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

    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几百年前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

    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节选自余秋雨《重峦叠嶂间的田园》，略有删改）

农家院里的瓮

刘江滨

    自父母先后去世，已暌离故乡八九年了。尽管每年清明节都回老家到父母坟前祭拜，但只是在麦苗青青的田野朝着村庄远远瞭上几眼，从没进过村。前些天，也许是有了点岁数的缘故，突然想到生我养我的村庄看看。于是便趁着假期有了一次故乡行。

    这个冀南平原的小村，变化之大可用“惊奇”二字来形容。临街所有的墙面都粉刷了白灰，整齐划一；原来坑坑洼洼、乱堆着柴火秫秸的街道消失了，代之以平展展的水泥路面，干净整洁；大多房子都是近年新盖的，门楼贴着彩色的瓷砖，漂亮气派，还有数座二层小楼矗立村间，惹人眼目。记忆中的村庄难觅踪影，让人怀疑是否走错了地方。

    那天不算太冷，虽然不足够晴朗，天上的太阳依然放射着暖意。我去看望堂哥，进了院门，堂哥正坐在屋檐下晒太阳，闭着眼睛听收音机里的京戏，身旁放着小凳，上面有一杯茶正袅袅冒着水汽。我环视一下宽敞的院落，东南角摆放的七八只大瓮，粗粗笨笨的，十分突兀，闯入眼帘。

    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理解堂哥对瓮的感情，也了解瓮的过去。

    瓮在农村曾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家什，存水、腌菜、储粮是它的三大功用。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责任田，家家原有的瓮显然不够用了。为了省钱，许多农家用水泥砌成瓮。家里有粮，心中不慌，除了上交的公粮，余下一瓮一瓮的粮食成了农民心里的定心丸，腰杆子硬了，笑容挂在脸上，连走路都更显笃定。后来连公粮都不用交了，打下的粮食全部收到自家的瓮里。像堂哥这样，那些瓮就是他勤劳致富的奖励证书，是他光荣岁月的见证，怎舍得毁掉？

    瓮还能当“储藏柜”，家里给老人孩子买的点心，买来的瓜果等，都可以存放到瓮里，既恒温保存，还能避免老鼠偷吃。老鼠的尖牙利齿能把木柜咬出洞，却拿陶瓷和水泥做的瓮一筹莫展。瓮还能当“保险柜”，农家主妇常常把钱用布包好塞到粮食里，至于是哪只瓮，埋有多深，这个秘密除了主人谁能知晓呢？

    如今，瓮的这些功用成了昨天历史。家家都有自来水，龙头一开哗哗流淌，和城市一样，吃饭、洗衣、如厕全搞定，再也用不着水瓮了。现在可随时吃时令蔬菜甚至是反季蔬菜，不用大瓮腌菜了，即便喜欢腌菜，也是用瓶瓶罐罐腌一点，讲究精致和品位，只是作为爽口的小菜，谁还把咸菜作为主菜呢？

    收麦收秋时节，粮商的联合收割机开到地里从收割到脱粒一气呵成，一手收粮，一手付钱，农民和城里人一样都吃上了“商品粮”，米呀面呀从农贸市场购买就成。如果说比城里人多了一层方便，就是可以把从田间收获的部分粮食放到面粉厂，用的时候只需扣除加工费就行啦。

    瓮，这个傻大笨粗、分量沉重的物件，在今天已基本淡出了现实生活，慢慢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或许将来再从课本上读到“请君入瓮”“瓮中捉鳖”“瓮牗绳枢”等这些成语的时候，孩子们再也看不到实物了，只能从插图上想象它的模样。我在想，堂哥那些包括被儿子砸了一个口子的瓮，还能保存到几时呢？

（摘编自2018年03月24日《人民日报》）

年三十夜的爆竹

    这些年，年三十夜几乎每年都是回乡下陪父母过。按乡下的说法，叫花子都有个年三十夜，这普天同庆的日子，无论你贫穷、富有，生活在城市、乡村，是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是流浪在异乡，在年三十夜，哪怕是远隔千万里的游子，都要不辞辛劳，奔赴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个热闹的年！

    在我们那儿乡下，年三十夜吃年夜饭前先要祭祖，家家户户，堂屋香火前八仙桌上摆上酒菜，焚香、化纸钱，对着祖宗牌位三叩九拜，然后放爆竹，但听得满村的爆竹声在群山回响，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更为热闹的时刻则是凌晨“开财门”。我们那儿的习俗，年三十夜，吃过晚饭，点钟左右，每家每户都要大门紧闭，亲友串门只能从侧门进出，称之为“封门”；到了凌晨一至三点，在堂屋里点上红烛，斟上美酒，焚香，击磬，随着悠扬的磬声，化纸钱，祭拜天地，然后打开大门(即为“开财门”)，燃放爆竹烟火，迎春纳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谁家的爆竹声响得久、烟火放得多，喻意这户人家兴旺发达。一时间，爆竹声铺天盖地在群山回响，绵延不绝；黑暗的天空被焰火点亮，璀璨夺目，把年三十夜推向高潮！

    这几年回乡过年，有时我一个人回去，有时是带着妻儿回去；弟弟也偶尔带着弟媳回去；父亲长年病着，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家里有个病人，气氛难免有些压抑，年夜饭常吃得寡淡无味。斟上酒祭祀，遇弟弟也回去过春节的时候，为了烘托节日气氛，兄弟俩也喝上三两杯，浅尝辄止，索然无味。隔壁的其敏表哥每年年夜饭吃得早，这几年常叫我去陪他喝酒，说与几个儿子喝不起兴，有我这个省城去的“客”，才能喝得尽兴。表哥礼数繁多，先是与他喝几杯，再安排三个儿子、媳妇，甚至于孙子分头向我敬酒，最后他还要作“总结”，几巡下来，常是一二十来杯酒下肚，让我醉意朦胧。这边还没喝完，屋下的其兵表哥又来邀了，说年三十夜，我这个贵客不能只光顾一家，他家那儿怎么也得去喝杯新年酒。又跟随着去，同样的礼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喝得昏天黑地，不知身在东西南北矣！

    饭罢哪里还守得了夜，开得了“财门”，连有些串门来想见见我的寨邻都无暇顾及，早早地就去见周公，任凌晨“开财门”铺天盖地的爆竹炸响，我昏沉沉地，一觉即到天明。

    家父自2007年摔伤致残，行动多有不便，故土难离，不愿外出，母亲守着他；每年回去，想到父母不辞辛劳把我们兄弟三人养大，到了老年，妹妹远嫁他方，我们兄弟又在贵阳生活，家中只剩下他们两位老人留守，唯有寂寞相伴，心底未免郁郁于怀；前年秋，家父因病去世，春节回去陪母亲，百年老屋，只剩下母亲一人，人去屋空，触目伤怀，叫人情难自禁，唯有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泪！

    母亲去年已到贵阳与我一起生活，快要过年的时候说是要回乡料理些事，还吩咐我别回去过年，她在乡下过完年即回来。因此，猴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乡去，留在贵阳过。年三十夜，与岳父母，还有岳父弟弟一家及襟兄等，一大家子人，满满的两桌席，酒也喝了不少，幸而未醉。妻带着女儿在国外旅游，回到自己家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那窗外新年的爆竹声阵阵炸响。

    我是一只倦飞的鸟，此刻，故乡远隔千山万水之外，感知不到故乡年三十夜的欢腾。城里人的爆竹是图个喜庆，也没个讲究，常是没来由地有一挞没一挞地乱放。

    于是，在年三十夜，我一个人，听了城市半宿七零八落的爆竹声。

(有删节)

母亲的宗教

刘诚龙

①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坐在自家的屋子吃菜豆子，远在对门园子里的菜豆子怎么看得见？母亲说：怎么看不见，风就来了。我不做声了，我们规规矩矩地等父亲回来吃菜豆子。过了一冬天，菜豆子带着水灵灵的春意与清亮亮的阳气，奔赴母亲作就的盛宴。母亲说：要等父亲尝后，菜豆子才肯结的。母亲也不先尝鲜。谁先尝谁后尝，蔬菜们怎么知道？母亲说：怎么不晓得？天地万物都是有灵心的，她们什么都晓得。

②菜豆子是报春最早的蔬菜吧，那开着红花黄花五颜六色的，是菜豆子，那一袭纯白的，是冬豆子。她们都是非常柔软的植物，母亲从山上砍来柴枝，一株豆子插一根枝条，把她们扶起，搭在枝条丫间，她们便扶着枝条，放肆地生长，开着蝴蝶一样的花。她们长得那么快，长得那么美，当然也有因由，母亲厚待乃至厚爱她们，她们下地之初，母亲就烧了草皮山灰，与大粪一起搅拌，母亲用手抓，一兜一兜散播。你不知道，那山灰掺粪便多肥，你不知道，那味道有多重，三五天那手依然不可闻的，母亲曾经叫我抓，我找了一双手套，母亲一巴掌拍过来，你对庄稼这么不敬？

③菜豆子皮柔肉嫩，可做菜，冬豆子皮老肉硬，只能成熟后炒着吃。这些柔软的植物，其内心坚韧无比，她们在大雪覆盖的严冬腊月，早早下了地，太阳照着积雪，问道春天消息，她们小小手掌天真地举起来，抢先回答：春天马上就到。菜豆子之后，便是土豆，便是蕃茄，便是青辣椒，便是丝瓜线瓜苦瓜南瓜，这些蔬菜们，像赶赴一场盛宴，呼朋唤友，一拨儿一拨儿来了。母亲说：要是菜豆子说，那个铁道冲的刘家去不得，这些蔬菜们都不来了，你们到哪吃去？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她不笑，母亲平时说话，很爱笑，但母亲说到蔬菜，说到庄稼，她不笑。这里，也许有神灵吧。

④我家的菜园子经常失窃，母亲不骂。母亲说：菜园子是不能骂人的，那些恶话毒誓从口里骂出来，落到土里，会变成虫子咬菜。母亲的菜十分光鲜，毫无瑕疵，即或是天生“麻疹”的苦瓜，也比别人家的光滑。我老家有个说法，人太恶，养个崽都是“实屁眼”。像所有的教徒一样，母亲虔诚地修炼自己的内心。每一年新鲜蔬菜上桌，母亲都要请父亲先尝。鸡爪，母亲夹给父亲吃，那是因为要父亲扒财喜，新鲜蔬菜叫父亲先吃，是叫我们孝敬。那些蔬菜们大概在她们种子时节就考察了我母亲的品性的吧。开春的菜豆子也许这么喊：铁道冲的刘婶子家是个好人家，我们都去她家吧。菜豆子一声喊，蔬菜们便纷纷响应，结伴来了。我们家的南瓜都有一抱大，个个都像弥勒佛；我们家的冬瓜站起来有人高，一排排靠在屋墙上像十八罗汉；那豆角，一线一线地吊串串，像春天密密麻麻的雨脚。年年都是这样。

⑤我家的碓屋^①有个神龛，正中端坐着我的爷爷，我爷爷是梨木雕刻，身上罩着一块红绸布。我爷爷旁边有一只青瓷坛子，里头装的都是种子，辣椒种子、玉米种子以及南瓜线瓜高粱种子。神龛的后面是我家的柴火灶，在寒冷的腊月，我家在这里煮猪潲^② ， 酿酒，蒸饭炒菜，天天有薪火燃烧，种子们在这里既享受春天般的温暖，又歆享母亲宗教般的供奉。这是母亲的宗教。

⑥庄稼，是母亲的宗教，也是我们农耕民族子民的宗教吧。

（摘自《回家地图》，有删改）

【注】①碓（duì）屋：舂米的作坊。②猪潲（shào）：给猪吃的泔水。

都江堰（节选）

余秋雨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驰，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刘备、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覆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