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　    生

     刘　林

懂事时根生就听说自己的头上还落过个哥。哥打小就显出鬼头聪明，两岁不到就能从1到100顺着数倒着数，一村人都说这孩子见着出息了。哥六七个年头时，在门口的水塘边耍，瞅见水面浮着条斤把重的鱼，鱼半死不活的，哥就乐颠颠地拿着根竹竿去捞，想给爹弄顿下酒菜，爹特别喜好红烧鱼块。鱼没上岸，哥脚底一滑，扑进水塘里。水塘像口大铁锅，一下子把哥吞没了。

哥走了，爹娘也跟着闯了趟鬼门关。娘再也见不得鱼，一看见鱼胸口就疼，就一口口呕吐。爹一想哥心就空了寡了，再也沾不得丁点鱼腥。

哥的头上还顶着两个姐，哥走了两年多才有的根生。

根生生得跟哥一个模子，爹娘把对哥的爱挪到根生身上，根生却没显出哥的聪明劲。

根生打小就觉得活在哥的身影里，在爹娘的眼里，他是哥的一道影子。爹娘一说到哥两眼就活了。

根生的心一揪一揪地疼，他在心里使劲喊：爹娘，根生不是哥，根生是根生，哥是哥。

你哥也叫根生。有次娘说漏了嘴。

根生心上捅了一把刀子，哥叫根生，爹娘给他取了哥的名字，他成了哥的替身，替哥在这世上活着，却活不出哥的成色。根生心淌着血，他认定自己做不了哥，他替哥在这世上活着，他自己又活在哪儿呢？

根生。娘扯着嗓子喊。

娘喊破天根生横竖就是不应。娘喊急了，根生丢过一句硬生生的话：你叫哥的魂。

从娘那里，根生还得知三朝时爹给取了个名——苗生，满月时爹给改的名——根生。

苗生。根生认定苗生才是自个儿的名。根生让爹把他的名字改过来，叫苗生。

爹不答应。

哥死了，你们把我当成哥。根生顶撞起来。

爹气疯了，逮着根生狠狠揍了一顿。

根生咬紧牙硬挺着，一声也不叫唤。

小子，咋不叫一声。爹打得手软了，颤着声骂。

打死才好，打死了根生，苗生就活了。根生盯着爹，恨恨地说。

爹心头一颤，手再也落不下。爹突然呜呜咽咽地哭了，根生根生，爹一边哭一边含混地说。

根生昂起头走到屋外去了，屋外的阳光很好，满天满地的温馨阳光。

我叫苗生。根生在墙壁上到处写下这四个字。

一村子人盯着这四个字不由得笑。

爹心头发冷，脊梁骨发凉，这犟驴子闹得一村子人都在看王家的笑话。一根藤上的瓜，弟咋一点不像哥呢。

根生跟自个儿的名字拧上了劲，他让人喊他苗生，偏偏没一人叫他苗生，都一口一个根生地喊。

他时常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家。根生却感不到身体的伤痛，心中生出一种快感，他为了自己的名字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又一场架。

根生闹得学校鸡犬不宁，被学校开除了。

回家后根生跟爹娘下地干活，农活一点就通，成了一把好手。根生不愿老待在地里干活，他喜欢爬树，爬到高高的树上，瞅着树底下走过的一个个村里人。根生的目光跟毒虫似的，蜇得村里人一个个心里发毛。

王根生，快下来……村里人站在大树下轰他。这王根生，咋像大家都欠了他血债。

根生，快下来，跟娘回家。娘常对大树喊。

根生像只壁虎贴在高高的树上，瞅着娘，目光扎得娘心头又疼又苦。

根生待在大树上，很少下到地上，一天偷偷地下几回地也只是回家找点吃的填肚子。

一年到头，根生活在大树上，在村里的一棵棵大树上来来去去。

有天，根生像个野人似的出现在爹娘的眼前，根生突然安分下来，安分守己地活着，再也不去上树了。

娘心头高兴，但闹不懂根生为啥突然变了个人。娘费尽心机才掏出根生的几句话。他亲眼看见村头冯二婶投的水，是淹死哥的那口水塘。心一下子惊醒了，他也像跟着冯二婶投了回水。从树上飞快溜下地，他奔到水塘边时，水面静了，又开始皱着细微的波浪。根生站在淹死哥的地方，觉得苗生死了，根生活了。

娘一下子惊了心，哭着喊，苗生，你终于回家了。

苗生，不上树啦。村里人见了根生笑吟吟地说。

我叫根生。根生大声地说。

村里人一个个开心地笑，喊，苗生，苗生……

我叫根生。根生也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不过，村里人走到大树下时，总要习惯地抬头向上望一望，喊声根生……

(有删改)

永远的门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未变，尽管人们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是一人独居——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随即擦身而过。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幸运地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总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瓜子脸，肤色白暂，五官端庄。衣饰虽时髦又很素雅。她在西街那家花店工作，邻居们很不理解，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背有点驼。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身躯，只有那双眼睛大大的，闪烁着年轻的光，闪烁着他的渴望。

    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

    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 他没有串门的习惯，经常久久地呆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噘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了。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那只花瓶永久性的所在。

    除此之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旁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擦拭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微雨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跳搏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

    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唐突。

    人们在整理画师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打开锁着的房门，他的屋子里尽管到处灰蒙蒙的，但那只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擦拭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那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花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衷情奉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后园

萧红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

    孩子们都知道了祖父的这一手了，并不以为奇，就抱住他的大腿，向他要帽子，摸着他的袖管，撕着他的衣襟，一直到找出帽子来为止。

    祖父常常这样做，也总是把帽放在同一的地方，总是放在袖口和衣襟下。

    那些搜索他的孩子没有一次不是在他衣襟下把帽子拿出来的，好像他和孩子们约定了似的：“我就放在这块，你来找吧！”

    祖父不怎样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所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加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的地榇（chèn棺材）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着我到后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

    祖母一骂祖父，我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外边走，一边说：“我们后园里去吧。”

    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园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

    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等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才坐下来休息，那休息也是很快的，也不过随便在秧子上摘下一个黄瓜来，吃了也就好了。

    休息好了又是跑。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

（选自《呼兰河传》，有删节）

黄昏无下落

鲍尔吉·原野

    是谁在人脸上镀上一层黄金？

    人在慷慨的金色里变为红铜的勇士，破旧的衣裳连皱褶都像雕塑的手笔；人的脸棱角分明，不求肃穆，肃穆自来，这是在黄昏。

    小时候，我无意中目睹到了黄昏。感受到那离奇的光从红里变出诡异的蓝。红里怎么会生出蓝呢？它们是两个色系。玫瑰红诞生其间，橘红诞生其间，旋生旋灭。

    这是怎么啦？西方的天空发生了什么？我结结巴巴地问大人，那里发生了什么？大人瞟一眼，只说两个字：黄昏。

    自那时起，我得知世上还有这两个字——黄昏，并知道这两个字里有忧伤。我盼着观黄昏，黄昏却不常有。多云天气或阴天，黄昏就没了下落。我站在我家屋顶看黄昏。西方的天际在柳树之上烂成一锅粥，云彩被夕阳绞碎，红云有如在烈火中逃窜的野兽，却逃不出西天的大火。太阳以如此大的排场谢幕，它用炽热的姿态告诉人它要落山了。人习以为常，不过瞟一眼，名之“黄昏”。而我心里隐隐有戚焉。假如太阳不再升起，全世界的人会在痛哭流涕中凝视黄昏，每日变成每夜，电不够用，煤更不够用，满街小偷。

    黄昏里，屋顶一株青草在夕照里妖娆，想不到生于屋顶的草会这么漂亮，红瓦衬出草的青翠，晚霞又给高挑落下的叶子抹上一层柔情的红。草摇曳，像在瓦上跳舞。原来当一株草也挺好，如果能生在屋顶的话，是一位在夕阳里跳舞的新娘。地上的草叶金红，鹅卵金红，土里土气的酸菜缸金红，黄昏了。

    我在牧区看到的黄昏惊心动魄。广大的地平线仿佛泼油烧起了火，烈火战车在天际穿行，在落日的光芒里，山峰变秃变矮。天空盛不下的金光全都倾泻在草地，一直流淌到脚下，黄牛红了，黑白花牛也红了，它们扭颈观看夕阳。天和地如此辽阔，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坐在草地上看黄昏，直到星星像纽扣一样别在白茫茫泛蓝的天际。

    那时，我很想跟别人吹嘘我是一个看过牧区黄昏的人，但这事好像不值得吹嘘。什么事值得吹嘘？我觉得看过牧区的黄昏比有钱更值得吹嘘。那么大的场景，那么丰富的色彩，最后竟什么都没了，卸车都卸不了这么快。黄昏终于在夜晚来临之前昏了过去。

    “我曾经见过最美丽的黄昏”，这么说话太像傻子了。但真正的傻子是见不到黄昏的人。在这个大城市，我已经二十六年没见过黄昏，西边的楼房永远是居然之家的楼房和广告牌，它代替了黄昏。城市的夜没经过黄昏的过渡直接来到街道，像一个虚假的夜，路灯先于星星亮起来，电视机代替了天上的月亮。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我失去的仅仅是黄昏，原来还有那么多东西。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上缺了一些东西，原以为是缺钱、缺车，后来知道我心里缺了天空对人的抚爱，因为许多年没见到黄昏。

（选自《美文》，有删改）

医心

明晓东

    街上喧闹声传来时，王仁甫正在医心堂和白忠孝对坐品茗。听着外面日本兵叽里咕噜的叫喊声和皮靴重重敲击青石板街道的声音，白忠孝的手一阵颤抖，绿莹莹的茶汤淋湿了面前摊开的医书。白忠孝长叹一声，这群蛮夷又在抢掠了，这日子啥时才是个头呢？

    王仁甫侧了身子仔细听了听，依旧低头无语。

    二更天时，急促的拍门声响起，王仁甫轻轻拉开门，闪进两个人影，其中一个受伤者被另一个人拖了进来。王仁甫扶伤者躺下，端起油灯仔细查看，白忠孝拉过王仁甫，悄悄地伏在耳边说：“师兄，怕是青龙山游击队的吧，日本人追究起来，咱俩可就没命了。”

    王仁甫看了师弟一眼说：“伤者必救，这是师父的规矩，你不记得了？”

    白忠孝就嗫嚅着退到一边，心惊胆战地听听窗外的动静，不再说话了。

    王仁甫先是取下墙上的皮囊，捻起一枚银针，在麻油灯上燎过，然后扎进伤者的穴位。片刻，汩汩流血的伤口便止住了血。王仁甫伸出一只手一点一点地捏着，把碎裂的骨头复位，再敷上草药，揩掉头上的细汗，牵出后院的骡子，套上车扶伤者躺了上去，目送两人在黑暗中离去。

    翌日，门外飘起了膏药旗，日本兵长驱直入，把医心堂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抓走了一旁瑟瑟发抖的白忠孝。不几日，人们经常看到白忠孝点头哈腰地围着日本鬼子大队长宫本一郎转来转去，才知道白忠孝医好了宫本的头痛病，成了日本人的军医。

    白忠孝带着宫本走进医心堂的时候，王仁甫正捻着他的宝贝银针，一枚一枚地仔细看着。宫本一郎进门就喝退了身边的随从，双手抱拳说：“久闻王先生神针大名，今日总算有幸目睹了。”王仁甫随意一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宫本也不客气，单刀直入地说：“听贵师弟白先生说，令师曾传针灸秘术于你，可否让在下看看？”

    王仁甫正色道：“中华医术博大精深，乃我民族之瑰宝，岂容异族觊觎？先生死了这条心吧！”然后拱了拱手，算是送客。

    宫本一郎沉下脸来说：“仁甫君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带着手下走了。

    过几日，白忠孝独自一人来了，劝王仁甫投靠日本人。白忠孝告诉王仁甫，宫本怀疑青龙山游击队长刘一飞当日受伤是他救的，就这一条足以杀了王仁甫全家。白忠孝还说，宫本有头痛病，一高兴或是一发怒就头痛得满地打滚，要不是念在王仁甫的神针可以救他，早就抓了王仁甫进日本人的大牢了。

    王仁甫笑了笑说：“咱俩师出同门，你就可以治他，而且可以凭着手艺尽享日本人的荣华呀！”

    白忠孝拉着王仁甫的手说：“师兄，你明知我的针灸术不如你，我只能治得了宫本一时呀！”

    王仁甫拍拍白忠孝的手说：“好吧，你坐下，我把师父的针灸术教给你，你就可以治好宫本一郎的病了。”白忠孝坐在椅子上，王仁甫捻起一排银针，悉数刺入白忠孝头顶上，片刻后取下，对白忠孝说：“这神针之妙就在于针的深浅不一，深一毫则当场毙命，浅一毫则治不了根本，师弟切记啊！”

    七日后，宫本头痛病再犯，白忠孝依着师兄传授之术，将银针一一刺入宫本的胖脑袋，片刻间宫本只觉得神清气爽，而扎完针后白忠孝却颓然倒地，再无气息。宫本挥挥手，让手下将白忠孝拖到荒野弃尸。自此，宫本的头痛病也不再犯了。

    再说白忠孝被扔在荒野，被青龙山游击队发现竟是当日救过队长的先生的师弟，就抬上了山准备找个地方掩埋，岂料一锨土下去，白忠孝却长出了一口气，醒了过来。活过来的白忠孝不敢说自己帮过日本人，就留在了游击队给伤员治病。

    几个月后，宫本一郎指挥手下围攻青龙山，游击队已经弹尽粮绝，眼看着青龙山就要被攻下。宫本手舞军刀大笑，正指挥着日本兵最后冲锋的时候，突然觉得头皮一麻，头痛病又犯了。宫本丢了军刀，捂着脑袋直挺挺地倒下去，一蹬腿死了。

    游击队乘机反攻，全歼了日本鬼子。游击队员不解，为什么没人击中宫本，宫本却自己死了。只有白忠孝不语，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医心堂再次开张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王仁甫端坐在草药味弥漫的大堂里，白忠孝也进来了。白忠孝进门就跪在王仁甫面前说：“师兄，我没能遵从师父教诲，帮了日本人，害了别人也差点害了自己呀！要不是师兄扎我几针，恐怕我已是罪人了呢。”见王仁甫不语，白忠孝又说：“你扎我，我再扎宫本，一样的针法，咋就治死了宫本呢？”

    王仁甫哈哈一笑说：“宫本病在身上，一针刺进神经止住疼痛，再一针刺出脑血管微疵，欣喜若狂自会出血而死；而你身虽无病却病在心神，一针刺你灵魂出窍，再一针刺你回归正道，是为医心啊。”白忠孝跪地不起，王仁甫双手搀起白忠孝说：“心已归正，就忘记过去，我教你师父的神针绝技吧。”

    自此，医心堂名震省内外。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卖白菜

莫言

    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它一直长得不旺，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终于挨到了集上。在我们旁边卖青萝卜的是一个高个子老头，母亲让我叫他七姥爷。听母亲说，是我姥姥村里人，同族同姓。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选自《中国最好的散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