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来看，当时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已形成，并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与世界许多古文明建筑不同，不是石建筑而是木建筑是中国建筑一大特色，《诗经》中“如翚”“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颇具规模，并具有审美功能。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不以单一的独立建筑物为目标，而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接连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重视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从发掘的极为片段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情况看，雄伟壮观；从陶俑的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的坚实也无不显示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汉、唐、宋、明、清基本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建筑美学风格，这个风格就是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主要是宫殿建筑，即供君主居住的场所，从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开始，祭拜神灵即在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世间居住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庙宇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本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与环境的和谐。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占着明显的优势，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迷狂意识构成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建筑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的严格对称结构上，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点。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来，它确实相对低矮、平淡，甚至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来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格。随着晚期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仍然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通过“借景”“虚实”等方式，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美沟通汇合，表现了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更为自由的审美理念，但仍然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摘编自李泽厚《建筑艺术》）

    儒家最关心的是群体生存秩序问题。群体生存秩序在观念领域中的反映。即所谓的“人伦”或广义的“伦理”，其实就是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套制度规范，儒家称之为“礼”。一部《周礼》，其实就是一整套社会规范建构和制度安排。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就是“礼学”。

    对于儒家的“礼”，社会上甚至儒学界内部都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误区，这导致当前儒学复兴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是往往用前现代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评判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现代人的行为方式。这是由于人们未能明白，在周孔孟荀的原典儒学中，作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礼”既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又有特殊性和变动性。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任何社会群体都需要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都需要一套“礼”，就此而论，“礼”是普遍的、永恒的。孔子指出：“无礼则乱。”荀子讲得更为具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因此，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即克制个体的情欲、而遵守社会群体的规范及其制度。“不学礼，无以立”，即是说，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必定为这个群体所不容。这一点直到现代自由社会依然是成立的，因为自由的保障是法治，而法治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及其制度成为社会的最高规则，即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如果仅仅这样理解“礼”，那还是偏颇的，因为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需要不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就意味着“礼”具有特殊性和变动性。《论语》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的“礼”有所不同；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加或删减的。确实，中国社会的制度规范经过三个最大的历史形态﹣﹣宗族王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家族皇权社会的制度规范、个体民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在这些大的社会形态中，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局部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本质上是“革命”的。孔子的这个思想概括为“礼有损益”。对于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体系、即“礼”的系统来说，所谓“损”就是去掉一些旧的内容，所谓“益”就是增加一些新的内容，结果就是一个新的伦理政治体系。而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扰性和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懂得孔子所讲的“礼有损益”的道理。

    ①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其中就包括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这些节日久经沧桑传延至今，不仅有着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约定俗成的民间礼仪，而且蕴藏着历代民众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思想精华。中华传统节日蕴含的值得弘扬的优秀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几点：

     ②热爱生命、追求健康的人本精神。天地之间人为贵，以人为中心，人是主导，人追求与万物的和谐，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基调。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之中，人始终是节日的主体。节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和谐天人关系、展示人的才艺、进行人际交往为主的。

    ③敬祖孝先、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祖先历来有着异常浓厚的感情，《礼记》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仁义”与“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悌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由此推及尊老爱幼等。慎终追远的情怀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条重要根脉，每逢佳节都要度诚地祭祀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和怀念。

    ④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节庆文化中也有突出的显现。中国传统节日是人们展示勤劳智慧、聪明才艺的最佳时机。

    ⑤弘扬正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中华民族是个重理智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坚持正义的的民族气节和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中国传统节日中，有不少节日是与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相关联的，尤以清明节和端午节为代表。

    ⑥贵和尚美、团结和睦的心理追求。“和”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团结和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节日便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生活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节日中的各项娱乐活动、人际交往、饮食安排等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⑦正是由于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如此深厚的民族精神，所以，其传承民族血脉、提升民族精神的价值，强化民族文化记忆、心理认同的价值，维系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价值，激发与释放情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是任何文化形式都难以替代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庶民同罪。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的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中华励志网”）

    黄梅戏是从民间的采茶调发展成为如今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它的发展及艺术特点的形成是学习借鉴的结果。

    黄梅戏原名“黄梅采茶调”，起源于唐初。清乾隆时期，湖北黄梅县一带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但作为地方剧种，黄梅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念白及唱词，很多用的是地方语言，剧情反映的也是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和人物。黄梅戏中经常演出的大本戏，只限于男女情爱、伦理道德等，很少演出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及文学经典的剧目。黄梅戏长期以来局限在安庆地区以及安徽其他地区范围内演出，这也局限了眼界和视角。黄梅戏的传承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首先，在形体语言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吴亚玲主演的《墙头马上》，就在形体语言上做了很大突破，这出戏把舞蹈和戏曲程式经过精心提炼，二者融成一体，戏中人物形象达到了现代古典艺术的审美高度。《墙头马上》的成功，使我们相信：形体语言的拓展与解放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须的。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也不能本末倒置，失去剧种本身的特点，而应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所以，黄梅戏在继承的同时，需要学习借鉴，与时俱进，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完善的艺术体系，从而向更高的艺术领域迈进。

    其次，要创新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打造感观盛宴。近些年来，大量的高科技声光电产品运用到舞台上来，这奠定了灯光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光把环境和人物照亮，更把人物立体化、背景生活化，为舞台美术增色添彩。舞台灯光在戏剧舞台中有了思想，起到了刻画人物、转换时空、渲染气氛的作用。新创作的3D版舞台剧《牛郎织女》正是一部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视觉大餐，为黄梅戏舞台艺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积极研究与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将会越来越成为黄梅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要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如何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文艺团体所面临的一个比较难的课题。黄梅戏剧团转企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经济效益是第一关注点。没有了效益，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但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会忽视艺术创作，忽视生存的意义，最终也会因为没有好的艺术产品提供社会而退出市场舞台。所以，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如何博弈，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下顺利发展黄梅戏艺术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一点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也同样适用。

    ①表面看今天的城市还是过去的样子，但城市的内涵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了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的过程，正在迈向智能化的道路。

    ②智慧城市建设在中国落地生根，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国家设立首批智慧试点城市，2013年国家设立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城市。2014年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该《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

    ③事实上，智慧城市内涵也逐渐拓展到了智能城市的范畴。前者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智能城市则要在此基础上，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城市建设和运营中的应用，为城市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搭建起统一的技术底座，实现城市万物互联和数据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将AI与城市场景进行深度融合，驱动城市管理和服务智能化升级。

    ④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指出，中国智能城市的发展和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步骤一致，第一阶段是数字化，第二阶段是网络化，第三阶段是大数据化，第四阶段是智能化，智能城市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

    ⑤当前，智能化的城市建设正在各地掀起热潮，也成为各大互联网企业“大展身手”的舞台。阿里巴巴主推的充分利用城市数据优化公共资源的“阿里ET城市大脑”，主要用于智能交通管理，已经在杭州、苏州、上海以及衢州等地落地应用。腾讯在“互联网+”的主题下，正在从医疗、人社、警务、交通四个领域切入，推动城市智能化建设。其主导的以“数字广东”最为突出“数字政务”实践，旨在消除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连接更多城市信息。显而易见，互联网企业在智能化城市建设上的深耕细作正让城市变得日新月异，也极大提升了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的效率。

    ⑥未来的智能城市究竟什么样？在业内人士眼里，早已画好了城市智能化的“装备”图景。首钢基金城市更新事业群总裁梁衡义指出：“汽车出行和城市交通将是重塑我们未来的核心入口或场景。当前我们的汽车95%的时间都停在车位上，大城市里停车场吞噬了几乎15%的城市土地，核心区交通拥堵30%以上是由于找不到停车位。S-PARK非常愿意与京东城市强强联手，共同打造城市停车新空间和出行模式。”智慧足迹CEO李振军表示，基于城市计算平台、数字网关以及双方线上线下的数据资源，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开发了智能选址平台，可以解决实体门店“开在哪里，开多少家”的问题，并制定产品的销售策略，从而有效提升门店的经营业绩。

（摘自2019年3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