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城

曹洪蔚

    汴梁城的市花是菊花，所以又称菊城。

    每到深秋时节，由菊匠们精心培植的数百万盆菊花争相开放，汴梁城一街两市摆放的全是各色菊花，真真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把这座千年古城装扮得既庄严肃穆，又生机勃勃。

    满庭芳就是这样一个菊匠，每年要栽培数万盆菊花供市民观赏，好的则被选去参加市里的菊展。

    满庭芳原来在日化厂上班，在厂后勤搞花卉培植，美化厂区，给会议室和领导的办公室培育摆放的花卉，工作清闲，工资不低，好多人羡慕。后来，日化厂转产改制，第一批公布的下岗人员名单里就有满庭芳。干了一辈子花卉工，下岗后干啥呢，要技术没技术，做生意没本钱，只有干老本行。满庭芳到南郊租了五十亩地，带着老婆孩子住进去，办了个“汴梁菊花园艺场”。正赶上汴梁城每年办菊会，满庭芳栽培的菊花不愁销路，他培育的一株开了四千多头的大立菊还上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呢。

    这一日，天很高很蓝，风很清很爽。满庭芳正在自己的园艺场侍弄菊花，走来一位老者。这人头发花白，面目清癯，有些仙风道骨的样子。

    来人推开篱笆柴门，径直走到满庭芳跟前，一把攥住满庭芳沾满泥土的手，说：“我猜你就是满师傅吧，汴梁菊王？”

    满庭芳说：“菊王不敢当，我是满庭芳。”话在无意间说得挺押韵，把老者逗笑了。

    两人找凳子坐下，聊开了。老者说：“我叫田耕夫，画画的，特别喜欢画菊。听说您培植的菊花品种全，造型多，一直想拜访您，今天算是了了心愿。”

    满庭芳看见老者的手，细细的，白白的，一看就是耍笔杆的，却偏偏起名叫“田耕夫”。再看自己，起名“满庭芳”，多高贵，多豪华，多文雅的一个名儿，却是个栽花种草的。这真是造化弄人。

    聊了一阵子菊花，画家田耕夫被一盆盆景菊吸引住了，那眼神儿如铁块遇到了磁石。这是菊匠满庭芳今年的得意之作，主干游走如龙，花开五颜六色，状如孔雀开屏，真乃菊中精品。

    田耕夫说：“庭芳老弟，画菊多年使我爱菊如命，这盆菊花我有意收藏观赏，您开个价吧。”

    满庭芳憨然一笑，说：“老话说，名花有主，这花如被懂花识花的人所有，也算一件幸事。初次见面，不谈价钱，送给您了。”

    田耕夫见满师傅说得诚恳，不再提钱，打手提包里掏出一幅叠好的字画，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回赠您一幅画。”展开，是一幅闹菊图，左旁题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满庭芳没有拒绝，收了字画，帮耕夫装好菊花，送他离开园艺场。离开时，俩人还在菊架前照了相。

    隔几日，工友老包来找满庭芳，他是只卖菊花不种菊花。老包问满庭芳：“你那盆孔雀菊呢？我找了半天没见到。”满庭芳说：“那盆菊我送人了，一个画家，画菊的。”

    老包一听，急了，说：“你脑袋让驴踢了，还是进水了？今年市里要办斗菊大赛，一等奖奖金三万，获奖后再拍卖，还能卖到两万。你这可好，钱打水漂了。”老包还说：“这人肯定是骗子，拿张破画换了盆精品菊花，你上当了。”

    老包走后，满庭芳有些后悔，那人用一张纸换了他的心血之作。是不是他提前知道了办大赛的消息？

    那晚，满庭芳失眠了。

    这天，公园管理局的马处长来视察菊花长势，马上又要菊展了。问起那盆“孔雀菊”，满庭芳说：“别提了，让一个画家用一幅破画给换走了。”马处长惊得睁大了眼：“换走了？谁给换走的？”满庭芳说：“那人叫田耕夫。”“田耕夫？是田耕夫？”马处长的眼睁得更大了。马处长又问：“那画画的是啥？”满庭芳说：“好像是闹菊图”。马处长听了，又惊又喜，嘟囔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看着满庭芳与画家的合影照，马处长告诉满庭芳，这田耕夫是汴梁城的大画家，专画梅兰竹菊，但鲜有出手，搞到全套四幅梅兰竹菊图，市值在五十万以上。马处长用心多年，眼下才搞到三幅，就差一幅菊图。马处长最后对满庭芳说：“快把那幅图拿来，价钱好商量。”

    满庭芳打开柜子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问老伴儿，老伴想了想，说：“那张画菊花的纸呀？我给孙子擦屁股用了。”

    马处长听了，心疼得直摆手，郁闷而去。

    这一晚，满庭芳又失眠了。

被诅咒的房子①

[法]埃米尔·加博里约

    年少英俊的子爵，过着年收入三万利佛尔的舒适生活。不幸的是他叔父去世了，这位叔父平日聚敛财富且爱财如命，所以将近二百万的家产全部留给了年轻的子爵。

    当年轻人查点叔父的产业簿时，发现自己已是胜利路一座房子的主人了，这座房子在扣除各种捐税以后，每年可净剩租金八万二千法郎。

    “数目太大了，”慷慨的子爵心想，“我叔父太苛薄了，租金太高，像我这样名声昭著的人，不该如此巧取豪夺，从明天起降低房租，房客们肯定会称赞我的。”

    怀着这样高尚的目的，子爵立刻派人去叫那座房子的管家，管家迅速赶到，在主子面前深深鞠躬致敬。

    “伯纳德，我的朋友，”子爵说，“你马上去通知房客我要降低房租三分之一。”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儿“降低”，好似给了伯纳德当头一棒。但他马上清醒过来，可又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爷没有仔细想过吧。”他说，“今天晚上您会后悔的，降低房租，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老爷！要是让房客们知道了，他们对您会有什么看法呢？别的人又会怎么说呢？实在……”

    “伯纳德先生，我的朋友。”子爵打断他的话说，“我喜欢我的吩咐，下属立刻照办不误。听明白就走吧！”

    伯纳德像喝醉了似的踉踉跄跄地出了子爵的宅第。他完全糊涂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成了恶梦中受人捉弄的玩物。他连自己是不是原来的伯纳德都开始疑心了。

    次日清晨，伯纳德穿上很好的一套衣服，出来向全体房客宣布重大的消息。

    十分钟以后，胜利路的这幢大楼陷入了无法形容的混乱状态。那些在同一层楼住了四十多年，从来彼此不打招呼的人们，如今却聚在一起交谈起来。

    “您听说了吗？先生？”

    “实在想不到。”

    “真是闻所未闻。”

    “房东要减房租！”

    “三分之一，对不？我的也减了。”

    “奇怪！一定是搞错了吧。”

    不管伯纳德怎样解释，反正没人相信。有三个人给子爵写了信，告诉了他这里发生的事，要他提防管家神经失常。可是子爵的回信证实了伯纳德所说的一切。房客不得不相信了，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

    “房东为什么要降低房租呢？”

    “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才这样做的。一个明智的人，决不会仅仅为了自己不图享乐而甘心放弃高额收入的，其中必有缘故，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每个人心里都在嘀咕：“此事蹊跷。”

    他们都在挖空心思地想，从大楼的顶层考虑到大楼的底层，想找出这个疑问的答案。每个住户都是一副沉思的面孔，都怀着一种莫衷一是的焦虑心情，就像一件不愉快的神秘事情即将降临时所表现的那样。有人甚至揣测，这个人一定是干过于心有愧的事，现在想要向社会赎罪。

    “再不就是这座楼盖的质量有问题。”另一个人提出他的看法。

    “也许是屋顶不好。”六层楼的一个住户说。

    还有人说这房子里住满了密探，而住在二楼的一位绅士则认为，房东想要放火烧房，好向保险公司索取一笔巨款。

    接着，奇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在七楼和顶楼，听到无法解释的异常声音。一天晚上，五楼的一位老太太的保姆到地窑里去偷酒，碰上了已故房东的鬼魂，一只手还拿着房租的收据。

    于是人们更加焦躁不安起来，从害怕变成恐怖。二楼的那个绅士，家中有贵重的东西，决定搬出去，叫他的佣人送来了退房通知单。

    到了第二天，三楼的一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担心，也提出退房，六楼的一些房客也开始仿效。

    从此，搬家风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周末的时候，所有的住户都送来了退房通知单。二十二家房客及其全部家具全搬走了。大楼从上到下空空如也。就连老鼠，由于找不到吃的东西，也搬家了。只剩下管家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地还留在自己的住处，受着折磨。

    终于，在一天早晨，伯纳德在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以后，做出了最后决定，他去晋见子爵，交出房屋的钥匙，不辞而别了。

    至今，胜利路那座被诅咒的房子依然空着没人住，房子外面积满了灰尘，院子里野草丛生，无人问津。这座楼房的名声坏到了连左邻右舍都受到牵连的地步，谁能想到，降低房租会招来这样悲惨的结果！

（摘自《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有删改）

【注】①小说反映的是19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社会生活。

绿窗帘

何蔚萍

    丁茜第一眼就看到对面窗口那湖绿色的窗帘，甚至隐约看出那帘子是手工缝的。不知女主人是过于忙还是疏于女红，针脚歪斜得像一串不规则的音符。她住四楼，那个窗口自然也是四楼。因为它跟她对得那样端正，以致其他的窗口就显得远了。

    她想跟新邻居打个招呼，但窗帘始终不肯拉开。且像是固定了，风也吹不动。她一直倚在窗口。到夕阳在玻璃映出一团亮亮的光圈，绿窗帘里忽然爆出一句充满喜悦的男声：“琴，瞧！这是什么？”

    “啊！”紧接着一个银铃般含嗔带娇的声音：“白杜鹃！白杜鹃！可是，太贵了呀。”

    “可是，有什么能比你更贵呢？”

    那柔情的声音，丁茜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她甚至忘了地也曾有过这种可向任何人夸耀的自豪。她屏住了呼吸。

    “可是，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不准这样说，小傻瓜。”

    一时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但她知道，那绿窗帘里，涨满了爱，盛满了幸福。心底荡出丝丝缕缕的自怜自爱的感觉，她快快地离开窗口，发现泪已流过腮边。．

    丈夫竟比搬家前更早出晚归了，她觉得忍耐已到了极限。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日，丈夫又拎起了出诊包，丁茜抢上一步，“砰”地关了门：“医院给你多少加班钱？”

    “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你爹吗？”她想起了那束白杜鹃，心里腾起了烈烈的火。

    “你轻点。”

    “干吗要轻点？我不是你的奴隶。以后，我只管买菜烧饭，其他的事，全归你。”

    他竞答应了。出诊箱消失在楼梯的拐角。

    她并非真心要这样做，只想气气他，只想吵一架出口气。可竟也办不到。而就在这个时候，绿窗帘里传出了歌声，又那么柔美那么深情！她没有要求生活得公平，但幸福和不幸为什么要如此鲜明地对比在一起呢？

    她变得心灰意冷。早晨起来，开了煤炉，烧了泡饭。在窗前漫不经心地梳头，一句清脆悦耳却又不知所云的外国话，把她的注意力吸向那总不开启的绿窗帘……

    “今天是我生日？哎呀，我怎么会忘啦。好，今天吃长寿面。”

    “等等，请先打开书橱。”女的声音里含着抑不住的欢喜。

    “《鲁迅全集》？上帝呀！你钻进我的脑子里去过吗？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套书？”

    “我是上帝吗？哦，不。我出的主意，妹妹出的劳动力。”

    “可你不能拿这个钱…”

    “为什么不能？你不希望我高兴……”声音中断了，断得突然。她急急关严了窗户，怕有什么再传过来。可委屈却关不住，由液态化成了气态，长长地叹了一声。

    冬去春来，她已看熟了那块草地般的绿窗帘。她已不希望它开启了，永远。

    然而，又是意外。五月里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那窗帘高高地撩起了，像是剧场的大幕。窗口，两个男的努力搀扶着一个女的。丁茜开始以为是个秃顶的老太婆，当发现是个年轻女子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女的头发全部脱光，脸因浮肿而又圆又大，很是怕人，她极其无力，却又贪婪地将惨白的脸迎着蓝天和阳光。

    尽管丈夫成天和死神打交道，她却是第一次懂得回光返照。她恒恒地望着。直到那女的疲款地垂下了脸。这时，她们的目光相遇了，丁茜看见她艰难却充满羡慕地笑了一下，便倒进身旁年轻的那个男子的怀里。

    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唤：“琴——”

    就在这一刹那，她看清了旁边站着的，那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另一个人——竟是她的丈夫。不等她喊出一声，绿窗帘滑过他们的头顶，飘飘地垂落下来，眼前又只剩一片绿色。

    阳光很好。

（有删改）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垃    圾

刘国芳

    六楼又下楼了，倒垃圾。垃圾桶边有一个女人，这女人是小区的清洁工，她看见六楼走过来，跟六楼笑了笑，但六楼压根没用眼睛瞧她。六楼其实也是个女人，但两个女人的层次完全不同，六楼的丈夫当官，而这个女人，是清洁工。六楼从不跟女人打招呼，女人也不计较这些。六楼不睬她，她也不介意，下次见了六楼，仍然笑。

    六楼提一包米下来，女人盯着六楼看，六楼走到垃圾桶前，一伸手，把米扔了。女人很吃惊，说：“米也扔了呀？”

    六楼没睬女人，扔了米，转身往楼道里去。

    女人把那袋米提起来看，一袋十斤装的米，真空包装，完好无损，连空气都没进去，女人冲着六楼的背影喊道：“这米也扔了吗？”

    六楼没回头，也没睬女人。

    女人说：“好好的呀。”

    六楼说：“你觉得好，拿去吃呀，但话说在前头，这米过期了，吃坏了身体，别怪我没告诉你。”说着，消失在楼道里。

    女人仔细看那袋米，果然，她看见了标注的保质期，女人算了算时间，超过保质期一天，女人笑了笑，提了米走了。一个瘦瘦的保安在值班室看见了，就说：“又捡到好东西呀？”

    女人说：“一袋米，说过期了，哪过期了呀，好好的。”

    瘦保安说：“六楼扔的？”

    女人说：“是。”

    两人说话的时候，六楼又下来了，这次搬了一箱苹果往垃圾桶方向走来，女人多嘴，又问：“这苹果也要扔了吗？”

    六楼仍不睬她，走到垃圾桶边，把苹果扔了进去。

    女人随后把苹果箱打开，发现里面除了两个烂苹果外，其它全是好好的，女人就摇头，跟自己说：“这样好的苹果也不吃，真是浪费呀。”说完，把苹果搬走了，搬到了门口值班室，跟瘦保安分苹果。女人捡什么好东西，都会分给瘦保安。六楼扔了两条烟，女人让保安去捡。瘦保安捡了后，发现那烟虽然过了保质期，但没发霉，瘦保安乐了，跟女人说：“当官的就是有钱，这么好的烟都扔了。”六楼扔了几件衣服，女人让瘦保安把这些衣服捡走了。

    这天，六楼又搬下来一箱橘子，女人也在垃圾桶边，六楼砰的一声把橘子扔进垃圾桶，女人问：“这橘子又坏了吗？”

    六楼还是不睬她，走了。

    女人在六楼走后，把那箱橘子打开，里面确实有烂橘子，女人把烂橘子捡出来扔了，扔着扔着，发现橘子下面是一沓一沓的钱，数了一下，共十沓是十万元。女人数钱的时候，瘦保安走了过来，看见了钱，说：“莫作声，我们把钱分了。”女人说：“六楼肯定不知道橘子下面有钱，知道了，肯定不会扔的，要还给人家。”瘦保安说：“六楼又不知道下面有钱，咱们分了吧。”女人说：“这钱不能要，做人要有底线。”

    女人搬箱子往六楼去，敲了敲门，门开了，六楼说：“怎么，你也要送礼？”

    女人说：“不是，这是你扔的橘子。”

    六楼说：“一箱烂橘子，你拿去就是，送回来做什么？”

    女人说：“这里面有十万块钱。”

    说着，女人把箱子放下转身走了。

    瘦保安在楼下对女人说：“你就是个傻瓜。”

    这天晚上，瘦保安趁六楼不在家，潜了进去，发现书房一堆书旁摆着一个箱子，装满一箱子钱。神色慌张的他让巡警注意上了，毫无疑问，瘦保安被抓了，当然牵出了六楼和她的丈夫。几天后，六楼丈夫出事了，被纪委立案调查。

住在“本葆将军”旅店的老船长

（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当年我父亲开“本葆将军”旅店的时候，有一天，一位皮肤黝黑的老海员到我们旅店来投宿，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黏糊糊的辨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谣：

十五个家伙争抢死人箱——

哟——嗬——嗬，

快来一瓶郎姆酒！

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不错。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单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也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将军”旅店来投宿，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

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他就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嗬——，再来一大瓶郎姆酒”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于是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给我父亲看病，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旅店没有马厩。这位医生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水手谣∶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箱——

哟——嗬——嗬，

再来一瓶郎姆酒！

我察觉到，医生对此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他在同花匠老泰勒谈话，他只是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声音略微高些，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咕哝着。

医生继续说道：“现在，你听着，先生，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节选自《金银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