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对汉字有感情？因为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笔画随随便便地构成的。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字，其早先都经历过象形阶段，但是到现在仍然使用象形文字的，就只有我们。汉字是当今人类各个民族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文字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其中既包括智慧，也包括偏见。这些都需要我们认识和辨析，我们一旦熟悉了汉字的内涵，就会对它产生感情。

    我很喜欢“认字”这个说法。以前，娃娃读书先学的就是认字，“小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后来的大学中文系也一直把《说文解字》当作一门基础的课程来教。现在对“认字”的重视程度大不如从前了。“认字”就是了解清楚一个字的形、音、义，知道它的演变。比如“臣”这个字，多少人把它解释成一个人跪着把背弓起，以取“臣服”之意。实际上，“臣”最早在甲骨文里的形象，是一只眼球凸出的眼睛，它的意思是瞪大眼睛，是“瞋”的意思。从前的君主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做了，因此要派不同的人去管理不同的事情，去睁大眼睛管理，不是在那里打瞌睡，后来“臣”就成了一种身份，以至于不得不另造一个“瞋”字去表示瞪大眼睛的意思。不把这些演变了解清楚，就无法给别人解释“臣”的意思，了解清楚了，才谈得上认识“臣”这个字。

    有人问我，认得那么清，有何用处？用传统的文字学来解释汉字，最大的用处是使我们认识到，汉字是有道理的，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还有文化内涵，有些甚至是文化活化石，是我们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我提倡“认字”，提倡学学古文字，不是为了狭隘地回到过去。文字学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我的设想是，大学生中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了解一些文字学知识就好了。这是我们文化传统的基础，丢不得。先认识字，然后才谈得上认识汉字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发扬长处，修正短处，才能放心大胆地去吸收世界各国文化。所以虽然讲求“认字”，秉持的却是开放的态度。

    文字是有趣味的，文字学不是一门枯燥的学问。我在成都这些年常常给大学、中学和其他社会团体讲汉字常识，台下常常座无虚席，大家听得很认真。文字是能吸引人的，汉字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有些汉字一旦辨识出来，我激动得都要哭。比如前进的“进”，繁体字是“進”，甲骨文就是一只飞鸟，下面一个“止”——脚趾，而且是左脚。人走路也是先出左脚。为什么一只飞鸟一个脚就是前进的进？最初我没弄懂，后来一下子懂了。所有的动物包括昆虫都能往前爬，也能退着爬，人也能够进能够退，只有飞鸟不能退着飞，只能前进，因此飞鸟的运动就是前进的“进”！这个字能造出来，完全是靠古人的观察和归纳，充满着智慧。

    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但又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名字的几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呢？汉字对于我们中国人说来，是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但凡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反而不去思考它，反而是最陌生的。我们的母语形成我们的文化，中国人的灵魂就在汉字里，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产。它使得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都还保留着我从哪里来的印记。

    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近年来，“通俗历史热”不断出现于媒体的报道之中。作为一种关涉史学的文化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通俗历史热”是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定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实际上通俗历史并非“新生事物”，它以讲说形式流传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了。它广泛流行于民间，是民众了解过去、熟悉历史、满足自身历史求知欲的主要途径。一般情况下，这种历史的口头讲说是以十分平静的方式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很少“走热”。但是，当商品经济趋于发达、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的时候，人们在从事赖以谋生的职业活动之外，带有文化色彩的业余需求会随之增长，对作为文化存在常见形态之一的历史知识，其“求解”欲望也会趋于强烈。这种社会需求的增长促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史学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适时性调整，从而在隔尘绝俗的精英式研究之外，衍生出一种以满足公众意愿为基本出发点的通俗化的历史叙述——口头的或文字的，并作为用以“交换”的精神产品出现在市场之上而日益“走热”。两宋讲史及宋元平话的一度活跃便是其中典型的事例。在当今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的时代，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显著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使通俗历史在当下有了“升温”的沃土，其“历史的惯性”开始充分显现出来。客观地说，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在古奥难懂的传统史著和“学术模式”的现代史书皆难“卒读”的情况下，通俗化的历史几乎成为他们“探寻过去”的唯一选择。

    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史学终极功能的实现是非常有利的。史学的职任是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这种目的追求决定了史学传播范围与学科效应的正比例关系，即传播范围愈广，对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愈大。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带有浓厚的“天职文化”色彩，视道德教化为天然职任。它通过“贬恶扬善”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和社会。同时，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对社会整体智慧的提高也是不无裨益的。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很多具有普世性的行为规范与道义原则，只有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加以表达与阐释，才能使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最大限度地得到活化，成为社会道德与精神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通俗历史热”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有效传承，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是极为有利的。正因为如此，通俗历史的讲说与著述之“趋热”，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

    当然，历史的通俗化不等于低劣化、庸俗化或文化的退化，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通俗历史热”的深入发展，要求通俗历史在外在形式变化的基础上，走向记述内容与历史观念等核心部分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要把讲说与记述的重点，由“庙堂”转向民间，由官场转向社会。更多地关注下层、关注民众，以体现史家应有的现代眼光，这才是更高层次的、成熟形态的通俗历史。

（摘编自李小树《关于“通俗历史热”的历史学考察》）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学科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在时间上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多，但却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在当前我国大力倡扬“文化自信”的背景下，直面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问题与困惑，并寻求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容回避的议题。

    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离不开“外源性”的理论资源，而且事实上，它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向“西方取经”，过于偏重这些“外源性”资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崇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90年代服膺阿尔都塞的“历史总体性”和詹姆斯的“永远历史性”，新世纪迷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学”。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同样顶礼膜拜、趋之若鹜。举例说，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德威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发表，就无异于在国内现当代学术界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一时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到处都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话题，甚至“没有……，何来……”的句式也到处被模仿。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不应失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本范畴、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要将落脚点转移到“内源性”理论资源上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三是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文章学传统、《史记》对理想文化人格的塑造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都可以成为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参照，并促使当代文学史家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当代文学如何回归或复活传统的叙事美学与诗学，等等。当代优秀作家已清醒意识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演绎，也不是技术主义的炫技，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沃土中，并通过“本土经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以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高贵的精神气质，引导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新高度。关于清代“朴学”的方法论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作为史籍最为宏富的国度，在历史化问题上自有其广博而又独特的资源、思路和方法。”不过，必须看到，清代“乾嘉学派”那一套方法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有用的，但它的琐杂考证和重学问而轻人文的理论对于建构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则是无效甚至是不利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说过，文学史学科“总要发展，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期待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将脱羽成熟。

（摘编自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

    ①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潮和政策实践由来已久。虽然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和政策主张，但其思想主旨是一脉相承的，即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的商品、服务和有关要素参与本国市场竞争来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均表明，它是一种损人害己、贻害世界的经济思潮和政策实践。

    ②经济学理论表明，只有在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扩大到进行专业生产成为必要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会出现。如果市场规模没有扩大到专业生产者的剩余产品能够全部卖掉的程度，专业化分工就会停滞甚至萎缩，生产效率提升就会受到阻碍；如果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会不断提高，自由贸易带来市场规模扩大，推动专业化分工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促进生产效率在世界范围得到提升。贸易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使国界成为市场规模扩大的制约，会导致生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停留在较低水平，阻碍生产效率提升与世界经济发展。

    ③自由贸易无疑是国际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贸易保护主义旨在通过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采用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提高进口商品价格，阻止国外生产效率高且物美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进入本国市场。从表面上看，贸易保护主义保护了国内产业与就业安全，但实际上保护的是低效率生产，会造成商品或服务价格信号失真，使资源配置到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却因得不到足够资源而难以发展起来。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对被保护产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产生影响，引起系统性的价格信号失真与资源配置扭曲。

    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通过自由竞价方式达成交易，生产者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赢得市场，消费者通过自由选择商品或服务组合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贸易保护主义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本国同等甚至质量较差的产品价格往往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由此造成的消费者福利损失往往远大于被保护产业获得的利益。此外，贸易保护还会导致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产品和服务质量改善缓慢，其后果最终也要由消费者承担。

    ⑤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是源自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由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代表性和包容性不够、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政策不够完善等原因所导致的。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是十分荒谬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世界各国只有平等协商、互利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和自由贸易体制不断完善，优化本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节选自201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如是说。

    的确，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人类如果仅仅拥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知识，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思想。即如培根，他的代表性著作《新工具论》所给予我们的，就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新方法，新工具；我们凭借这工具，可以更便捷地打开思想之门。其实，方法论本身又何尝不是思想！思想产生于知识是一个事实，可是，知识是决不可能囊括思想和代替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人申论学者的无知。用赫尔岑的说法，那些不带思想的学者，其实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二胃的地位，他们咀嚼着被反复咀嚼过的食物，惟是爱好咀嚼而已。

    思想何为？思想是以人类的生命热情，生活体验所消融了的知识。它是被激活了的，炽烈的，深邃的，流动的，也许博大，也许精微，却都同样含有毁灭性物质；但是，它在走向生成，因而不致僵化，凝固和死寂。没有已故的思想。已故的思想只是知识。真正的思想，活在知识与自我的关系之中，是彼此的互动与重塑。对于自我而言，思想是吸纳的，又是敞开的，无论面对社会权力还是知识权力，则都是独立的。可以肯定，思想与标本之类无缘，是对范式的超越。它处在现实的维度上，即使用古远的材料构成，仍然显示着当下的指向。但是，它又不为现实所羁，它将焚毁既定的因而是“合理”的桎梏；在它的光焰中，有着未来世界的生动影像。洞穴里的哲学家常常瞥见这种影像。在古希腊，哲学家被称作“爱智者”，其实，智慧仍然是不能混同于思想的。智慧是磷火，不是石火和薪火，无须摩擦，撞击，自然也无须点燃。形而上学家的智慧，大抵用于建造空中楼阁，而思想是大地的。

    任何时代都需要思想，生气勃勃的思想，何况是方死方生的大时代！

    当我们把一些富于思想或同思想有关的文字，从报刊和书籍中采集起来，编成眼下这样一种名为《读书之旅》的东西，本意就不是为了知识的重现，炫耀珍奇，培养趣味，而是专一期待着读者，从阅读——一种热烈的接触——中间，让思想得以持续地燃烧！

    卡代尔神父在讲说颜色的光学时说：“绘画中的黑色往往是火所致，火总是在接受它强烈印象的物体中留下某种腐蚀性和发烫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老是在灰烬和烟雾中辨认火，把这些看作是火的本质部分。他们念念不忘火的毁灭性倾向，惟独忽略生机。有谁会从绿色想到火的呢？有谁会从健康的肌体想到火的呢？虽然关于刀耕火种的传说，以及以火治疗的故事尚未失传，但也算不得真确的知识；在乡居的日子里，我却是无数次亲见了烧荒的大火的。那是何等气派的火焰，美丽的火焰呵！由是我被告知，火是与小百姓的生存有关的，放火当然也就不是秦始皇、希特勒一类名人的专利——把火把举起来！

（选自林贤治《旷代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