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地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思维与智慧》）

老字号

老舍

    钱掌柜走后，辛德治——三合祥的大徒弟，好几天没正经吃饭。钱掌柜是绸缎行公认的老手，正如三合祥是公认的老字号。辛德治是钱掌柜手下教练出来的人。可是他并不专因私人的感情而这样难过，也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辛德治说不上来为什么这样怕，好像钱掌柜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

    多少年了，三合祥是永远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远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没有任何不合规矩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

    这些，还有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由周掌柜一进门，辛德治看出来，全要完！

    果然，周掌柜——来了还没有两天——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戏的棚子：门前扎起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这还不够，门口一档子洋鼓洋号，从天亮吹到三更；四个徒弟，都戴上红帽子，在门口，在马路上，见人就给传单。这还不够，他派定两个徒弟专管给客人送烟递茶，哪怕是买半尺白布，也往后柜让，也进香烟。这还不够，买一尺还饶上一尺，还赠送洋娃娃，伙计们还要和客人随便说笑；客人要买的，假如柜上没有，不告诉人家没有，而拿出别种东西硬叫人家看。

    辛德治要找个地方哭一大场去！在柜上十五六年了，没想到过——更不用说见过了——三合祥会落到这步田地！三合祥是“君子之风”的买卖，这个光荣的历史，是长在辛德治的心里的。可是现在？

    辛德治也并不是不晓得，年头是变了。拿三合祥的左右铺户说，多少家已经把老规矩舍弃，而那些新开的更是提不得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过规矩。

    他最恨的是对门那家正香村：掌柜的踏拉着鞋，叼着烟卷，镶着金门牙。老板娘背着抱着，好像兜儿里还带着，几个男女小孩，成天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唧唧喳喳，不知喊些什么。那群伙计，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全穿着破鞋，可是衣服多半是绸缎的。有的贴着太阳膏，有的头发梳得像漆杓，有的戴着金丝眼镜。再说那份儿厌气：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买过两元钱的东西，老板便亲自让客人吃块酥糖；不吃，他能往人家嘴里送！辛德治想不到世上会有这样的买卖，而且和三合祥正对门！

    更奇怪的，正香村发财，而三合祥一天比一天衰微。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买卖必定得不按着规矩作才行吗？

    现在三合祥与正香村的煤气灯把街道照青了一大截，它们是一对儿！三合祥与正香村成了一对？！这莫非是作梦么？不是梦，辛德治也得按着周掌柜的办法走。他得和客人瞎扯，他得让人吸烟，他得把人诓到后柜，他得拿着假货当真货卖，他得等客人争竞才多放二寸，他得用手术量布——手指一捻就抽回来一块！他不能受这个！

    但是，过了一节，他不能不佩服周掌柜了。节下报账，虽然没赚什么，可是没赔。周掌柜笑着给大家解释：“你们得记住，这是我的头一节呀！我还有好些没施展出来的本事呢。”辛德治看出来，钱掌柜是回不来了；世界的确是变了。

    可是，不多久，周掌柜到正香村领东去了。正香村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得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正香村那边走去。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正香村了。

（选自《老舍文集》，有删改）

二十年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道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大道两头远望。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几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

    “那餐馆5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20年前的今天晚上，”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孩提时候起，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们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而我呢，又总是不断地东奔西跑。可我相信，吉米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我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九点五十七分了。”他说，“我们上一次是十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官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长这么高的个子。”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来·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想跟你‘聊聊’。好吧，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垃圾人

谢初勤

    老余的老家在贵州山区，因为看着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老余才会举家来到沿海讨生计。说是举家，也就他夫妇俩，加上一个年刚五岁的小儿子。

    其实，老余只不过就四十出头，只是长年在地里干活，身上的“水气”早叫干渴的土地给吸完了，人，也就显得黑瘦。

    老余到了这个地方，连续找了几家厂，可是，人家刚跟他打个照面，就皱起眉头朝他直挥手。后来，老余就带着老婆、儿子，踏着他那辆只剩下三个轮胎和一只后架的车子，到处捡拾破烂。

    有一次，一家人捡了满满一车东西，老余在高兴之余，还唱起了小曲。当然，老余一高兴，老婆和儿子也跟着乐呵呵。这时，他们一家听到了头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儿子最先抬头一看，哦，好大的一个东西，银白银白的，两只翅膀大得像那些工厂的大门！那时，一家人都给眼前这种景象震住了，呆呆地盯着那个大东西远远地歇在一大片空阔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只大鸟。儿子惊骇之余，半天才说出话来。

    不。那是飞机。老余纠正着儿子的说法。那是一种只在天上飞翔的机器，所以叫作飞机。那，飞机是用什么做的？儿子又问。

    铁。用铁做的。老余肯定地说。

    儿子听了，点点头，大声说，是不是用我们这种铁做的？说着，他把三轮车壁的铁皮打得咣咣响。

    望着儿子这种天真执着的样子，老余开心地笑着。这小子，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经过了这一次，以后，每回路过这里，儿子总是会叫他停一停，后来，不用儿子提醒，老余到这儿都会让车子停一会儿。当然，每一回，儿子看了飞机，都会问出一些问题，比如说飞机为什么能飞，比如说飞机是吃什么长这么大的等等。对于儿子的问题，老余能答则答，有一些自己实在不懂的，他也能编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老余就是喜欢儿子这副样子，儿子能够这样问他，说明这小家伙聪明嘛，爱动脑筋嘛。因此，儿子在问他话的时候，老余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原来是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

    老余对儿子是满怀信心的，他的下一代，一定能活出个人样，而不是像他这样低三下四地去看人眼色，捡破烂收垃圾。

    过了年，他就把儿子送进了当地一家幼儿园。可是，没几天，儿子就吵着说他不去幼儿园了，一打听，老余才知道带孩子的老师都是讲本地话。儿子在那里边，听不懂，玩不成，简直就是在受罪。

    不读就不读吧。老余心里想，再过一两年吧！再过一两年就把他送回家乡念小学。一定……有一次，老余一家路过飞机场时，正赶上飞机起飞，儿子高兴得欢蹦乱跳，一双小脚把三轮车板踏得咣咣响。飞机过后，儿子还呆呆地盯着那个方向。老余唤了儿子一声。儿子这时转过头来，大声地对老余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说着，儿子就张开双臂，做出了一个飞机的样子。

    老余一愣，随即兴奋了，他呵呵地笑着：行啊，小子！有志气！开飞机呢。那老爸就等着享福。儿子又说，等我开上了飞机，我就带着你和阿妈两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个没有人捡破烂的地方，我们可以用飞机拉很多很多的破烂回来，爸爸就不用再和那些人争了。

    儿子得意扬扬地说完，以为老爸总是要像平时一样夸奖他两句。谁知，老余一听，脸色就阴得可以挤出水来。一会儿，突然高高地扬起手掌，“啪”地给那小子的屁股来上重重的一下！

    儿子没提防挨了这么一下子，他眼巴巴地望着车上的爸爸，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委屈地哭了起来。他的哭声在空旷无人的大路上传得很远，很亮……

    老余的老婆坐在车上，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她还搞不懂他们爷儿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选自《201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有删改）

亲爱的丽丽姑娘

陆清时

    每次遇到名字叫丽的女孩，我都会深觉这个女孩生来就不受重视，好像就此被打上了平凡的标签一样。

    很久以前在我认识陈丽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陈丽在学业上毫无天分，和我隔着一条过道坐着，支着脑袋昏睡沉沉，永远睡不醒的样子。她的座位也被越移越后，老师们提起她总像面前有只苍蝇那般不耐烦。

    高中总开那种要命的家长会，陈丽和她妈妈坐在角落里，两人一模一样的表情，支着头像要睡觉的样子。我妈奋笔疾书记着老师说的话，忙里偷闲还要嘲笑她们：“有其母必有其女啊。”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的嘲笑肯定是有的。

    因为走得近，班主任总让我帮陈丽补课，好像不让她拖班级后腿是我的义务一样一有时候给她讲数学题，看她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忍不住来气，我一生气她就跑到楼下小超市买柠檬奶茶、妙芙蛋糕哄我。陈丽的零用钱总是比我多，她做好多副业，比如代借漫画书、代买电影票、代送鲜花。陈丽为这些小本生意忙得不亦乐乎，拿个小账本在我面前算得格外顺j留，还自己发明了一个类似复式记账的记账方法。

    成长总会经历些不可预料的意外，而那时候，陈丽表现得异常坚强。她开出租车的爸爸在她高二那年得肺癌拖了半年去世，她拉着我在小区门口呆坐了两个小时就转头对我说：“我好了，谢谢你陪我。”后来我觉得，可能陈丽就是在那个晚上长大的，她把所有失去的悲伤、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不安都凝结到了一起，转化为对赚钱的热爱，隔壁班有两个女生吃着陈丽大热天跑腿买来的可爱多，还嘲笑她：“你说那个陈丽是不是想赚钱想疯了。”那一瞬，我有点心疼陈丽。当我们不愿意坐公交出门就打出租的时候，陈丽已经因为给快餐店送外卖而对这个城市的道路了如指掌、陈丽绑一个高高的马尾，光亮的额头上总是一层汗。

    一小时八块钱的工资，风雨无阻。有几次我问她：“累不累”，她笑了笑，擦擦汗，然后转身就开始忙碌。

    高考结束后，陈丽和我都考到了苏州的大学。我学音乐，她念大专的会计专业，时不时她会来看我。要我带她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莱明明那幺难吃，她却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四年的时间里，我忙着谈恋爱，陈丽忙着赚钱。从一开始的做家教、发传单到之后办兼职中介、办健身教室。毕业的时候我的爱情结束了，工作没有着落。陈丽却成为开店的老板，对于经营生意头头是道。这中间经历的困苦与欺侮，陈丽说起来总是轻描淡写。

    毕业的时候，因为在学校毫无建树，我的毕业履历看起来苍白无力。陈丽鼓励我再怎样也要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陈丽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某某妇产科医院，给了我一场个人小提琴独奏会的赞助。我有些不乐意，谁愿意挂名一个妇产科医院啊，想想就觉得丢人．陈丽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尊严都是自己挣的，那种面子上的自尊不值钱。”

    那场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的小提琴独奏会为我的大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看向观众席的陈丽。她捧着一束鲜花，笑容真诚而欣慰，好像是我替她完成了什么一样。

    我忽然想起我们年少时的那张合影，还是在大院子里，并肩站在葡萄藤架子下，穿着新发的校服蓝裙子，一个笑着，一个皱着眉。照片因为有些曝光过度而显得天光格外亮，格外明媚我这样望着陈丽，突然想流泪。那是我亲爱的丽丽姑娘。

（选自《2012中国微型小说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