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热”切莫丢了文化魂

闻白

    即使你不是一个对城市改造十分敏感的人，蔓延各地的拆旧和仿古热潮也足以令你侧目。据学者的最新统计，全国有不少于30座城市欲斥巨资重建古城，如我们风闻过的开封千亿元重塑汴梁城、昆明220亿元打造古滇王国、山东聊城古城改造……

    某种意义上，“拆旧”与“仿古”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两大典型现象。拆旧，是因为旧的文化遗存“档”住了城市发展脚步；仿古，则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发展契机。破与立之间，折射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关注的是，和过去修建一个仿古建筑相比，现在的古城重建，多为城市的重大决策项目，动辄百亿千亿元投资、几千亩占地，涉及众多文物保护和百姓搬迁，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布局，因而争议更多。而最大焦点在于，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

    应该承认，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一些重建、仿建未必是坏事。“古城重建热”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热情，甚至是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倾向密切相关。有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利用文化遗产来发展经济、刺激旅游成为显著特征，也应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趋势。但如果有“体”无“魂”、有形式无内涵，就难免遭遇市场和公众的双重否决。比如你争我夺的名人故里之争、大而无当的文化景观等。 在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重要一极的今天，任何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的伪文化行为，不但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可能带来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名城名镇、历史街区和古村落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的博弈协调，注定将长期存在。百姓并不反对城市旧貌换新颜，也乐见城市科学发展，只是这“新颜”也需要有历史的基因、文化的担当，让人们能够找到城市的记忆与未来。破解城市发展中新与旧的难题，需要更多的因地制宜，需要对文化的真心热爱。

    ①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以其特定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契合。不管人们如何狂热地用“世界性”、“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之类的术语涂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特性依然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放逐民族性必将置艺术于无根状态。作为一种审美范式 ， 古老的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如意大利的十四行、波斯的柔巴依、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

    ②那么，新诗是否完成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契合呢？

    ③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诗歌体制起自民间，兴于文士，最后成为一种主要审美范式。

    ④中国古典诗歌历经二千年实验、积淀，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至唐代格律诗体制完备，产生了中国人骄傲的唐诗。由于方块字的音形特征，格律诗汇融节奏、韵律、修辞与建筑之美，成为汉语诗的黄金范式。伴随这一审美范式的成熟，汉语诗学也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天才李白、杜甫是汉语诗的顶峰大师，他们掌握、运用汉语诗的审美范式，并将这一审美范式推向成熟，但他们无力改变这一范式。因为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唐代不仅拥有灿若群星的诗人，更有爱诗的民众。

    ⑤然而，新诗是个例外。新诗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发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诗歌体制。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胡适宣布《关不住了》，恰好是美国诗人SaraTeasdale的《OvertheRoofs》的翻译。这与梁实秋所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的源头是外国诗。的确，中国古典诗到清代已腐朽不堪，革命的选择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断裂的结果是将诗学建设置于零起点。作为新诗的代表，自由诗风靡一时。当时，谁写得最不象古典诗，谁就是先锋。在这种风气鼓励下产生的大量新诗确是货真价实的白话——当时有人说白话诗只有白话没有诗，这话虽然尖刻而轻巧，倒也并非无的放矢。不久，“胡适之体”新诗遭遇质疑，周作人也觉得新诗少了点“余香与余味”。郭沫若的《女神》固然为创生期的新诗开阔了气象、充实了内涵，但体制依然是自由体。他甚至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这句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也表明郭沫若对诗歌体制未做深入思考。

    ⑥然而危机也正发生在这里：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是否契合民族心理？

    ⑦但是，初期白话诗也并非欧化的一统天下。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以江苏民歌的方式创作的，刘大白更以民谣体式写了《田主来》。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主流，却也暗示了新诗体制的一种选择。

    ⑧20年代，新诗从对古典诗的破坏转入本体建设，体制建设和诗学建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真正对新诗格律发挥影响的是闻一多。这时的闻一多背叛《红烛》式的自由诗，以其对中国艺术的衷情与富于唯美倾向的形式追求对新诗体制进行反思，提出影响颇大的格律理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而且他称新诗的格律是“戴着脚镣”，“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代表作便是他自己的《死水》。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新诗人投入格律实验，其中徐志摩的诗更活泼。比如他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⑨新月派的格律诗实验很快演化成新的“形式主义诗体”，走向没落，但格律意识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叶公超仍然在《论新诗》一文中写道：“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这证明人们不再一提格律就联想到恢复旧诗秩序，而是从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上进行审思。

    ⑩胡适的白话诗从体制到诗学都是西方的，刘大白的歌谣体从体制到诗学都是中国民间的，而闻一多的格律体则是中国体制与西方诗学的融汇。这样，从源流上上说，到20年代新诗已出现三种类型的体制：甲体、乙体、丙体。此后新诗体制基本上沿着这三条道路演变发展。

（选自《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有删改）

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气质原本指人的生理、心理等素质，是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也指风度、模样。借用到书法上来，讲的也是其稳定的个性特点。书法的气质便是在色彩、布局、笔墨、线条中展现。那么，除了表现之外，书法的气质来源于哪里呢？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内在涵养和修养的外在体现，是内心平衡及文化修养的结合，是持之以恒的结果。同样，书法的气质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书法的气质首先来源于法度，书法的“法”就是方法和尺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字由篆而隶，进而有楷、草，在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度。从单字结构到章法布局，再到笔墨精神，都有一整套行为规则，不同的书写者如何拿捏运用这些规则，便是“度”。面对同一规则，每个人运用的度不同，所以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内在统一的书法作品。

    书法的气质，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代文人的心灵累积。这种累积，不仅是总和，更多的是特质。文人，是笔墨里生出来的魂灵，这样的魂灵，源于笔墨，而又付于笔墨。书法是他们的心迹，如果说“迹”是书写，由心而生的迹则是书法。书法最讲心迹。“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讲的便是这个道理。中国文人的气质成就了书法的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的气质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气质，更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讲书法，最具特点的两句话是：结构严谨，法度庄严。两个“严”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和书法的高度自律精神。

    法籍华人哲学家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书法的地位和意义。书法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汉字最初多是象形文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而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书写要求更加简便、快捷，汉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符号化。而书法把这种生活的具体和符号的抽象统一起来，用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各种书写风格，把这种黑白、动静、虚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且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维、情感与生活的统一。从《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欣喜、《祭侄文稿》“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痛，到弘一法师临终写的“悲欣交集”，无不表现出活生生的灵魂与现实的对话。中国哲学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书法便是这种结晶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说，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有删改）

    春节期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热映。对这部科幻片，不乏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认为其中的科学设定有误，也有明显的科学性硬伤，但我觉得，瑕不掩瑜。需要说明的是，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既然是小说，就该允许有虚构和文学化想象，这与武侠片里飞檐走壁的轻功具有相似的功能。说到底，科幻小说和科幻大片有助于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其本身不承担科普功能。科幻片上映后，传播面非常广泛，具有全民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商业行为，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软实力，会带动一个国家制度和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输出。

    中国人在科幻片中“搏击太空”并不违和。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基调都是，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美国英雄出手才拯救了人类。在此类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流浪地球》向全球观众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当人类面临危机时，是国产英雄力量通过中国人的方式站了出来。《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打破了部分人的认知窠臼：长期以来，国内对硬科幻市场的开拓并不被看好，有人认为观众还不具备鉴赏力，也有人认为制作流程和技术上还不具备。《流浪地球》则用事实回应了这些质疑，使得中国人搏击太空的行为不再违和。

    国内硬科幻电影创作力量还很薄弱。硬科幻电影的投资规模很大，资金需求往往上亿甚至十几个亿，且是一种风险投资，其投融资模式还有待探索。科幻大片的前提是优秀的科幻小说，目前国内科幻创作的队伍还十分弱小，甚至还没有以写作为生的职业科幻作家。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科幻作家，更是屈指可数。硬科幻电影的特效制作，既要有宏大的想象力，又要有细腻的真实性。在《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引力让地球加速，利用行星发动机进行重核聚变，建设规模宏大的地下城市等场景，都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既要有对艺术深刻的鉴赏力，又要有坚实的理工科背景。在这方面，我们人才储备远不够。

    硬科幻电影制作也需要全流程保障机制。美国科幻大片着眼于利用电视电影强大的传播力来进行科学文化传播。这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是建立电影和电视作品的科学性审查机制，这并非不允许“大胆想象”，而是要尽力避免伪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在硬科幻电影的编剧、导演、道具制作等环节，要建立科学家、工程师、科普专家参与到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机制。美国科学院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对接机制，当导演、编剧等电影制作方需要对某个专业问题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找到相应的专家进行把关，提供咨询意见。《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基普·索恩，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所在的大学为他参与电影拍摄提供学术休假和职位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既确保了电影的科普功能，也有助于彰显大学对社会的贡献，提升大学的声望，这就是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

    《流浪地球》让我们迈出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电影的重要一步，今后我们还将面对《三体》等更高难度的拍摄题材，建立硬科幻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保障机制，显然已箭在弦上。

(摘编自郑永春《我们离硬科幻电影时代还有多远》，有删改)

    城市、乡村、自然环境，是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生存的三类主要空间。比较而言，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高密度聚集的空间，乡村是文明要素低密度聚集的空间，自然环境是还没有人去干预或人类不去干预的空间。适宜人生存的自然空间是文明生成的先决条件，没有同自然空间的和谐，也就没有城市和乡村的存续、发展。这是思考、推进城乡发展，改善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的一个根本性前提。推进城乡融合，需要对城市、乡村、自然环境这三类空间的合理关系进行伦理反思与确认。

    在历史与现实中，人们所理解和推进的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一，用二元思维理解、营建城乡关系。其实，城乡关系不只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更是城市、乡村、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乡村不等于传统，城市也不等同于现代。乡村与城市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城市与乡村中都有代表人类文明本性与非文明的要素与内容。这样，推进城乡融合就不是简单地把乡村城市化或者把城市田园化的问题，而是具体厘清现有城市与乡村中存在的优势与问题，营建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其二，以经济利益至上逻辑理解、推进城乡融合。经济利益至上逻辑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简单地以经济利益至上为主导原则，则会导致城乡空间价值的单一化。漠视城乡关系的复杂伦理内容，其结果可能是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破坏、城市与乡村的新型对立。

    推进城乡融合，需要超越二元思维，营建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理念。城乡融合是一个综合的空间转换过程。推进城乡融合，首先需要处理好城市、乡村、自然环境三类空间之间的关系，营建三者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其次需要处理好物理、社会、心理空间的关系，在城市与乡村同时营建环境美好、社会和谐、心理健康的发展态势；再次，需要处理好历史、现实、未来空间的关系，注重城乡中的传统建筑等历史空间的保护，注重运用新技术为当代人营建更好的生活与工作空间，并注重为未来发展预留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推进城乡融合，需要改进运行机制，营建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规范。原来城乡分立式的空间权利结构，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融合的良性推进。一方面，城市土地与乡村土地的空间权利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在诸如交通、医疗、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权利以及工作机会、社会流动性等发展权利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虽然国家出台了新的户籍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但城乡在发展权利方面依然差异明显。差异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其改善也不会一蹴而就。调整城乡分立性的公共资源投入机制与公共服务配置方式，推进城市权利与乡村权利的均等化、平等化，对可持续地推进城乡融合，具有方向引导及基础保障作用。

（节选自陈忠《城乡融合的空间伦理特质》）

现代的司马迁

陈之藩

    ①大致说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从最原始的到最近的社会一直是如此。不过在上古的人没有意识到信息的重要，□□语言、符号、图像、文字与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演进而来。

    ②我们意识到信息的极端重要与信息的定量估测是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大致是由控制理论的创立者温纳（Norbert Wiener）及信息理论的定义者山农（Claude Shannon）所启迪的。温纳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如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易存在下去。”山农则是把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墓志铭上那个“熵”的公式借来，为信息做了定量工作并构建了分析理论。

    ③信息不仅包括我们所有的知识，还包括感官所触到的一切。报纸上的新闻，书本上的报告，市场上的行情起伏，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简单到一张照片或一幅图画，复杂到终端机上的种种显示，印表机上的列列标记都是信息。我们固然一直是生活在物质——如空气或水——的海洋中，也是生活在能量——如光或热——的海洋中；而今，我们忽然悟出更是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从古以来就是如此，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况尤然。

    ④但信息与物质或能量有所不同。信息的最大特征是：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以互相联系为前提。没有联系，就没有信息。于是信息必依附于一定的载体。通过载体，这信息才能被处理、传输、操作。而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信息多是经电子为载体、用数字作处理而表现出来的资料。

    ⑤信息资料不能单独存在，是由互相联系而来。所谓互相联系，主要是传递与储存；而储存可以视为延迟了的传递，于是信息与传递，或者信息与储存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了。

    ⑥经由数字处理而得出的信息资料，自然因频繁的传递与大量的堆存，而逐渐成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形严重。人们遂发展出特别的储存与传递的方法，称之为资料压缩。

    ⑦我们现在以电脑问世以后的眼光，回顾一下历史，也许对于人类目前对付资料压缩的问题能够有所理解。

    ⑧我们先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例子。司马迁是把从轩辕到汉武帝时代汗牛充栋的史实，用一片片竹简写出五十二万字的《史记》。他的志趣所在，是把这一大堆竹简写成的《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这整个的过程与目的可以说是信息的传递，也就是他所谓的“传之其人”。而储存的方法则是写在竹简上，把竹简“藏之名山”。当然如果能省掉一个字，就可以少写一个字。竹简上少写一个字，就可以少用些竹简，而藏之名山时就可节省些空间。于是，司马迁就需要把自己的写作技术练入化境，使所写文言文字达于精纯，然后才写到竹简上去。这可以说是编码程序，以不致使人误解原意为最低诉求；而后人在名山内拿到竹简时，得到竹简上所示的信息。那就需要一些念懂古文的工夫，也就是后世的人要有解码的训练。自然，竹简像晶片一样，是载体，而所写的字可以比为位元了。这正说明了上古所用的信息系统，已经是在做资料压缩了。

    ⑨第二个例子，可以举莫尔斯所发明，由中国改造成功的汉字电报系统。这是把汉字的每一个字均编成一个数字码，也就是有一电码本在拍发端，而有另一同样的电码本在接收端，载体把点与划的莫尔斯符号一个一个地传过去。这种编码与解码的思想方式与目前正在用的LZ（Lempel Ziv）的思想并无原则上的不同，只是简单与复杂的区别罢了。

    ⑩我们细览这些人类所发展出的文字资料压缩技术，会恍然悟到由竹简到晶片是工具在变，而储存与传递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很多。

    ⑪资料压缩的思想与技术，如同计算机科学中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有些是突如其来的自我生发，有些则是意想不到的闯进来的外来影响。例如，利用“训练”制作的大的编码，正显示了在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理论影响下处理信息的发展前景。我们若用司马迁的例子做比喻，这种研究可以说是训练一些字练句遒的司马迁机器来做彻底的大编码工作。

    ⑫可是，以上所述总是载体系统的手段问题，而从未涉及信息本身的内容问题。古时的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目标及“叙游侠，述货殖”等的各重点，在现代司马迁的作风上是绝对不见踪影，绝对不予置问的。以至今日域中，发信者不知所云，收信者不知所措，只有络绎于途的传信者，在急促慌忙地奔走与煞有介事地呼号。这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象征缩图，不也正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问题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