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妩媚

卞毓方

    一地的山水都在向一个人倾斜 ， 车过桃源，傍沅水曲折而上行，你便仿佛一头闯入了沈从文的领地：白浪滩头，鼓棹呐喊的是他的乌篷船；苍崖翠壁，焰焰欲燃的是他的杜鹃花；吊脚楼头，随风播扬的是他热辣而沙哑的情歌；长亭外，老林边，欢啭迎迓的是他以生命放飞的竹雀——如他在《边城》中一咏三叹的竹雀。

    这个人似乎是从石缝突然蹦出来的。若干年前，我在三湘四水滞留过九载，其间，也曾两次云游湘西，记忆中绝对没有他的存在。他是水面晃漾的波纹，早已随前一阵风黯然消逝；他是岩隙离披的兰芷，早已被荒烟蔓草遮掩。那年月，山林整日沉默，阳光长作散淡，潭水枯寂凄迷；没有一丝风，因牵挂而怅惘，没有一蓑雨，因追念而泄密。

    而今，千涧万溪都在踊跃汇注沱江；而今，大路小路都在争先投奔凤凰。站在沱江镇也就是凤凰县城的古城墙上闲眺，你会惊讶，满街的游人，都是映着拂睫的翠色而来，然后又笼着两袖盈盈的清风而去。感受他们（其时也包括你自己）朝圣般的净化，饶你是当代的石崇、王恺、沈万山，能不油然而生嫉妒，嫉妒他那支纤细的笔管究竟流泻出多少沁心的芗泽？并由此激发感慨：与桃花源秦人洞后那似是而非的人造景点相比，这儿才是真正的“别有洞天”。

    不在乎生前曾拥有什么样的高堂华屋，只要这曲巷仍有他的一座旧居就行；不在乎一生动用过多少文房四宝，只要这红尘仍有他的文字飘香就行。沈从文自个儿说过：“‘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我……不相信命运，不承认目前形势，却尊敬时间。我不大对生活上的得失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好眼力，也是好定力。难怪，当我在从文旧居仔细端详他在各个生命阶段的相片，发现，镜框里的他一律在冲着你微笑，而且是他生平最为欣赏、最为自负的那种“妩媚的微笑”；不管换成哪一种角度看，他的微笑始终妩媚着你。

    在旧居小卖部买了一册沈先生的文集。随便翻开，目光落在了一句话“大器晚成”上。－－究竟是书上写的有，还是我的错觉？把他说为大器，嗯，肯定没错。说晚成，就颇费思量。从文其实是早熟的，中年未尽就已把十辈子的书都写完。从文当然又算得是晚成的，崛起在他被同代人无情抛弃之后，被竞争者彻底遗忘之后。冷落并不可怕，时髦更不足喜，沙漏毁了时间未废，抽刀断水水自长流。早在1934年1月，从文年甫而立、乳虎初啸之际，他就在返乡途中，写给新婚爱妻张兆和的信中断言：“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公平自在山川日月。1988年，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老家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兼安息地。山是归根山，水是忘情水，石是三生石，倦游归来的沈从文，在这儿画上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句号。

    碑的阳面，刻的是他的剖白：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碑的阴面，刻的是他一位至亲的敬诔：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小溪巴赫

肖复兴

    我一直想写一写巴赫。许多次拿起笔，又放下了。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于巴赫，只有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不说一句话。”像我当然要三缄其口了。

    巴赫确实太伟大了，太浩瀚了。他的音乐影响三百年来人们的艺术世界，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以言说，难以描述。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来写巴赫。但我又实在想写巴赫。

    鼓励我写下去的原因，是我偶然间看到一个资料，巴赫(Bach)德文的意思是指小小溪水，涓涓细流却永不停止。似乎这个德文的原意一下子解读开巴赫的一切，我豁然开朗。

我听到的巴赫的第一支乐曲是《勃兰登堡协奏曲》，还只是其中的片段。因为这里面有经威廉汉姆改变而异常动听的《G弦上的咏叹调》。但当时勃兰登堡对它根本不屑一顾，将这支乐曲曲谱的手稿混同在其他曲谱中一起卖掉，一共才卖了36先令。可以说，如果没有1829年门德尔松重新挖掘并亲自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恐怕巴赫的音乐到现在为止还只值36个先令。

    但这样说并不准确，如果没有福尔克、门德尔松，还会有别人将巴赫音乐的真实价值挖掘出来告诉世人的。真正有价值的音乐，即使看来弱小得像潺潺的溪流，也是埋没不了的，也不会因时间久远而苍老，相反却能常青常绿。这确实是音乐独具的魅力，它同出土文物不一样，出土文物只能观看，追寻，钩稽，对比，它却能站立起来，用自己的声音塑造起形象来，抖落岁月覆盖在身上的一切仆仆风尘，让人们刮目相看。时间只会为它增值，就像陈年老酒一样，时间和醇厚的味道融为一身，互成正比。

    这就是小溪的意义吧?小溪，涓涓细流，就那样流着，流着，流淌了三百年，还在流着，这条小溪的生命力该有多么旺盛。

    大河可能会有一时的澎湃，浪涛卷起千堆雪。但大河也会有一时的冰封，断流，乃至干涸。小溪不会，小溪永远只是清清的，浅浅地流着，永远不会因为季节和外界的原因而冰封，断流，干涸。我们看不见它，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的问题：近视，远视，弱视，色盲，白内障，瞎子，或只是俯视浪涛汹涌的大河，或只是愿意眺望飞流三千尺的瀑布，而根本没有注意到小溪的存在罢了。而小溪就在我们的身旁，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脚下。它穿过碎石，草丛，隐没在丛林，山涧，行走在无人能达到连鸟都飞不到的地方。

    在险峻的悬崖上，它照样流淌；在偏僻的角落里，它照样流淌：在阳光月光的照耀下，它照样流淌；在风霜雨雪的袭击下，它照样流淌……小溪的水流量不会肆意狂放，激情万丈得让人震撼，但它让人感动是持久的，不会一曝十寒，不会繁技容易纷纷落，不会无边落木萧萧下，而总是一如既往地水珠细小却清静地往前流淌着。它拥有着巴洛克特有的稳定，匀称，安详，恬静，圣洁，和旷日持久的美。它的美不在于体积而在于它渗透进永恒的心灵和岁月里，就像刻进树木内心的年轮里。它不是一杯烈酒，让你吞下去立刻就烟花般怒放，烈火般燃烧；它只是你的眼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珍珠项链般地挂在你的脖颈上，或悄悄地湿润着你的心房。

    这才是小溪的性格和品格。

    这才是巴赫的性格和品格。

    有人说巴赫伟大，称巴赫为“音乐之父”，说在巴赫以后出现的伟大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滋养。贝多芬，舒曼，利姆斯基一科萨科夫，雷格尔，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

    无数后代音乐家对巴赫无比敬仰和崇拜，甚至专门创作出有关巴赫的主题音乐，以他们钟情的乐器的鸣奏，向巴赫呼唤，表示着对巴赫的敬意。

    听巴赫的音乐，你的眼前永远流淌着这样静谧安详、清澈见底的小溪水。

    在宁静如水的夜晚，巴赫的音乐(那些弥撒曲和管风琴曲)，是孔雀石一样蓝色夜空下的尖顶教堂正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教堂旁不远的地方流淌着九曲回肠、长袖舒卷的小溪水，蜿蜒地流着，流向夜的深处，溪水上面跳跃着教堂寂静而瘦长的影子．跳跃着月光银色的光点……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巴赫的音乐(那些康塔塔和圣母赞歌)是无边的原野，青草茂盛，野花芬芳，暖暖的地气在氤氲地袅袅上升，一群云一样飘逸的白羊，连接着遥远的地平线。从朦朦胧胧的地平线那里，流来了这样一弯清澈的小溪，溪水上面浮光耀金，带来亲切的问候和梦一样轻轻的呼唤

(山东中学联盟节选自《音乐欣赏十五讲》有删改)

程万琦的爱国心

    ①1992年8月28日，程万琦创建的世界华人协会在香港成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协会会员已逾600万，分布在138个国家和地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华人社团。

    ②程万琦祖籍广西，1940年生于越南，家中四个子女，名字中间的字分别为“世、泽、万、民”，以表爱国之心。程万琦的曾祖父程圆亮，是清朝刘永福“黑旗军”中的得力干将；祖父程璧金，曾任孙中山秘书，中国银行行长；父亲程成虹，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早期党员。百年来，“民族大义”是程家祖上传下来的家规祖训之根本。

    ③“有国才有家”，程万琦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屡次表达着他人生信念的核心。创建一个团结世界华人华侨组织的想法也随之在他心中萌生。中国本土上有13亿中国人，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大约有4千多万，如此庞大的群体，要成立一个非政治、非牟利的团体，其难度可想而知。一部分人愿意看到一个混乱的华人团体，于是对此百般阻挠，但是程万琦清楚：天下华人是一家，振兴中华，必须发动更多的华人参与，将华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为了这个梦想，程万琦奔波了10多年，跑遍世界200多个国家，会晤了无数的华人组织，调解了无数组织间的纷争……

    ④程万琦将世界华人协会的宗旨定为“团结全球华人，提高华人在当地社会中之地位和保障华人权益，弘扬中华文化和振兴中华”，多年来，世界华人协会正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为祖国的富强而贡献着力量。经世界华人协会牵线搭桥于内地成功兴建的外资、合资企业已近5000家。

    ⑤1975年，程万琦第一次到内地，看到百姓生活与世界的距离明显拉大，心情沉重。1978年，程万琦见到邓小平，再次将中国非常有必要引用外资，增强国力，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想法讲了出来。邓小平没有讲一句不同看法的话。一段时间后，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⑥20多年，程万琦将自己的满腔热血都投入到祖国的复兴与富强中，而他本人从来没有从中拿过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赚过国家的一分钱。他将自己的主要业务大都集中在海外，香港只占小部分，他的经商宗旨是不赚同胞的钱，所以未到内地投资，他说：“我即使是最初打工，也是给外国公司打工，赚外国老板的钱。”

    ⑦程万琦出生在一个祖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让程万琦从内心里发誓要挺直腰板，在所谓“西方人的领域”做出中国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

    ⑧1980年，程万琦在纽约创建了东方银行并任行长，同时在世界各大城市开设金融公司，从事金融投资业务及国际贸易。

    ⑨2002年，他以亚洲篮协代表的身份竞选国际篮联主席获胜，代表13亿中国人，走上了有21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世界级第一大体育总会主席的位置，成为亚洲有史以来进入国际篮联第一人。此前，程万琦曾任亚洲跆拳道协会会长，亚洲篮球联会会长等职，是第一个身兼两个洲际体育组织会长的华人。他代表祖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在国际场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⑩很多人试图描绘程万琦的一生，却因他的经历太丰富而罢手。唯有“传奇”是对程万琦一生最准确的概括。而他缔造这个属于中华民族的传奇，除了与生俱来的坚韧和豪爽，家族的传承与教育，赋予他超乎常人的魅力与魄力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深入骨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与血脉。

（摘自《中华儿女》作者：华南、孙聚成  有删节）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钟响了，方先生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钟书教授，1987 年访美经华盛顿时，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

    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说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

    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

     “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摘编自沈素珍《友情与诗情》）

相关链接

①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含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

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面向、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

（摘自李春娟《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

②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摘自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 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