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离我那样近》

安宁

• 那一年她到北京读书，父亲跟随她一起北上打工。

②她从没有去看望过父亲，亦无法找到他工作的地方。她只从父亲口中，模糊知道他在一个新开发的工地上当民工，风餐露宿。每个月领了钱，父亲便会定时地打到她的卡上。

③她知道自己在心底，其实并不希望父亲能来看她。她羡慕那些总能收到父母寄来的包裹或是打来电话的舍友，看她们故意大呼小叫地在她面前将漂亮的衣服、好吃的特产一股脑儿展示给她；或者听他们在电话里，温柔地朝父母撒娇，声音如一朵花儿，羞涩无比。她们与父母家人远隔千里，却如同近在咫尺；而她与父亲，明明同在北京，却好像远在天涯。常有舍友在挂掉电话后，漫不经心地问她：“你父母什么时候来看你？”她总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他们忙呢。”

④这也是父亲曾给她的理由。他来到北京，只主动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听得出是在嘈杂的工地上，应该是借了别人的手机。他只匆匆地说，很忙，记得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会每月给你寄钱。她还没有来得及问及父亲的情况，便听见那边有人喊：“55秒了，快挂！”之后，电话那端便只剩下“嘟嘟”的声音。她记得“话吧”的老板，怪异地看她一眼，那视线里鲜明的不屑如一把尖锐的刀子，瞬间刺入她的身体。

⑤她一直以为，在北京各个工地间辗转的父亲，与她不会有相见的机会，除非回家。但没有想到，她与他却以一种难堪的方式，看到彼此。

⑥那是学校社团组织的一次电影展，她的舍友临时有事，便让她在门口帮忙发放“意见反馈表”，并照顾嘉宾。就在她完成了所有工作打算回到座位上安心观看电影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她随着看热闹的人跑去围观，发现穿着制服的门卫正拉着一个明显是民工的男人朝外走。到台阶处的时候，门卫用力地将男人一推，男人一个趔趄，便重重地跌倒在台阶下的花池旁。周围一群同样衣着的民工，一哄而上，试图反击。一片混乱的叫嚷声中，她渐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群在学校建筑工地干活的民工，听人说晚上礼堂里有免费的电影，便纷纷涌了过来；被门卫拉着的那个民工，假说找自己的女儿，试图混进去看。门卫当然识破了他的伎俩，几番争执，便有了她最初看到的一幕。

⑦礼堂里的灯渐次暗了下去。她转身要走，背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就是要找我女儿，她叫陈叶，学外语的。她一下子怔住了。那一刻，她觉得似乎被一根钉子给钉住了，她想要挪动脚步，却发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愈是挣扎着想要逃脱，心底的疼痛就来得愈是剧烈。

⑧最终，在人群的拥挤里，她没有回头，迅速地走开。但当所有的灯熄灭，电影在黑暗中开始时，她的泪水终于哗哗流了下来。

⑨从没有想到，父亲离她如此地近，近到不过是几百米，便可以从那片喧嚣的工地走到她的宿舍。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找过她。直到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又被保安欺负，在一群民工的怂恿下，终于在礼堂门口喊出她的名字。她与父亲，原都是没有勇气的人。只是，她的怯懦，是因为卑微;而父亲的躲闪，则是源自对她最深的爱。（有删节）

天安门前看升旗

        ①在琐细的日子里，人不知不觉就变得淡漠，似乎只顾着一家三口的事情，其他的人和事都不再上心了。身处闹市，却如置身荒原，人冷静成一只涉水的白鹭，当年的那些激情和冲动怎就全然不见了呢？

        ②这回去北京，蓦然就想到当年第一次进京的情景，离天安门老远就在张望，一颗激荡的心几乎就要从心坎里跳出来。那真是如梦似幻的年龄呀！

        ③把这感觉说与同行的人，竟都是极相似的心境。北京来得多了，故宫、西山去过，八达岭上过，早已没有当年的兴致，忽然想到天安门的升旗仪式，可不可去看看呢？

        ④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起个绝早，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独自徜徉，任晨风撩起长发，让思绪回到悠远，在曙光中看红旗冉冉上升，该是怎样的心情！把这念头在旅馆里一说，居然立即有众多的呼应者，这倒是我未曾料到的。

        ⑤我们去看升旗的那天是个普通的秋日。才4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走上了街头，晨风凉飕飕地拂人面颊，几个衣着俏丽的女孩已哇哇地叫冷了。原以为广场上人不会太多，未料等我们赶到时，早来的，竟已有千人之众，这又令我吃惊。

        ⑥国旗班的战士过来了，一如电视上那潇洒的英姿，只是这真人实景，又远胜了电视的朦胧。人群起了躁动，站在后面的焦急得直跳，有个新潮的女孩竟然坐上了男友的肩头。

        ⑦国旗班的战士英武、矫健，这三十几位战士组成的方阵威风凛凛，让每一位看升旗的观众都赞叹不已。红旗在擎旗人手中划过一道优美的曲线，然后便徐徐上升，在国歌声里，红旗愈益升高了。

        ⑧庄严的国歌在广场上空回荡，那一刻，我心头猛地一热，像又回到青春的年华。

        ⑨刚才还喧闹不止的人群宁静了，面对升旗，有谁不为之感动？人群里，几位鬓发苍苍的老者神情肃穆，看他们凹陷的眼眶里泪光闪闪，怕是又想起创业的艰辛。

        ⑩国歌令我又激动起来，久已沉寂的心里起了波涛，仰望直上蓝天的红旗，让人觉得自豪，更让人感到一种责任。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相对伟大的国家固然渺小，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能依然这么淡漠么？

        ⑪国旗班的战士远去了，消失在金水桥那边的红墙里，人群却久久不散，像是还沉浸在国歌的旋律里。升旗的仪式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可哪一位观众不曾走过长长的心路？

融

张金刚

    ①融，有形，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浸润着时间的味道，演绎着渗透的传奇。

    ②融，无形，是一种情感的交汇，凭借着心灵的沟通，形成了彼此的默契。

    ③生活的圈子，是无数个体在不同领域的交集，让邂逅成为永恒的要旨便是“融”。

    ④央视2012年《开学第一课》，于丹讲得好：把生鸡蛋、胡萝卜、茶叶分别放在三个锅里煮。第一个锅里，生鸡蛋被煮熟，变得硬邦邦。生活中有些只固守着自己内心、不肯融合的人，最后变成了孤家寡人，被生活煮硬。第二个锅里，胡萝卜被煮得软塌塌，成了胡萝卜泥。有些人因为没有生命的坚持，被生活煮得没了自己。第三个锅里，茶叶在沸腾中自己舒展了、丰美了、滋润了，同时它把无色无味的水变成了一锅香茶，有些人，在煎熬里成全了自己，改变了别人。

    ⑤其实，这正是社会、个体间正能量、负能量的较量与融合。社会并不完美，个人也不是完人，学会适应，彼此融入，才会统一。有时，坚守，并不合时宜，就要尝试接纳和改变；有时，妥协，就会被现实无情地打败和抛弃；最佳，便是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荣，做一片既能释放、传递正能量，又能承受煎熬、历炼，涅槃重生的“茶叶”。这便是做人、处世的通用法则。

    ⑥一直有人在置疑，仅一些模范、英雄能否撑社会善美的天空。我无法回答。但我更希望将他们看作“源头活水”，在其汩汩喷涌、涓涓流淌间，滋润、浇灌出周边茂盛的花草，融汇、吸纳无数奔流向海的细流，一起融入浩瀚的湖海。一人、两人、多人，渐渐传递、互融，终可汇成大爱、大德、大义。人与人，融洽和睦，其乐融融。社会，被爱包容，和谐祥和，自会一派融融。

带甜味的花裙子

马亚伟

       ①同伴们都有一条花裙子，那种俏皮的小碎花，五颜六色，散落在白色的底子上，一朵朵盛开着的，是孩子们一份份的满足和欢乐。小伙伴们穿着花裙子，会仰起脸，闭着眼，忘情地转圈圈。

       ②可是，我还没有。母亲说，等甘蔗卖了钱，就给我买花裙子。

       ③那个时代，甘蔗是少有的经济作物。父亲要在田里忙，卖甘蔗的任务落到母亲头上。母亲那时应该是二十六七岁吧，话很少，说话声音也很小，很羞涩。

       ④母亲用小拉车带上几捆甘蔗，把我放在甘蔗中间，上路了。这是母亲第一次去卖东西。路上，母亲的脚步飞快，我在颠簸中察觉出了她的紧张。到了邻村的集市上，母亲却踟蹰不前，远远躲在人群边上。她没有胆量像别人一样扯开嗓子吆喝一阵。吆喝，是招徕买主的重要方法，可是母亲羞涩得不敢开口。走过来一个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母亲就紧紧盯着人家。她的眼睛在说，买棵甘蔗吧。她的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上了，连很小的声音都发不出。没有人停下来，哪怕只是问一下价钱。母亲眼巴巴瞅着人一个个从我们面前走过。半天过去了，甘蔗一根也没卖掉，我们只好回家。

       ⑤我以为，母亲从此会偃旗息鼓，与卖甘蔗彻底决裂。可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她捏着我的脸说，快起来啊，卖了甘蔗，要给你买裙子呢！

       ⑥因为来得早，母亲占了集市最热闹的位置。一会儿工夫，人渐渐多了。突然，母亲喊了一嗓子：“卖甘蔗了！”我吓了一跳，急忙从车子上跳下来。母亲一定也被自己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她的声音，细长尖厉得有些失真，这是我听到的母亲最大的声音。我再看母亲时，她额上已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⑦接下来，母亲把一捆甘蔗戳起来。她又开始吆喝，一声，又一声。声音一次次被集市上的喧嚣淹没，又一次次响起来，像一株倔强的甘蔗，在风雨的摇撼中一次次挺立，终于站稳了脚跟。母亲的声音，竟然越来越自然，表情也越来越从容。

       ⑧想来人的某些心理障碍，就像一堵高耸的纸墙，看似森严，一咬牙，冲破而过，忽的便柳暗花明了。其实，那只是一道自己设置的虚无的障碍。可是这一冲而过的力量，一定是另一种更为有力的精神支撑。母亲的精神力量，是我的花裙子，是农家的日子……很多时候，生活会把人的潜力逼出来，做出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许多年过去后，母亲在集市上卖水果蔬菜，已经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还会热情地与人搭讪。

       ⑨毫无疑问，这次卖甘蔗，母亲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我不知道，那一季甘蔗成熟，我们卖了多少钱。我只知道，母亲卖甘蔗越来越轻松。她说，不管怎样，先给孩子买裙子。我的憧憬，便带了甜味。

       ⑩裙子终于买回来了，虽然那时候天已经不热了，我的喜悦却在升温。我幸福地把脸贴在裙子上，新鲜的棉布的气息，清淡好闻，袅袅飘来。

       ⑪似乎，裙子上还有甜味。是母亲那些甘蔗的甜味，一缕一缕，细细密密，织成了我的花裙子。裙子穿在身上，我学着同伴的样子，快活地转着圈圈，忘情地舞起来。花裙子迎风而舞，甜味也飘散开来……

（选自《润·文摘》2016年第6期）

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

左拉

    ①请允许我以法兰西文学的名义讲话，作为战友、兄长、朋友，而不是作为同行向吉·德·莫泊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②我是在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家中认识莫泊桑的，他那时已在18岁到20岁之间，此刻他又重现在我的眼前，血气方刚，眼睛明亮而含笑，沉默不语，在老师面前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谦恭。他往往一个下午洗耳恭听我们的谈话，老半天才斗胆插上片言只语；但这个表情开朗、坦率的棒小伙子焕发出欢快的朝气，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给我们带来健康的气息。他喜欢剧烈运动，那时流传着关于他如何强悍的种种佳话。我们却不曾想到他有朝一日会有才气。

    ③《羊脂球》这杰作，这满含柔情、讥嘲和勇气的完美无缺的作品，爆响了。他下车伊始就拿出一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使自己跻身于大师的行列。我们为此感到莫大的愉快；因为他成了我们所有看着他长大而未料想到他的天才的人的兄弟。而从这一天起，他就不断地有作品问世，他高产，稳产，显示出炉火纯青的功力，令我惊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源源而出，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湛绝妙，令人叹为观止；每一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一出小小的完整的戏剧，打开一扇令人顿觉醒豁的生活的窗口。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是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

    ④莫泊桑在15年中发表了将近20卷作品，如果他活着，毫无疑问，他还可以将这个数字扩大3倍，他一个人的作品就可以摆满一个书架。可是让我说什么呢？面对我们时代卷帙（zhì）浩繁的产品，我有时真有点忧虑不安。诚然，这些都是长期认真写作的成果。……不过，对于荣誉来说这也是沉重的包袱，人们的记忆是不喜欢承受这样的重荷的。那些规模庞大的系列作品，能够流传后世的从来都不过是寥寥几页。谁敢说获得不朽的不更可能是一篇三百行的小说，是未来世纪的小学生们当作无懈可击的完美的典范、口口相传的寓言或者故事呢？

    ⑤先生们，这就是莫泊桑光荣之所在，而且更牢靠、更坚实的光荣。那么，既然他以昂贵的代价换来香甜的安息，就让他收着对自己留下的作品永远富有征服人心的活力这一信念，香甜地安息吧。他的作品将永生，并将使他获得永生。

母亲的《心经》

林怀民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留学东京。“下嫁”南部乡村后，下田持家克勤克俭。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持家务求一尘不染，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还包括德行和操守的无瑕。20世纪50年代，父亲应召从政，宦海数十载，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母亲十分开朗，身体健康之时，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翌日，母亲大早起来，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疾行——每天沿着磺溪走45分钟，风雨无阻。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有一天早上，她出门走路，没多久就赶回来告诉崇民，有人准备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崇民立刻打电话给当时推动树木户籍制度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在那个紧张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诊疗椅上的患者说了声抱歉，就跑去打电话。龙应台正在开会接到电话，会不开了，冲去救树。每次行经那个地点，母亲都会指着那片树林，说那是她跟龙应台救的。

2001年，父亲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旅行。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外出巡演，她都随行。翌年，舞团到上海演出《红楼梦》，母亲第一次到内地，特别喜欢杭州，说她还要再去。回到上海，吃饭时饭粒由嘴角漏了出来，母亲不自知。返台后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逐渐瘫痪，复检才查出是脑瘤。

母亲积极勇敢，全力配合医生治疗，同时不断向医生和护士表示歉意，说给大家添加麻烦了。放射线疗程完毕，她以无比的毅力努力康复，用3周的时间恢复了行走能力。医生说这是多年仅见的典范。然而，肿瘤无法控制，母亲的手脚又瘫了。母亲接受化疗，按捺着挫败感，扶着助走器继续挣扎行走。

“云门”出国巡演，每个城市都使我感到悲凉，那是母亲计划到访的地方。我每天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欧洲的春天繁花似锦，樱花满树，花瓣飘满了整个公园。她说：“拍照片回来给我看。”我带回的两卷照片，母亲一一念出花名，只有一种她记不起来，立刻要我查书告诉她。

第二天母亲颤抖地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花名。“生了这场病头脑都坏了。”母亲说，“不写清楚，以后通通记不得。”病发时，医生预估她的生命还剩4到6个月，母亲却撑了22个月。卧病期间，她优雅安宁沉静地面对病痛和死亡。一次下腔静脉血栓的并发症后，医生宣告病危，她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痛。只有眼角偶尔闪现的泪珠，泄露她的苦楚。

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读报、读书，读着读着，便歪头睡着了。2004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她叫我们扶她坐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蘸墨书写。

手颤得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落笔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能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从被褥里伸出来，在空中颤抖画字。只要能够起身，母亲必定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回家，总先检视案上的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读到工整的字迹，就欢欣鼓舞。然而，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窗前了。

那年秋天，母亲安详往生。我把她的书法框裱起来，日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她的辛苦、她的奋斗和坚持。

《心经》未了，横轴留白，仿佛在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后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