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个教授叫王瑶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

    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指引，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王瑶（1914﹣1989），字昭深，山西平遥人。现当代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青年时期师从朱自清，致力于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有《中古文学史论》。

②“在我看来，王瑶师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鲁迅式’的学者，‘鲁迅式’的知识分子。”《治学精神与人格力量——悼王瑶师》钱理群

能说会道也莫言

    我第一次去见莫言是莫言的责编拉着去的，那时他的小说《檀香刑》刚刚交到出版社。他虽名“莫言”，我却早已“如雷贯耳”。很早之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我们中国作协宴请他时，除了鲁迅外，他居然百里挑一地只赞美了莫言，而且特别“精确”地把莫言的短篇小说列入世界前五位。

    莫言笑眯眯坐在我对面（可爱），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翘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莫言看我直勾勾地盯着他脑袋，憨态可掬地摸摸发卡，生怕我伸手把那劳什子扯下来，其实我也没那么勇。你想啊，挺著名的一个人物了，仍能保持身心的悠然自得，容易嘛！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符实”。就说他在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告诉我说，他的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我挤兑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名表，穿的也是假名牌，他这次回答倒简约了：可以省钱嘛。看来，别说见记者，他就是上电视，也是冬天大棉裤小棉袄，夏天布衬衫旧军裤，衣着审美水平“相当凑合”。

    30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可谓“巨大”。但30年后，莫言读到了它的不足，这表明了莫言的进步。他觉得马尔克斯和他有共同的缺点：都把短篇的情节写到长篇里去了。所以，提到“重复”这个问题，莫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列数“老马”作品中的不足时，真能算倒背如流。

    在《十月》杂志颁奖会上，莫言的《生死疲劳》拔了头筹。他把古典小说章回体做成小说各章标题，有人说他是“旧瓶装新酒，故弄玄虚”，可这个小伎俩确实是奏效了。尽管我也觉得莫言这么个写法，跟穿旗袍骑自行车似的。对此，莫言给了记者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我不是想创新出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小说怀念起中国古典文学。大家听听，想通过个小标题就能让现代“哄客”们怀念古典文学，他也太会说辞了。但我确实认为，他让一个地主“猪狗不如”地“千年等一回”，等着做牛、做驴、做猪、做狗、做猴，这种奇思妙想只有莫言那个大脑袋能想出来，看似写历史，又像写现实。这部作品中，有让人读来笑得喷饭、也让人想哭的语言艺术，不服不行。可以说，莫言的每部小说都是语言狂欢，感觉诡异，并且颇具庄子“鲲鹏万里”的想象力，细体味，含意都挺深的。正如他著文说他是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他本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密切相关。莫言从小懦弱，家里穷，常受人欺负，胆子还小，别说杀鸡，连看杀鸡都不敢，但他的作品却总是“杀气腾腾”。这要按心理学家分析，那一定是他童年“印痕”造成的，难怪他明明能说会道，又总要求自己“莫言”呢！

（选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12期，有删改）

数学鬼才佩雷尔曼

    即便是在“怪人”云集的数学家群体中，佩雷尔曼也是一个特殊的怪人。他似乎永远都穿同一件衣服，胡子拉碴，不剪指甲——他认为这样才是指甲的自然状态。他的食物只有面包和酸奶。美国的面包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好吃，好在他找到了一家售卖正宗俄罗斯面包的商店，经常步行一段距离到那里买面包。所以，他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开销，他把所有的津贴都留在银行里（这为他存了一笔钱，保证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能在俄罗斯温饱无忧）。

    佩雷尔曼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母亲。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他的母亲随他来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照顾佩雷尔曼的日常生活。

    1993年，佩雷尔曼解决了数学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灵魂猜想”（Soul Conjecture）。这是一个由齐杰和另一名数学家提出来的猜想。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人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仅仅只能做出部分的证明。佩雷尔曼则做了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证明——而且，他只用了四页纸！

    2004年5月，佩雷尔曼回到了圣彼得堡，他与少年时代的数学老师鲁克辛一起散步，他告诉老师，他对数学界感到失望。2005年12月，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佩雷尔曼辞去了莫斯科Steklov数学研究院的职务。

    从此，佩雷尔曼“消失”了。他平时只与自己的母亲和老师鲁克辛交谈。“只要我不是惹人注意的，我就有得选择。”佩雷尔曼有一次说道，“或者去做某种丑陋的事情，或者，如果我不做这种事，我就被像宠物一样对待。现在，我成了引人注意的人，我不能再做保持沉默的宠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退出的原因。”

    2006年，因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佩雷尔曼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有人称它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约翰·保尔（John Bal）飞去圣彼得堡，试图说服佩雷尔曼领奖，或者把奖章送到圣彼得堡来。佩雷尔曼拒绝了。

    200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宣布了七个“千年难题”，并承诺有人解决任何一个难题，就奖励一百万美元。其实在所长詹姆斯·卡尔森看来，此举的噱头意义更大，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数学的关注，并没有指望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得到解决，也没想到百万美元真的能够发出去。

    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几年之后，佩雷尔曼就解决了其中的一个。同时，佩雷尔曼也为卡尔森出了道难题：佩雷尔曼不答应领奖。

    于是，卡尔森像保尔那样也飞去了圣彼得堡。但是佩雷尔曼没有与他见面。他通过电话与佩雷尔曼交谈，佩雷尔曼告诉卡尔森，他需要考虑一下，如果决定领奖，会第一时间通知克雷研究所的。

    现在看来，佩雷尔曼的回答只是出于礼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领奖。

    英国《每日邮报》今年3月份的报道说，佩雷尔曼紧闭家门，在屋内对外面采访的记者说：“我应有尽有。”

    “佩雷尔曼对公共场面和财富的厌恶令许多人迷惑不解。”瑟斯顿在颁奖仪式上说，“我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也不能代表他发言，但是我想说，我对他内心的强大与清晰感到共鸣和敬仰。他能够了解和坚持真实。我们真实的需求位于内心深处，然而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大多在条件反射式地不断地追逐财富、消费品和虚荣。我们在数学上从佩雷尔曼那里学到了东西。或许我们也应该暂停脚步，从佩雷尔曼对生活的态度上反思自己。”

（选自2016年第21期《读者》，有删改）

百岁科界泰斗  一生赤子情怀

    1927年，年方14岁的张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交通大学预科班。1933年12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被称为“无线电之父”的意大利人威廉·马可尼到交大访问，张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欢迎仪式的全过程。与大师面对面，极大地鼓舞了张煦，为了激励自己，他在宿舍里贴上了马可尼的大幅照片。随后的岁月里，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常年压着一张马可尼的标准照。与大师的一面之缘，成了他一生修身治学的精神支柱。

    1936年，年仅23岁的张煦带着优异的成绩和简单的行李，远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学习通信工程学科。在美国求学的四年，张煦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工作，每天的学习和实习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在哈佛听课，他总是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一面专心听，一面认真记，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刻在心里。实验课上，他从来不肯仅仅照着书本演示一遍就完事，总是要亲自动手，边思考，边测试，直到对实验方法、测试仪器都充分了解和熟练掌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优秀的成绩。留美的学习和生活，不仅给张煦后来从事通信工程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High Thinking，Low Living（勤奋思考，简单生活）。

    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张煦怀着“祖国培养我，我要报效祖国”的理想，回到抗战艰难时期的祖国。回国后，他就开始了通信科学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成为我国通信科教事业的奠基人。在他从事通信科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通信科技发生了重大演变。张煦顺应通信科技的发展潮流，始终站在世界通信科技发展的前沿，引领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他不失时机地更新教学内容，率先编写相应的中文教材，不断开拓科研新领域和出版新著，并乐此不疲地把通信学科中的新理论、新技术传送到工厂、企业，无偿地帮助相关行业培训人才，指导生产和研发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在学术上，张煦精益求精、不断探索，而生活上，他却十分简朴。一双老式中国布鞋、一身半旧中山装，这就是张煦几十年一贯的“行头”。即便是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之际，坐在江泽民主席身边合影的张煦，依然是这样的穿着。

    张煦对自己的生活克勤克俭，对学生却关怀备至。从90年代开始，他捐出自己的院士津贴和部分稿费收入，在电子工程系设立了“张煦奖学金”，资助贫困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完成学业。有意思的是，奖学金设立之初曾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本科阶段不许谈恋爱，这在校园里传为趣谈。“多做贡献，少想享受”，这是张煦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学子的殷殷期望。

    年逾八旬，对别人来说，这个年龄也许在颐养天年，张煦却幽默地说自己“八十尚不老，犹可登讲台”，坚持继续为学生们上课。2005年，92岁的张煦还亲临学校的“饮水思源”BBS论坛，与学生们在线聊天，谆谆告诫青年学子好好学习、热爱祖国、建功立业。

（摘编自张文清《百岁科界泰斗，一生赤子情怀》）

【相关链接】①1978年11月，离开他心爱的母校已整整22年的张煦终于调回了上海交通大学，担任电子工程系教授、系主任。上任后，他大胆地作了几项重要决策。首先是将原来的“无线电系”改名为“电子工程系”。其次，尽快培养师资，培育科研力量。他一方面将基础比较好的青年骨干教师派出国外进修，另一方面着手自己培养研究生。（王延峰《百岁院士张煦：驰骋在信息高速公路》）

②1994年，已届八旬高龄的张煦出版了《信息高速公路》一书。半个世纪以来，张煦先后亲授近千名高级科研与教学人才，著述（译著）近900万字。荣膺诺贝尔奖的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高锟认为，张煦对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不遗余力，被称为“中国通信界元勋”当之无愧。（张光武《百岁院士张煦的故事》）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 ， 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莎士比亚传

    在英国中部、伦敦西北面的沃里克郡，有一个普通的小镇，名叫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就是诞生在这个小镇上。

    7岁那年，莎士比亚进了镇上的文法学校。除了在学校读书以外，少年时代留给莎士比亚深刻印象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茂密荒凉的亚登森林从北方一直伸展到斯特拉特福镇周围，莎士比亚在童年时就听说过有关这个森林的许多故事。后来，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这部喜剧里特别提到故事里的英雄罗宾汉。

    莎士比亚在童年的时候还听过一些可怕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有几个极其丑陋的巫婆，她们能预言人的未来。后来，莎士比亚在悲剧《麦克白》中生动地描写了三个巫婆的形象。

    1575年7月，伊丽莎白女王到离斯特拉特福镇不远的肯尼沃斯城堡做客，欢迎仪式上，许多人装扮成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牧神、海神、河神和其他各种神怪，走在游行的队伍里。11岁的莎士比亚也见到了这次欢迎仪式的盛况。

    当时英国已经有不少流浪的剧团多次到过斯特拉特福镇。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有很多机会观看戏剧演出；少年莎士比亚对演戏很感兴趣，也许这正是他把毕生贡献给戏剧的最初的原因。后来他在戏剧《哈姆莱特》里满怀亲切之感地描写了流浪剧团的演出情况。

    16世纪是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时代的精神是进取的、开放的，许多年轻人都不安于现状，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莎士比亚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离开他的故乡小镇，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的。1587年左右，莎士比亚来到伦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年）以写历史剧、喜剧为主，有9部历史剧、10部喜剧和2部悲剧；第二时期（1601—1607年）以写悲剧为主，写了3部罗马剧、5部悲剧和3部“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第三时期（1608—1613年）倾向于妥协和幻想的悲喜剧或传奇剧。

    莎士比亚已经逝世300多年了。几百年来，不同的民族都用各自的语言赞扬过莎士比亚，历代的大作家们几乎都将莎士比亚视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他们都认为莎士比亚是不朽的。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本·琼生评价他：“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17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一个真正的清教徒——弥尔顿也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17，18世纪的一些古典主义作家，如德莱顿、蒲柏等人不得不赞美莎士比亚“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德莱顿语）。

    到了19世纪，莎士比亚更是风靡全欧洲。雨果、司汤达等人在与古典主义做斗争时，都高举莎士比亚的大旗。18，19世纪的许多大作家如伏尔泰、雨果、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等都曾或多或少地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模仿，在作品中留下了莎士比亚的影子。

    到了20世纪，莎士比亚在国际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更加突出，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莎学批评流派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莎剧舞台艺术。心理学、美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新兴的学科都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使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价值。

    现在全世界有众多的莎学研究机构，每年都会举行世界性的莎士比亚研究会议，全世界还有各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刊，莎士比亚图书馆等。

    在电影和电视出现以后，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是不断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不朽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从总体上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性的某些本质特征。莎士比亚的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真实性是他遵循的根本原则。莎士比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源于生活的材料写进作品，必然会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又是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他常常以诗人般的激情，抒情的笔调和浪漫的风格，歌颂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和人际关系。这一点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尤为突出。莎士比亚把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相对照，以此鼓励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摘编自《莎士比亚传》）

【相关链接】①莎士比亚独自来到伦敦后，最初是给到剧院看戏的绅士们照料马匹，后来他当了演员，演一些小配角。1588年前后开始写作，先是改编前人的剧本，不久开始独立创作。当时的剧坛为牛津、剑桥背景的“大学才子”们所把持，一个成名的剧作家曾以轻蔑的语气写文章嘲笑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粗俗的平民”“暴发户式的乌鸦”竟敢同“高尚的天才”一比高下。（《莎士比亚的故事》）

②莎士比亚曾说：“勤劳一天，可得一日安眠；奋斗一生，可永远长眠。”“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我没有路，所以不需要眼睛；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也会失足颠仆，我们往往因为有所自恃而失之于大意，反不如缺陷却能对我们有益。”（《莎士比亚经典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