接邻，听歌剧，看芭蕾，自是方便，却也难得去购票。

    开窗，就可望见林肯中心露天剧场之一的贝壳形演奏台。那里每天下午、晚上，各有一场演出。废了室内的自备音响，乐得享受那大贝壳中传来的精神海鲜。节目是每天和每晚更换的：铜管乐、摇滚乐、歌剧清唱、重奏，还有时髦的名称也来不及定妥又变了花样的什么音乐。我躺着听，边吃边喝边听，比罗马贵族还惬意。但夏季没过完，我已经非常厌恶那大贝壳中发出的声音了；不想“古典”的日子，偏偏是柔肠百转的惹人腻烦；不想摩登的夜晚，硬是以火爆的节奏乱撞耳膜。不花钱买票，就这样受罚了。所以每当雷声起，电光闪，阵雨沛然而下，我开心，看你们还演奏不！

    可惜不是天天都有大雷雨，只能时候一到，关紧窗子。如果还是隐隐传来，便开动自己的音响与之抗衡，奇怪的是，但凡抱着这样心态的当儿，就也听不进自选的音乐。可见行事必得出自真心，强求是不会快乐的。

    某夜晚，灯下写信，那大贝壳里的频率又发作了，看看窗外的天，不可能下雨，窗是关紧的，别无良策，管自己继续写吧……乐器不多，鼓、圆号、低音提琴，不三不四的配器……管自己写吧……

    写不下去了——鼓声，单是鼓声，由徐而疾，疾更疾，忽沉忽昂，渐渐消失，突然又起翻腾，恣意癫狂，石破天惊，戛然而止。再从极慢极慢的节奏开始，一程一程，稳稳地进展……终于加快……又回复凝重的持续，不徐不疾，永远这样敲下去，永远这样敲下去了，不求加快，不求减慢，不求升强降弱，唯一的节奏，唯一的音量……其中似乎有微茫、偶然的变化，变化太难辨识，却使听觉出奇地敏感，出奇敏感的绝望者才能感觉到它。之后鼓声似乎有所加快，有所升强……后又加快升强，渐快，更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不像是人力击鼓，但机械的鼓声绝不会有这“人”味，是人在击鼓，是个非凡的人，否定了旋律、调性、音色，各种记谱符号。这鼓声引醒的不是一向由管乐、弦乐、声乐所引醒的因素。人，除了历来习惯于被管乐、弦乐、声乐所引醒的因素之外，还确有非管乐、弦乐、声乐所能引醒的因素，它们一直沉睡着，淤积着，荒芜着，原始而古老。在尚无管乐、弦乐、声乐伴随时，这些因素出现于打击乐，在漫长的遗弃废置之后，被今晚的鼓声所引醒，显得陌生新鲜。这非音乐的鼓声使我回到古老的蛮荒状态，更接近宇宙的本质。这鼓声接近于无声，最后仿佛只剩下鼓手一个人，而这人必定是遒劲与美貌、粗犷与秀丽浑然一体的无年龄的人——真奇怪，单单鼓声就可以这样顺遂地把一切欲望击退，把一切观念敲碎，不容旁骛，不可方物，把它们粉碎得像基本粒子一样分裂飞扬在宇宙中……

    我扑向窗口，猛开窗子，鼓声已经在圆号和低音提琴的抚慰中作激战后的喘息，低音提琴为英雄拭汗，圆号捧上了桂冠，鼓声也将息去——我心里发急，鼓掌呀！为什么不鼓掌，涌上去，把鼓手抬起来，抛向空中，摔死也活该，谁叫他击得这样好啊！

    我激动过分，听众在剧烈鼓掌，尖叫……我望不见那鼓手，只听得他在扬声致谢……掌声不停……但鼓声不起，他一再致谢，终于道晚安了，明亮的大贝壳也转为暗蓝，人影幢幢，无疑是散场。

    我懊丧地伏在窗口，开窗太迟，没有全部听清楚，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听他击鼓，冒着大雨我也会步行去的。

    我不能荏弱得像个被遗弃的人。

    又不是从来没有听见过鼓声，我是向来注意各种鼓手的，非洲的，印度的，中国的……然而这个鼓手怎么啦，单凭一只鼓就使人迷乱得如此可怜！我承认他是个幸福的人，我分不到他的幸福。

（有删改）

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的理由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历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他随之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捉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鞠了一躬：“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然后就把那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和他们意见的申请递放到桌子上。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

    她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制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她出去干什么的猜想。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现在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她轻轻舒了一口气，扬起头来时我就发现，亢奋的情绪已经隐退，温柔妩媚的气色渐渐回归到眼角和眉宇里来了，似乎有一缕淡淡的无能为力的无奈。

    她又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支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你家里就再想不出办法了？”我看着那双带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情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记不住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浆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整齐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迅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嚎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少次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十四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的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扬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四十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

（有删节）

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老舍

    近来忙得出奇。恍忽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每想随遇而安，贫而无谄，忙而不怨。无谄已经做到；无论如何不能欢迎忙。

    这并非想偷懒。真理是这样：凡真正工作，虽流汗如浆，亦不觉苦。反之，凡自己不喜作，而不能不做，做了又没什么好处者，都使人觉得忙，且忙得头疼。想当初，苏格拉底终日奔忙，而忙得从容，结果成了圣人；圣人为真理而忙，故不手慌脚乱。即以我自己说，前年写《离婚》的时候，本想由六月初动笔，八月十五交卷。及至拿起笔来，天气热得老在九十度（注：约等于32℃）以上，心中暗说不好。可是写成两段以后，虽腕下垫吃墨纸以吸汗珠，已不觉得怎样难受了。“七”月十五日居然把十二万字写完！因为我爱这种工作哟！我非圣人，也知道真忙与瞎忙之别矣。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这样忙的时候，把自己已忘掉，眼看的是工作，心想的是工作，做梦梦的是工作，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等等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也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

    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热闹非常，其实呢，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而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情形中，人们像机器般的工作，忙完了一饱一睡，或且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半睡。这里，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奴隶不会产生好的文化。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设尽方法去偷油儿。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在那儿作事，全是我不爱作的。我不能不去作，因为眼前有个饭碗；多咱我手脚不动，那个饭碗便拍的一声碎在地上！我得努力呀，原来是为那个饭碗的完整，多么高伟的目标呀！试观今日之世界，还不是个饭碗文明！

    因此，我羡慕苏格拉底，而恨他的时代。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忙成个圣人，正因为他的社会里有许多奴隶。奴隶们为苏格拉底作工，而苏格拉底们乃得忙其所乐意忙者。这不公道！在一个理想的文化中，必能人人工作，而且乐意工作，即便不能完全自由，至少他也不完全被责任压得翻不过身来，他能把眼睛从饭碗移开一会儿，而不至立刻拍的一声打个粉碎。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才会真忙，而忙得有趣，有成绩。在这里，懒是一种惩罚；三天不做事会叫人疯了；想想看，灵感来了，诗已在肚中翻滚，而三天不准他写出来，或连哼哼都不许！懒，在现在的社会里，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不比忙坏；忙出来的是什么？那么，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世界上必有那么一天，人类把瞎忙从工作中赶出去，人人都晓得，都觉得，工作的快乐，而越忙越高兴；懒还不仅是一种羞耻，而是根本就受不了的。自然，我是看不到那样的社会了；我只能在忙得——瞎忙——要哭的时候这么希望一下吧。

（载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益世报》“益世小品”第十五期）

碗匠和他的碗

周天红

    烂泥田，一个村子最响亮的事儿就是烧碗了。

    烂泥田村子口一大块田，那泥巴，扶墙抹墙不行，真的是烂得扶不上墙了。栽秧种谷也不行，栽了秧，不走根，反倒要烂根，没得收成。那泥巴，就适合做碗烧碗。泥质沙细，糗性好，水质也好，捏成碗坯子，放到窑上一烧，轻轻一敲就能听见当当当的清脆响声。那釉质那花纹那造型，一看就是好货色呀。

    八爷是村子里最好的碗匠。

    八爷拿捏碗坯子，那是村子里最快的。八爷烧出的碗，那更是一绝。造型，釉色，图案，那都是没得挑。能在碗边碗底上搞出花花草草，有鱼有鸟，有人物有动物，买主点着要什么他就能给你烧制出什么。做大寿的能给你烧出老寿星图，结婚办喜事儿的能在上面烧出鸳鸯，外出发财回家造新房的能在上面烧出财神爷，那些图案活灵活现，逼真得惊人。有的人端起碗吃饭时，都只顾着欣赏，翻来翻去地看，碗里的东西打倒了全然不知道。

    八爷烧碗的手艺，那是跟着他师傅学的，足足学了三年，他师傅才把最关键那点儿真本事传给了他。师傅传授真本事时，只给八爷提了一个要求：留在他身边!

    师傅对八爷说，我一辈子教了数不清的徒弟，学了手艺，都跑出去闯荡了，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其实，他们都只是一知半解，没有学到真本事。如果你一直留下来，我就把最关键最实在的那点儿本事传给你!

    八爷说话算话，一直留在师傅身边，烧碗。直到师傅去世，他都没有离开过烂泥田。

    八爷也讲究。无论是进门上货的还是收藏老玩意的，还是专门进屋看热闹的，八爷准抽出时间，把烧碗识货的道理和方法一五一十地给你介绍个明白，最后还问上一句，懂起没有？如果你摆脑壳说没听懂，他会继续给你说道说道，直到让你听真了为止。八爷这热情，生意当然好做了。

    八爷制碗烧碗的手艺是一绝，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的，每天上门进货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些年下来，八爷的房屋都翻新三回了，可他家里自己用的碗却还是老样子。

    八爷家的碗也是一大特色，没一个好碗，要么是歪的，要么是缺的，要么是花样图案烧残了的，全是歪瓜裂枣的残存货。

    碗匠家里用烂碗怪碗，是八爷用不起好碗吗？不是，成天满屋满仓库都是上等的好碗呢，随便用都没问题。是八爷缺心眼儿吗？不会哟，单凭他制碗烧碗的手艺，就知道他是个一等一的聪明人。是八爷脾气怪吗？肯定不是，你看有人进门，不管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八爷都是一脸的笑呢。

    这是个什么道理呢？烧碗的同行不明白，村里人不明白，来进货买碗的人不明白，就是八爷家的二娃更不明白。二娃是什么人哟，走州下府，啥事情没见过。这些年，二娃靠着倒腾他老爹八爷烧的碗，那是发财了，在县城里有五间门市一个大仓库，小轿车都换了好几辆，不是八爷吼着，差点把老婆都换了。二娃是村子里第一个去过北京首都的。就单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前照的那张相片拿回村子，一整个村子的人围着看了半下午还舍不得离去，直到天发黑人才小步小步地散了。多大个事儿呀，进个京城，村里人念谈了大半年。

    八爷家吃饭喝酒用的那些怪头怪脑的碗，那也是村里人的大事儿，没有人不念谈的。

    八爷说，二娃呀，你不懂？你真不懂？

    二娃摇摇头。

    八爷端起那歪边子的酒碗，喝了一大口酒，说，二娃呀，你看看这个碗，要不是它是个歪边子的残缺货，它还能是我的酒碗？八年了，还是我的酒碗。

    二娃听了老爹的话，好像更糊涂了。

    八爷看了二娃一眼，继续说，碗匠手里的好碗，最终都不是自己的，留不住呀。就像你和你哥。你哥虽然老实甚至有点笨，可他就像一个我烧坏了的碗，能留在我身边呀。你从小聪明，是只好碗，可你成天在外漂来荡去的，有个大事儿小事儿的，我能靠得上你？

    二娃这下听明白了，一屁股坐在屋前的门槛上，半天站不起身来。

    这一下子，二娃清楚地记起，自己已经两年零三个月零五天没有回家了。

（选自《短篇小说（原创版）》2018年第13期）

死亡重奏

西元

战壕里的黄土微微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停歇了片刻，黄土又轻轻动了一下，并鼓出了一个小包。这个小包不断壮大，一些黄土屑从小包的顶部快速滑落。然后，一片带血的指甲露了出来，再然后，是一根又黑又粗的手指。指甲龟裂乌黑，手指满是伤疤，这只手努力地向上举，仿佛要找什么。后来，整个一只手掌也露了出来，五指如钩。接着是一只手臂，啪的一声，拍在了战壕壁上，指甲深深嵌进冻硬的黄土中，向下用力，留下了深深的沟壑。许久，这只手臂似乎在积蓄着力量，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猛然间，一个浑身烧伤的战士从黄土下站了起来，军装碎烂，几缕布条在风中飘荡，铺天盖地的沙尘从头上，从身上洒落。他满脸血红，脸颊上几片白肉翻卷着。他瞪着垂死挣扎的公牛一般的红眼珠，推开战友的尸体，操起了一挺重机枪。

接团里命令，我们连守7号高地，阻止美军一个集团军和南朝鲜十来个师向南逃窜。

守多长时间？

五天、七天，说不好，一二三师什么时候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下去。

连长，我得守多大的一块地呀？

富贵，你是个老兵了，这事儿还要问我吗？

你还是给我划道线吧，没这道线，我心里就是不踏实，没办法呀！

好，好，好，我用脚尖给你划道线，你这个富贵啊，榆木脑袋。

嘿嘿嘿，你划了这道线，我心里就亮堂了。你放心，我不会让鬼子越过去半步，这一亩三分地儿，就交给我了。

二十年前，上官富贵他爹把自家那一亩九分地的地契攥出了血，狠狠心，卖了个女儿，换回了十斗粮，使全家活过了荒年。十六年前，河南大旱，上官富贵他爹饿死在了炕头，枕头下面还压着这张地契，临死前对上官富贵说，记住，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十年前，全村男子与临村发生了械斗，死伤数百人，就为了能给自家的地里多浇几桶水。八年前，黄河决口，上官富贵家的地成了一片汪洋，颗粒无收，全家九口逃往陕西，但仅他一人活了下来。彼时，上官富贵浑身上下没有一颗粮食，只在衣襟里缝了一张地契。

无数颗炮弹，像犁一样，把高地深深地挖了个遍，就像用五指梳理一小块沙地，你觉得这沙地里不可能再有什么生命了，可是，炮击停止的时候，仍然有数不清的战士，像遗落在土里的黄豆粒一样，从雪地下钻出来。

上官富贵晕晕乎乎地坐起来，拍了拍头发里的土，摸了摸浑身上下，没少一个物件。他既不庆幸也不后怕，这一刻，没有眼泪，没有语言，没有笑容。他像拿起一根锄头一样拿起落在身边的步枪，趴在地上，从容不迫地向冲上来的美军士兵瞄准射击。

才打了三五发子弹，美国人就冲到了连长给他划的那道线跟前，眼看就要踏过去。上官富贵这才有点急了，他用和爹一样黑粗、皴裂的长手，握住刺刀，猫起腰，向跑在最前面的那个美国人冲去。美国人蓝眼睛，长胡子，样子很陌生，又很凶神恶煞，他狂叫着外国话，似乎想吓唬眼前这个瘦弱的河南农民。他一手拿着刺刀，另一只手里握着把手枪，枪管对准上官富贵。可是上官富贵的眼睛并没看他，对那黑洞洞的枪口也很漠然。他不过是低着头，死死盯着那条划在地上的线，心头总是想着爹临死前说过的那句话，有地就有命，没地就没命。一颗子弹穿过上官富贵的胳膊，扯开了一缕布条，可他竟然没什么知觉。又是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肚子，上官富贵低头看了看，觉得自己既然能活着逃到陕西，就一定能再冲上几步。美国人到死也没看清楚，这个瘦得像野狗，衣着破烂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是怎样冲到自己跟前，又是怎样从斜下方，用刺刀戳穿了自己的脖子的。

不知过了多久，美国人撤退了。上官富贵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血也在流尽，他特别疲劳，好像自己走在逃荒的路上。他晃晃悠悠地走在破败不堪的高地上，看到一个美国大兵仰躺在地上，腿断了，睁着眼睛，还活着。他走过去，美国人伸出双手，仿佛是投降，也仿佛是向他求救。上官富贵木然地望着地上的俘虏，良久，他似乎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一丝软弱，一丝无助，最重要的是看到一丝歉疚，如同当年村子里的男人抢吃他家青苗时的眼神。于是，他叹了口气，走上去，弯下腰，拽住他的一只手，用尽力气将他拖进了战壕里。

天黑了，严寒来了。上官富贵一屁股坐在俘虏对面，慢慢闭上眼睛。

一片雪花落在弹药箱盖上，大风吹来，它微微颤动了几下，又一次飞起，落到一张苍白的脸上。这张脸和雪一样白，一样冷，眼睛睁着望着天空，眼眶乌黑，深深下陷。雪花滚过冰冷的鼻尖、额头，又一次在风中高高飞起，打了几个空翻，挂在一杆步枪的刺刀刃上。刺刀覆盖着一缕缕干涸的血迹，翘起一层一层的硬皮。

（节选自西元《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