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视野下的中国书法

罗海东

    中国式文人以独特的审美情感和系统的技术枝巧用毛笔书写汉字，书写主体的集体人格化、书写工具的强大表现力、书写技法的高度程式化、表现客体的形音义自足与千变万化，使得中国书法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写字”，成为民族特色鲜明的专门艺术。在中国艺术内部，书法也颇有代表性。文字是文明最基本的要素，而汉字的实用与书法的审美一体两用密不可分，所以中国书法地位特殊。历史上，汉字始终是中国的通用文字，故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民族跨度较大，更加广泛地承载着56个民族所共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阴阳调和的辩证法、自强不息的生命观、写意抒怀的艺术观等，在中国书法中均有集中的、综合的反映。

    中国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自然依随汉族的文脉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参与和创造。早在东周时期，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所出“中山三器”与“守丘刻石”，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作。楚汉相承，由南方少数民族参与创造的先秦楚系书法与周—秦文字系统一道，对汉代书法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汉代，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创立完备，从此中国书法以风格史为主线，不断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资源南北分流，由此逐渐形成1700年来中国书法碑、帖两大体系双峰并峙的基本格局。北方少数民族直接确立了北碑体系，也间接促进了南帖体系的发展。元代，朝廷为笼络士人，礼聘宋朝宗室赵孟頫并推赏其书法，赵氏倡导的复古书风，亦使宋末颓微的中国书法重回传统正道。同时，以鲜于枢、康里巎巎、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书法家群体，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较高的艺术成就，为中国书法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许多皇帝偏爱书法并身体力行，对中国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康熙、乾隆二帝，分别崇尚董其昌和赵孟頫这两位继承型的帖学大家，令清代前期书坛延续了书法正脉。清代中后期，由于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促成了碑学中兴的局面。

    因此，中国书法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在中华文化整合中的标志作用。中华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混融，其关键点在政治军事上表现为秦（代表黄河文化）灭楚（代表长江文化），在文化艺术上则以汉字（书法）之“书同文”为标志；其次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文献功能。书法遗迹即文字遗存，不仅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甚至在相关文献损毁阙如时成为研究某段历史某些问题仅有的线索，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例如被誉为“篆中之草”的《散氏盘》铭文，本为一篇地契，却是研究西周晚期诸侯国纠纷与土地流转制度的珍贵文献；再次对中国社会的维系调和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中和简静、含蓄深沉为主要审美取向，具有人文化育功能，关乎科举应试需要并与儒、释、道兼通的中国书法，为统治者治人尤其是治士独特贡献。不仅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书法、用书法，受到书法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入世不利的文化精英如苏轼、徐渭等，往往也以书法释怀寄情、寻求精神的超逸。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海或者四海历来被认为是包围中国的最外部边界，提到它们就意味着“天下”，格外有壮阔之气。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颇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类的名句。

    古代中国，水无疑是赖以立国的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水的清洁和滋生功能，使水象征了纯洁和生命，直接地渗透到诞生、成年、婚嫁与丧葬等重大人生礼仪中。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述安徽“婴儿三日后，必为之净洗，谓之洗三朝”。“奈河”则是传说中幽冥间的界河。上巳节这天王公平民多踏青水边，杜甫《丽人行》即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吟咏。古中国人常因这种水畔聚会唱和而感发深刻的生命意识。

    儒家经典《孟子·告子上》巧妙地用水性的善变喻人性的易为扭曲，言人之善良本性同流水趋下的本性类似；《孟子·尽心上》《孟子·离娄下》认为：流水之有本有源和奔流不息，如同君子之立身行事。

    而老子亦褒举流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褒举的实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道家理念。而《庄子·秋水》则以流水入海后的浩渺无垠喻得道后的境界。在唐代以后三教合流的文化氛围中，流水意象呈现出多种文化“涵化”的倾向。

    流水意象也藏蕴了无限人生之慨，每每展示了文人作家群体的双重性格与两难处境：其执着进取与悲观幻灭时时胶着一体。

    流水无往不在，而且具有运行的持续性，最为贴近和形象地体现了事物递进的特征，因而流水总是被古人用来感叹时光、机缘、情爱、功业以至年华、生命、国力的不可复返性，表达惜时叹逝的情愫。《诗经·大雅》即有“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的警句，用流水的永逝无回，譬喻君臣不勤于政则必失怙于天。李白的《古风》《江上吟》感流水悟富贵功名不可久驻：“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陆游《黄州》“江声不尽英雄恨”等，倾诉了岁月蹉跎带给人难以排解的失落感。流水意象在文学内部中的运动，在后世的叙事文学中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如被毛宗岗父子置于《三国演义》卷首的杨慎《临江仙》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由浩荡东流的长江缅怀历史上风云人物的短暂人生。而《牡丹亭》中也有杜丽娘的“似水流年”之嗟。上述例子反映了主体无法超越时间规定性与自身有限性的永恒悲剧和痛苦。

    流水意象固然强调了文人的感伤与忧患情怀，使之常常悲凉地感发人生苦短的危机感，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便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悲慨”诗风。然而，流水意象并非只有消极意义，它往往也作为人们珍惜光阴年华、不甘庸碌无为的积极象征符号而存在，反映了华夏民族柔韧、沉稳的精神。

                                                                                                                                                                             （选自《中国象征文化》，有删改）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土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近年来，一批文化类的慢综艺节目迎来发展好时期。诗词类、成语类、汉字类等传统国学内容的节目风靡一阵之后，又兴起了一波音乐类、表演类等泛文化艺术节目，去年起热播的表演竞技类节目《演员的诞生》、今年 以来的《幻乐之城》以及近期新开播的《一本好书》等，成为接力的“第二梯队”，在导向引领的同时，不断发掘文化综艺节目的可能性。

    文化综艺节目不是当下的新事物，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读书类、朗读类、电影推介类的节目就曾经占据电视屏幕的半壁江山，但产品的种类并不丰富，产能有待提高。文化综艺由于背靠广阔的文学经 典，可供利用的内容取之不尽；另一方面，由于传媒介质和平台的因素，文化综艺非常适合家庭“客厅化”的观演 场景。这是文化综艺曾经走在综艺类节目前沿的重要原因。

    而当下这波文化综艺热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毋宁说，供给侧选择文化综艺的理由，更多是对过度娱乐化、强刺激的娱乐综艺节目“霸屏”的一种排异。这种选择，在初始确实给受众带来了口味和节奏上的耳目一新，由强资源、强制作能力的机构输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确一上来就占据了该类综艺节目能达到的品质高峰。

    目前看来，文化综艺如何产生行业原创力仍需探索。社会形态和消费心理的跃迁，媒介和平台的发展，使得文娱类产品的消费场景发生巨大改变。院线、音频、短视频等形式，对内容和受众都进行了彻底的分化、切 割、重塑。读书类的内容更适合音频平台，人们习惯于在开车、家务等场景下收听；影视类的内容则偏向短视频 形式，以两分钟的高频剪辑加上个性解说对内容进行“三度创作”；而弹幕和社交媒体等则改变了人们观看和消 费文娱内容的目的。

    上述情况在文娱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影响非常明显，以《我是演员》为例，如果对节目形态进行归纳， 这仍然是一档“明星+话题”，乃至需要主动制造议题、引起舆论话题的娱乐节目。而一些没有引进竞技、制造话题等操作手法、相对静态的节目，其热度则在本轮文化综艺的浪潮中便很快地消退了。

    文化综艺仍需解决文化产业原创力这个根本性问题。有的综艺形式，仅仅是将一些经典文艺作品的选段进行朗读，缺乏综艺元素的二次加工，这样一种快餐式的“知识点提炼”，能够产生多大的艺术效果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文化类综艺，如何突破知识介绍的框架，形成与观众的有效互动，构成观众深度参与和讨论的娱乐模 式，仍需要继续探索。

（摘编自沈河西《文化综艺仍需挖掘行业原创力》）

    行会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主要经济组织之一。行会制度形成于唐代，明清时期达到了繁荣。由于城市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出于对工商业者的管理和征敛的需要，设立行会，“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行是按各手工业，商业的行业而设立的，故有“行”之名。行会制度即是监督工商业者“合法”经营，贯彻统治阶级管理工商业者的意图、向官府缴纳税赋的工具。城市行会制度的产生，说明了城市工商业的空前发展。没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就没有行会制度成长的前提条件。城市工商业的活跃，客观上需要行会制度在官府与工商业者之间进行直接沟通，工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经营者也需要有自己的专门组织，到了明清之际，行会真正成为工商业者的组织，有的称会馆，有的称公所、行、帮。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者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手工业者之间，商人之间竞争日益加剧，于是，他们各自组织行会，行会内部是减少竞争，统一协调，行会外部是保护自身利益，防止外来竞争者侵犯自己的权利。这种行会实际上是工商业者的自发组织，民间组织，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们代表本行业，本部门或本地区工商业者的利益，内部具有一套制度，行规，其利益具有一致性，共同对外，具有强烈的利益自我保护色彩和排外性。明清时代一些同业公会工商业会馆，商人帮会，如激州商会，洞庭商会，具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在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中小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一批有相当影响的市镇也崭露头角。这些城镇型社区，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商业十分活跃，市场连接海内外。城市手工业、商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化，打开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崭新局面。牙行和牙人在商业市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工商业会馆、公所纷纷建立，交换活动中货币的作用日益广泛，手工业工场涌现，自由劳动力市场在城市中出现，手工业工场中雇佣关系形成。总之，这时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一批城市和一些市镇中萌芽。明代后期的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

    与西方封建城市不同的是，我国封建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人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不占多数。汉代王符说过；“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数万，类皆如此。”所谓“农夫”，是指农村居民，“浮末”是指工商业人口。可见，洛阳城工商业者比“游手”还少，再加上官吏，军队，工商业者的比例在城市中更少了。开封城中虽也有“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南海贾，朝盈夕充”，但城内到处是“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大量消费人口充斥城市，即使带来城市的繁荣，也只是虚假的，没有根基的。

（摘编自邹农俭《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一直以来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年第1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