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秋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最重要的节日。作为民间大节，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包括拜月、赏月等，天上的圆月与人间的团圆、丰收联系了起来，赋予了节日美满、喜庆的气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秋节的食俗也是多种多样，各地的中秋美食令人无限神往。

    农历八月十五这天，人们一大早就开始为晚上的祭月做准备，洒扫庭院，备办各种供品。民间童谣唱道：“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月饼与瓜果是中秋祭月的主要供品。月饼是不可或缺的，除了一般的月饼，民间还用一种大的团圆饼以祭月。中秋节时正逢大量鲜果上市，人们便以之献月，如石榴、梨、枣、栗子、柿子、胡桃等，鲜藕和红菱是江南一带常见的供品，两广地区则多用芋头、橘柚拜月。

    祭月的瓜果供品还被赋予吉祥寓意，传达着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上海人家要供四色鲜果，多为菱、藕、石榴、柿子等，寓意“前留后嗣”，还有煮熟的毛豆荚、芋艿，称为“毛一千，余一万”，以讨吉利。在江苏连云港，讲究的人家必备八大件：取意团圆的西瓜、取其多子的石榴、寓意事事如意的柿子、寓意长寿的花生（因花生又称长生果）、寓意早立子的枣和栗子，以及谓之“螃蟹爬月”的螃蟹，还有一块特大的“团圆饼”（也称光饼）。供品中不能有梨，因谐音“离”而不吉利。北京上供的鲜果有苹果、石榴、晚桃、青柿子、葡萄等，讲究的人家要将柿子和苹果成对供上，取谐音“事事平安”；桃与石榴相对，取“桃献千年寿，榴开百子图”之意；枣和鲜栗子可撒于苹果、柿子之间，寓意“早早平安”“利市”。除瓜果、月饼外，在广西崇善，人们要买猪肉、鸡鸭、米粉以供神；在浙江常州的供品中还有染成红色的鸡蛋。

    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食品，因其形圆似月，故而得名，也称“团圆饼”或“月团”。月饼既是中秋祭月的供品，又是每家必吃的应节食品，还是节日馈赠中不可或缺的礼品。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天上的满月，喻意着人间的团圆，寄托着人们追求团圆美满的美好心愿。

    除了月饼，吃团圆饭也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中秋夜，全家团圆，共聚一堂，举行家宴，吃团圆饭、喝团圆酒。

    旧时北京中秋节的主食一般为烙饼，因烙饼是圆的，形如圆月，象征团圆；菜品随时令和家境而定，富足之家尽享佳肴珍馐，贫苦之家至少也要割几斤肉，炒几个菜，买两包月饼，打两瓶酒，把这个大节过得像个样子。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兄弟中有外出未归者，餐桌上也要给他摆置碗筷，以示对游子的思念与祝福。

    中秋节这天，早餐和午餐一般也要加以改善。在山东济南，早餐吃米饭，中午吃水饺；胶东地区中午蒸饽饽、包子。江苏地区的人要自做糖饼或烂面烧饼，当作早晚充饥的食物；广西地区则多吃米粉。 “八月十五桂花香”，桂花正当开放，中秋佳节也便有喝桂花酒的习俗。节日这天，卖桂花酒的店铺生意特别好。太湖之滨的苏州光福镇盛产桂花，当地有一种名为“桂花聚”的小宴会，邀集亲朋欢饮，席上都是用桂花做成的各式点心，如桂花猪油年糕、桂花酒酿汤圆、桂花栗子糖藕、桂花糖芋艿等，芬芳浓郁，沁人心脾。

    此外，各地还有一些特殊的中秋饮食习俗。在广东增城，人们习惯在中秋之夜剥蕉、分柚、掰芋、嚼螺，皆对月剖弃外皮，名为“剥疵癞”，认为可去除疥癞；在广东始兴，妇女对月剖柚，谓食之目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了纪念教人们编织草鞋的张古老，人们每年中秋节以田螺拜祭张古老，拜后大家一同吮食田螺，据说可使眼睛更明亮。四川合川过中秋节，各家多不茹荤，故称之“素节”。在贵州兴仁，小儿女于月光中炊食，谓之“煮月亮饭”。皓月当空，美食在前，举杯祝愿，幸福团圆。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题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吧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起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统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税收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唐吉可德》中的故事是唐吉可德的行侠其余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录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质检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礼金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瓢泼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作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掷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有删改）

    中国与西方的古建筑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着不同的情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中国的建筑是儒家文化的反映，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西方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中国人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的和庇，“仰视天文，俯察地理”，建筑讲究背靠大山、面对平川，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西方人则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

    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的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的关系。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

    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上平面铺开，体现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的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追求个性化，形成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庄严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的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西方建筑美的构形其实就是几何形体，甚至于像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是呈现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销云散”时，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看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取材于《品阅中西建筑艺术之美》）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善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