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的脚

陈钢

    ①在我珍藏的波兰版的《肖邦全集》的扉页里，印着一双秀长纤细、令人动容的手——那是肖邦的手。就是这双手，流注出多少醉人的旋律，又演绎出多少变化万千的“音乐魔方”；手啊手——钢琴家的代号和骄傲!

    ②不知从哪天起，我突然注意起钢琴家的脚来。因为在他们出台时，必先举足由幕后走到琴前；而这几步路，可真谓“寸步难行”啊!他们有的如万里长征，步履艰难；有的则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还有的活像是小脚女人赶集——急急匆匆，扭扭歪歪。但是，有一位钢琴家的路却走得潇洒自若，怡然大方，他——就是傅聪。而带他学会走路的，就是他的父亲傅雷。这条路的路标上有四句话：“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是傅雷给孩子的临别赠言。

    ③为了让傅聪学会“做人”，这位精通洋学的大翻译家，既没有把儿子送到他早年留学的法国，也没有让他进音乐学堂；而是另辟蹊径，用近乎“私塾”的方式，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中自选教材，进行“道德规范”——“做人ABC”的教育。傅雷认为，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道德规范”是生活中惟一的“圭臬”。而当他将这个“圭臬”与古希腊罗马的崇尚自然，文艺复兴的崇尚人文，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崇尚民主的精神相融合时，就构筑起一个“理想世界”的最高境界!傅聪以后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面对着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和纸醉金迷的金钱世界，始终“视富贵如浮云”，而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标”，就是因为精神境界中有这个“圭臬”所维系。傅雷在家书中盛赞傅聪的前丈人梅纽因，说他在海牙为一个快要死的女孩子演奏巴哈的《恰空舞曲》和他1947年在柏林对犹太难民的讲话，是一种“符合我们威武不能屈的古训”的精神和气节；而傅聪也以孔夫子所称道的颜回为榜样，保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种“以清贫为自傲”的中国文人传统和超尘脱俗的崇高境界。真是：有“德”才有“品”，有“品”才有“境”，有“境”才能铸造高人!而傅雷，就是这样带着儿子走人生之路的。

    ④傅聪的艺术之路，是一条以民族文化根蒂来“开发”、“引爆”世界艺术顶尖的“通路”。

    ⑤陆游示儿：“功夫在诗外”。可傅聪的功夫倒是在“诗内”。他从小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偷听爸爸同朋友谈话，谈论李白杜甫，他最喜欢的就是李后主的词。他对中国古诗词的通晓决不逊于托斯卡尼尼（意大利著名指挥家）对莎士比亚的熟悉。

    ⑥傅聪在“肖邦”比赛前，他的演奏已被波兰教授认为“赋有肖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他荣获的“最是波兰魂”的玛祖卡奖，更被认为是桩“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由“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表达风格”。意大利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只有古典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国的意境。”说得多好、多对啊!傅聪就是这样弹肖邦的。他弹肖邦，“就好像是我的命运”，“我自己很自然地说自己的话”。而且，肖邦又有李白“非人世”的气息和李后主那种“垂死之痛，家国之恨”的愁绪。傅聪用李白来演绎，升华肖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得的是李白奖!

    ⑦傅聪的艺术之路还通向大自然。

    ⑧傅雷，则多次要求傅聪到大自然中去。因为，大师的作品“就是从大自然，从人生各方面的材料中‘泡’出来的，所以，“表达他们的作品，也得走同样的路”。更重要的是，大自然可使人“荡涤胸中尘俗”，“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从而获得一种“萧然意远，旷达怡静，不滞于物，不凝于心的境界”，使演奏具有“生命的活力与搏击飞纵的气势”!

——选自散文集《三只耳朵听音乐》

【注】圭臬：比喻准则或法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诗歌创作，要有感情，这是常识。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也说：“感情是诗歌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就没有诗歌。”我认为，这是真理。但是，长期以来，文坛上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即诗歌创作，是“言志”，还是“缘情”?《诗大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志，是志向、理想。在汉代，儒家把“诗言志”推到极致，汉儒所谓“志”，仅限于先王之道，亦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把“言志”视为最高创作准则。不过，在封建时代，尽管儒家诗教处于诗坛的垄断地位，但也不能捆住所有人的手脚。人们突破的办法之一，便是在理论上强调“情”。

    第一次强调创作需要“情”的，是晋代的陆机，他在《文赋》中提出诗作如果“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爱、恶，六种感情，如果在作品中显得沉滞，没有生动的表现，那么，道德理想是上去了，神情却失落了。这样的作品，便像枯萎的树木，像干涸的泉水，没有什么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处处提出“情”的作用，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他强调作者和读者，都会受到“情”的支配。陆机和刘勰，处在汉王朝大一统局面已经崩溃的时代，当时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个人的价值，文学创作走向了“自觉时代”。陆、刘提出“诗缘情”而作，正是这一代诗坛创作趋向的反响。

    必须指出，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把“诗言志”和“诗缘情”绝对化，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儒家提出“诗言志”，重视理性成分，这并没有错。因为志向、理想，也不是抽象的，它也包含着感情的成分。《诗大序》在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后，便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诗学，有着漫长的抒情传统。就思想史而言，孔孟虽然很少论及“情”本身，但在谈及伦理道德的本体，却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问题。例如提出孝、仁的观念，就直接是从世俗之“情”，引申为理念。而刘勰等人，虽然注重情，也并没有排斥理念、理智。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理，指义理，理想，亦即与“志”同一概念。他重视个人情感，和重视创作的社会效能，相互联系，互为经纬。人们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根据文坛发展的态势，或可适当强调其中的一个侧面，但不应绝对化。

    事实上，情与志，亦即情与理的关系，是诗人个人感情与社会责任的问题。二者是应该统一的。这一点，西方一些杰出的理论家，也是这样看的。像罗丹说：“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别林斯基说：“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可见，他们既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也注意在抒发中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写些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诗”，不顾社会效果；或者反过来，把诗作仅仅视为政治、政策的传声筒，都是不对的。我认为，在诗歌创作“情”与“志”的关系中，情是第一性的。诗人所写那些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相反，若没有情，就只能沦为标语口号式之作。这就是为什么陆机说“诗缘情而作”，刘勰说“情动而辞发”，为什么《诗大序》会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道理很简单，无情，不可能有好诗。“有情此有诗”，这是真理。

（摘编自黄天骥《言志与缘情的关系》）

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材料三：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材料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是如此强大、创造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前 30年的传统性主要体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大众性、通俗性或民间性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忽视了对苏联以外的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接受与转化；那么到了新时期文学30年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作家在格外注重借鉴和转化近现代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资源的同时，也开始逐步继承和转化中国古代以儒道释为主的文化传统和有别于民间文学的文学传统。 

虽然在新时期文学 30年中出现过很多带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潮流，许多中国作家也曾以“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普鲁斯特”等相标榜，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时代的变迁，众多以西化相标榜的中国作家后来绝大多数都已改弦易辙，在不同程度上向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回归。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和文学返祖，而是在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化与文学资源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自身母语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再认同，也就是都逐渐经历一个创作文化心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比如，“先锋文学”的转向过程，其实质就是中国“先锋文学”从西洋化或欧化转向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这在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人的创作转型中有着鲜明的印证。以韩少功、阿城、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作家，在各自的文学创作历程中长期具有文化寻根思维和意识，他们从文化寻根层面走向了文体寻根层面，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深入到了中国古典文体的寻根。 

只不过新时期文学 30年偏重于从中国古代文人文学传统中寻找可供现代转化的文学资源，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史传传统得到了更多的青睐。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等作家纷纷写出了向《红楼梦》致敬的文学作品，或者向古典文言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毫不讳言自己的创作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也让《世说新语》的文学传统发生新变。 

从传统文化转化角度看，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致力于寻找传统儒家文化人格在乱世中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力量，这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形象塑造中表现得很分明。陈忠实认为，“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 20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并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接了下来。” 

实际上有些不以“寻根文学”著称的长篇小说同样闪耀着追寻民族文化精神的爝光。如李準的《黄河东流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如此，徐秋斋和李麦、孙少安和孙少平，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人物典型形象中都隐含了作者寄托的中华民族刚健不息的精神和意志。李準和陈忠实的创作几乎一脉相承，他说：“《黄河东流去》就是为了展示民族精神、展示对民族前途的信心而创作的。我要借此证明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任何性质和任何强度的劫难都不能使它一蹶不振，它永远可以凭借自己内在的活力战胜一切困难而生存下去，强盛下去！”可见民族精神的追寻是“泛寻根文学”的艺术灵魂。 

（摘编自李遇春《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

材料一：

东方之珠，整夜未眠。

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历史的指针从这里指向香港新的纪元。

香港会展中心庄严肃穆、灯火通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正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庄严奏响，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徐徐升起，如胜利的花朵盛大绽放。

结束了156年5个月零4天任人宰割的殖民生活，香港这个饱经苦难的游子，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正义事业的胜利。

末代港督彭定康披着夜幕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消失在茫茫大海中。起锚处，正是156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的登陆点。

据媒体报道，彭定康是绕着已成过去式的“总督府”转了两圈后才去登船，带着复杂的心态落寞而去。这位搞政治操弄的“高手”刚上任，就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于不顾，急切抛出所谓“政改方案”，企图把香港变成以英式代议制为招牌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为香港回归挖坑埋雷。这位末代香港总督因此而臭名昭著。他早就应该知道，历史的发展大势不可逆，十几亿中华儿女的心愿不可违。

回想起那一夜，时任香港临时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难掩激动：“我们香港是国家的特区了，我们是堂堂正正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可以‘港人治港’了！”

回想起那一夜，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清晰记得，香港市民是怎样满怀喜悦，冒着大雨夹道迎接解放军驻港部队入城，并将刻有“威武文明之师”字样的牌匾送给驻军司令员，场面震撼，令人动容。

回想起那一夜，香港大律师吴英鹏仍感如在眼前，当时还在广东家乡读小学的他和家人、朋友一起，围在电视机前观看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共同激动地大声倒数，迎接7月1日凌晨零点的钟声。邻居们在深夜的街头奔走相告，点燃烟花、鞭炮，以中国人传统的方式庆祝香港回归。

那一夜，香港大雨。百年耻辱，一朝洗雪；百年期盼，如今梦圆。那是中华民族喜极而泣的泪水。

那一夜，世界看到，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也是面向世界的香港。

（摘编自关铭闻《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响中，眺望香江之美——为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而作》，《光明日报》2022年7月3日）

材料二：

漫步金紫荆广场，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迎着日出，冉冉升起；登上太平山顶眺望，繁忙的都市和静谧的大海点点流光，处处溢彩。香港，这片海风吹拂的热土，即将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

时光流转，明艳的紫荆愈加繁盛。旺角的霓虹缤纷闪烁，中环的招牌密集林立，跑马场的赛道激动人心，伶仃洋的大桥互联互通……经过岁月洗礼，活力之都风采浪漫依然。

尘霾洗净，动人的诗篇再写华章。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选举制度修改完善，爱国爱港力量空前团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步伐坚实，“一国两制”事业开拓前行……穿越风云变幻，南海明珠光华更胜往昔。

白云过山峰，明珠焕新彩。走过25年不平凡的历程，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正在新时代续写狮子山下发展新故事、繁荣新传奇。

习近平主席强调：“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有着坚实基础。

被网友誉为“护国歌校长”的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陈卓禧，不久前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咖啡往上流》的文章，讲述年轻人经营一间咖啡小店，“虽然忙得天昏地暗，心里却是阳光满溢”。“咖啡往上流”，也是“青年朝前走”，更是“一起向未来”。站上历史新起点的香港凝心聚力再出发，充满“往上”“朝前”“向未来”的能量。

“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近日，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热播。一座城、两代人、四个家庭，在时代的浪潮里风雨同舟，在跌宕的岁月中携手并肩，“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回望历史，一代又一代香港同胞奋力打拼，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习俗的人们相聚狮子山下，“理想一起去追”，这才有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现代化大都市”的香江传奇。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香港同胞所拥有的爱国爱港、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灵活应变的精神，是香港成功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是了不起的，香港同胞是了不起的。有25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有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我们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摘编自任仲平《白云过山峰明珠焕新彩——写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22年6月30日）

材料一：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一方面，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从文明的诞生、文化基因的养成、“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三个方面来看待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结合起来，用聚落形态的演进来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国文明起源路径可以概括为“聚落形态演进的三个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中国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的源头可以概括为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游都发现了作为上述三个阶段三种形态聚落的考古遗址，它们是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为我们展现出一部中华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它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对夏商王都的历史地理考据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迁都情况，但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区，使得中原正统观经夏商西周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一统。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尧舜禹时代与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夏商西周与“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秦汉以后与郡县制机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观念，是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自觉”阶段。民族类型与国家结构形态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结构形态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的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形态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也促进了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的圆心。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也因此而成为了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所在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摘编自王震中《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材料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立新谈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的战略要求。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取之不竭的精神宝库，要挖掘其时代价值，以文化融合发展为重点，推动黄河文化创新性发展。

“要推动黄河文化与产业的高度融合，发展黄河文化创意产业，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成黄河文化的活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特别要推动黄河文化和旅游业高度融合，形成历史文化展示带、旅游观光休憩带，建设人们感受黄河、亲近黄河的休闲旅游后花园，让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的主要承载地。”李立新补充道。

（摘编自余璐、丁亦鑫《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材料三：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新时代，我们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只要我们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用好这笔财富，就能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摘编自李贵成《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