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恩人

江岸

    正是下班高峰。侯一凡挺起胸膛，绷紧双腿，笔直地站在工厂门口。他目送着下班的人群潮水一般陆续涌出工厂大门，后来，只有零星的工人一个个往外走的时候，他才稍微放松下来。

    虽说只是一名工厂的保安，但是，侯一凡毕竟刚从武警部队退役半年，他站岗的姿势还是完全保留了真正的军人风范。

    他晃晃微微发酸的脖子，扭动了一下腰肢，准备回值班室的时候，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见吕晓红大姐走出来呢？

    侯一凡楞了一下，勾头往厂区方向看去。他拥有一双视力在2．0以上的眼睛，一眼看去，能看得很远。他发现，正在往外走的工人，包括厂区纵深处三三两两的人影，都不是吕晓红。吕晓红平时上下班都很准时，今天怎么了？侯一凡决定在门口再站一会儿，等等吕晓红。

    侯一凡在这个肉联厂虽然已经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认识的工人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出工厂，在他值班的时候，才在他面前晃一下。他一个从山区农村黄泥湾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小保安，没有几个工人主动跟他搭讪，并告知他自己的名字。吕晓红这个名字也是他听别人喊的，可能听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他便牢牢记住了。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厂里没有一个人往厂门口走了，当然，吕晓红依然没有出来。侯一凡感觉有些不对劲，到底哪里不对劲，他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他只好给保卫科长打电话。

    科长，你认识吕晓红吗？她是哪个车间的？

    我不太清楚，怎么啦？

    我没看见她下班出来，有些不放心。

    下班的时候，工人一窝蜂地出来，你一个个都看清楚了？你点名了？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出来？

    吕晓红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的。

    你别管闲事了，你又不是人事部的，考勤不归你管。看好你的门吧。

    科长没好气地挂了电话。科长说到人事部，提醒了侯一凡。他查了一下人事部的电话，把电话打了过去。

    请帮忙查一下，吕晓红是哪个车间的？

    冷冻车间。

    还没有等侯一凡再说点什么，人事部那个人已经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他把电话打到冷冻车间，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他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打到厂办公室。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没有出来。

    怎么了？

    我怀疑她会不会被关在冷库里了。

    不会吧？

    厂办公室的那个人漫不经心地挂了电话。该打的电话都打了，侯一凡没辙了。他在值班室坐了两分钟，椅子上好象放着一盆火，烧得他坐不住。终于，他站了起来，咬咬牙，拨通了厂长的电话。

    厂长您好。我是保卫科小侯，向您报告一件事。

    哦？说吧。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怀疑她被关进了冷库里。请您赶紧派人到冷库去看看吧。

    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冷冻车间主任去看看。

    放下了电话，侯一凡惴惴不安地站在值班室门口，眼睛盯着大街。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冷冻车间赵主任骑着摩托车，箭一般射过来。到了厂门口，他猛地刹车，停了下来。赵主任指着侯一凡的鼻子，喝道，就是你打电话给厂长，说冷库里面有人？

    是我。侯一凡挺了挺身子。

    老子喝个酒都喝不安生。如果我去看了，冷库里没有人，出来我揭了你的皮……说着，赵主任一加油门，摩托车嘶吼着冲进了大门。

    后面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

    医院救护车开进厂区的时候，几滴泪水猛地涌出了侯一凡的眼眶，挂在了他的睫毛上。

    吕晓红出院以后，买了一大兜水果，到厂门卫值班室感谢侯一凡。她紧紧握住侯一凡的手，说，大兄弟，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大姐就冻成死猪了。

    大姐，其实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

    为什么这样说？

    侯一凡说，每天你上班，总是问候一声：你好；每天你下班，总是说一声：再见。我那天没有听到你说再见，所以知道你没有出来。否则，全厂五六百个工人，我怎么可能单单记得你呢？

（选自《洛神》2016年第6期）

复仇

巴金

一

    这年夏天老友比约席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去度假。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个客人。一个是医生勒沙洛斯，一个是新闻记者福拉孟；还有一位比叶·莫东，是一个中学教员，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汉。

    比约席的别墅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一条河流把全村围抱在里面。岸边有一带桦树林，点缀着许多家房屋。

    我不曾去过教堂。不过礼拜日早晨开始做弥撒时的钟声，我无一次不听见。严肃的、悲哀的声音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又慢慢地落进水里，好像被碰碎了似的，分散在水面，这样的音乐我非常喜欢。

    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怎样谈到幸福上面来，莫东先生却发出了奇怪的议论，他引了英国诗人布郎宁的话，说人生的至上善就在于跟少女一吻。“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看见正义胜利的时候。”比约席说。他是学法律的人，说这种话也不无理由。

    后来轮到医生发表他的意见了。做医生的人总是以救人为幸福的，我这样想。

    “复仇——”医生慢腾腾地说出这两个字。

    “复仇？”我们都惊叫起来。

    “是，我说最大的幸福是复仇。”他镇静地说。但是他又闭了口，好像静静地等候着我们的反驳。

    我们都不发言，只是默默地带了疑问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解释他的意见。他的声音很镇定，但是里面仍旧有一点痛苦的味道，这说明他说的话曾经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二

    在两年以前，我到过意大利，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我。我开了房门，看见房东惊惶的面孔。她告诉我下一层的房间里有一个房客自杀了。

    地上躺着一个瘦弱的青年。他的胸膛露了出来，偏左一点有一大团血迹，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喉咙不住地响。我俯下去听了他的脉，知道已经无望了。我刚刚站起来，他忽然睁开了两只血红的眼睛，口里说了一句：“我是福尔恭席太因。”喉咙里再吼了几下，便死了。

    我听了房东的话，才知道这个自杀的青年就是刺杀鲁登堡的凶手。我想他也许是另外的一个福尔恭席太因吧。但是这时候我无意中看见他的衣袋里露出了一个纸角，我便把它抽出来。原来是一束文件。我只瞥见“福尔恭席太因的自白”几个字，便把它塞在寝衣的袋子里。

    “有些人也许会说我的死是在忏悔我的罪恶。其实我对于杀死鲁登堡的事，并不后悔。我所杀过的人除了鲁登堡还有一个叫做希米特的军曹。”

    “三年前，我还在家乡。那时我刚同我的吕贝加结婚不几月。我们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两人过活得也还幸福。”

    “然而在这个城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烧杀抢劫。”

    “有一天我因事出去了，留下吕贝加在店里。我回来时远远地看见一个军官匆忙地从我的店里出来。他的脸上有抓破的地方，军服也很凌乱。我便加速了脚步，跑进店里。”

    “天呀!她满身都是血——我认得那个军官是希米特军曹。我马上跑了出去，到了司令部，要求见鲁登堡将军。鲁登堡将军接见了我。他听了我的请愿以后，并不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就叫两个兵士把我带出去了。”

    “我被他们关了两天，等我回到店里时，我的东西被他们毁得精光。”

    “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没有产业，连我所爱的妻子的遗体也没有了。”

    “忽然一个思想像一线光明似的射入了我的脑子。复仇，复仇！我似乎又找到一个生活的目标了。”

    “在一个大风雨之夜，我把车停在一家大咖啡店门前，在这微弱的马车的灯光下，我认出了我的仇人希米特。”

    “我对准他的胸膛把匕首刺了进去。在车灯的微光下我看见他的痛苦的挣扎和脸上那种难看的表情，我抽出匕首，血跟了出来。我把匕首放在嘴唇边，用舌舐着刀叶，我把血都吃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味道，只觉得热。我藏了匕首，把那个垂死的身体拖到岸边，抛进河里去了。”

    “我赶车离了河岸，一路上我唱着歌，心里非常快乐，觉得我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不久我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因为鲁登堡已经离开这里了。”

    “这三年来我到处跟着他。我跟他到过来比锡，到过汉堡，到过柏林，到过维也纳，最后到了巴黎。我买了一支手枪，我每天出门时总要把那支装好子弹的手枪吻许久。有一天我果然找着他了。”

    “我连续发了三枪，我亲眼看见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只是呻吟着。我却在一阵混乱中逃走了。”

    “没有人捉住我，我到过比利时，到过瑞士，到了意大利。我的姓名响遍了全个欧洲，可是我自己却依旧困苦地、无名地而且像一只狗那样被人追踪地活着。”

    “我的精力渐渐地消失了。从前因为有仇人在，有复仇的事做，所以我能够历千辛万苦而活着。现在呢，生活没有了目标，复仇的幸福已经过去。我没有家，没有亲友。工厂里的繁重的工作和奴隶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我决定把我的生活结束，因为我一生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幸福了。”

三

    医生惋惜地接下去说：“我很对不起福尔恭席太因，不曾把他的遗书发表，因为他的话虽是真实的，我虽然也像他那样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互相仇杀的事在我看来终于是可怕的。难道除了复仇以外，我们便找不到别的道路吗？”

    比约席开口了。他严肃地、决断地说：“在现在，除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外，还没有别的路。”

    路，我想是有的，不过他们不想走罢了。

    我们都在思索……

母亲

张翎

    母亲要来多伦多探亲，苏伟请了半天假，在家收拾房间。关于母亲的住处，苏伟两口子有过一些激烈的讨论。

    苏伟觉得母亲的眼睛不好，怕上下楼梯摔跤，应该住在楼下进门的那间房。晓烨说楼下这间房是她的办公室，先不提办公桌搬起来极是笨重，电话传真电脑打印机重新布线，也要费老事。两人争执了半天，结果是苏伟的意见胜出。苏伟的意见胜出，是因为苏伟的一句话。苏伟说母亲来探亲，没有医疗保险，若真摔了，医疗费用将是一笔硕大的开销。这句话一下子把晓烨镇住了。晓烨沉吟了半天，才说：“要搬你搬，我不管。”

    机场里接了母亲，母亲的模样倒没什么大变，只是身架更是矮小了一些。母亲把鼻子凑得近近地打量儿子，不像是看人，倒像是猫在闻食。“头发哪儿去了？瘦成这个样子。”母亲摸着儿子的手，啧啧地叹气。“还是你媳妇比你强，腰圆肚圆的，一看就是身体好。”苏伟捅了母亲一下，让母亲住嘴。晓烨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秘方，最听不得人说她胖。

母亲的眼病，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回想起来，苏伟总觉得是自己偷了母亲的眼睛，自己的那份光亮，原是踩在母亲的肩膀上得来的。苏伟的父亲去世很早，他和两个哥哥都是靠着母亲在皮鞋厂工作的微薄工资养大的。母亲常年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有一天突然眼睛就坏了。三个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懂事起来的。每天做完作业，就开始糊火柴盒。糊两个火柴盒能得一分钱，每天糊满一百个才睡觉。糊火柴盒的收入孩子们只上交一部分，另一部分自作主张拿去给母亲买了鱼肝油。

    母亲的眼睛时好时坏 -——却终究没有全瞎。

    后来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大哥二哥搬出去住，苏伟也大学毕业去了省城。母亲这些年始终自己一个人过，却不愿和任何一个儿子住在一起。苏伟是母亲最疼的一个老儿子，所以当苏伟提出要母亲来多伦多探亲的时候，母亲虽有几分犹豫，最后还是来了。

    母亲是个节省的人，到了哪里都一样。在苏伟家，母亲舍不得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母亲自己的衣服，总是手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晾干。走进卫生间，一天到晚都能看到万国旗帜飘扬，听见滴滴哒哒的水声。晓烨说地砖浸水要起泡的，卫生间总晾着衣服，来客人也不好看。晓烨说了多次，母亲就等到早上他们都上了班才开始洗衣服，等下午他们快下班了就赶紧收拾起来。地上的水迹，母亲是看不清的。母亲自己看不清，就以为别人也看不清，晓烨的脸色就渐渐难看了起来。

    母亲操劳惯了，到了儿子家里，也是积习难改，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做上一桌的饭菜，等着儿子儿媳下班。母亲做饭，还是国内的那种做法，姜葱蒜八角大料红绿辣子，旺火猛炒，一屋的油烟弥漫开来，惹得火警器呜呜地叫。做一顿饭，气味一个晚上也消散不了。家具墙壁上，很快就有了一层黏手的油。

    后来，晓烨就带着月亮在外头吃饭，吃完了带些外卖回来，给苏伟母子吃。母亲无饭可做了，就闲得慌。母亲不仅不懂英文，母亲连普通话也说得艰难。所以母亲不爱看书看电视，更不爱出门，每天只在家里巴巴地坐着，等着儿子回来。苏伟下班，看见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两眼如狸猫荧荧闪光，就叹气，说妈这里电费便宜，开一盏灯也花不了几个钱。

    母亲近年学会了抽烟。母亲很是稀罕月亮，见了月亮就爱搂一搂，亲一亲。月亮说不要碰我。月亮说的是英文，母亲听不懂，却看出月亮是一味地躲。晓烨便对母亲说：月亮不习惯烟味，从小到大，身边没有一个抽烟的。母亲听了，从此再也不敢碰月亮。

    母亲的签证是六个月的，可是母亲只呆了一个半月，就提出要走。其实母亲是希望儿子挽留的。可是晓烨没说话，苏伟就不能说话。母亲虽然眼力价不好，母亲却看出了在儿子家里，儿子得看儿媳妇的眼色行事。

    航班是大清早的，天还是冷，晓烨和月亮都睡着，苏伟一个人开车送母亲去机场。一路上，苏伟只觉得心里有一样东西硬硬地堵着，气喘得不顺，每一次呼吸听起来都像是叹气。泊了车，时间还早，苏伟就领着母亲去机场的餐馆吃早饭。机场的早饭极贵，又都是洋餐洋味。苏伟一样一样地点了一桌子。母亲吃不惯，挑了几挑就吩咐苏伟打了包。母亲连茶也舍不得留，一口不剩地喝光了。母亲的手颤颤地伸过饭桌，抓住了苏伟的手。母亲的手很是干瘪，青筋如蚯蚓爬满了手背，指甲缝里带着没有洗净的泥土——那是母亲昨天在后院收拾隔年落叶留下的痕迹。

    “娃呀，你听她的，都听。妈年轻的时候，你爸也是顺着我的。”母亲说。

    母亲在将近四十的时候才怀了他，小时候母亲从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娃。母亲的这个娃字在他堵得严严实实的心里砸开了一个小洞，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他跑去了厕所，坐在马桶上，扯了一把纸巾堵在嘴里，哑哑地哭了一场。走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在母亲兜里。

    “两千美金。大哥二哥各五百，您留一千。”

    苏伟陪着母亲排在长长的安检队伍里，母子不再有话。临进门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才说：“哥写信打电话，别提，那个，钱，的事。”

    送走母亲，走出机场，外边是个春寒料峭的天，早晨的太阳毫无生气冰冷如水，风刮得满树的新枝乱颤。苏伟想找一张手纸擤鼻涕，却摸着了口袋里那个原封不动的信封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又把钱还给了他。苏伟坐进车里，启动了引擎，却很久没有动身。汽车噗噗地喘着粗气，白色的烟雾在玻璃窗上升腾，聚集，又渐渐消散。

纯爷们

余显斌

    爷一手抱着爹一手提着刀，在空旷的原野上走过。身后，是死寂的虎山峪，是鹅毛一样乱飘乱飞的雪片。爹被寒风一吹，醒了，伸着胳膊踢着腿哇哇大哭起来。爹的哭声撕扯着原野的寂静，撕扯着原野上的狂风，也撕扯着爷的心。

    爷用脸轻轻贴了一下爹的脸道：“现在，虎山峪就剩下我们爷儿俩了。”爷的声音喑哑着，被狂风阻塞住，哽咽了一下。

    爷的刀上凝着血，复仇的血。

    死者，一个是藤野，一个是韦二。

    为了虎山峪，为了虎山峪一千多口子，爷提着刀摸进城去，手刃了仇人。虎山峪啊，在一个叫作藤野的少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被一群披着人皮的东洋野兽围了起来。虎山峪一千多人，上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娃娃，几乎无一幸免。

    爷是在部队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大叫一声晕倒在地上，醒来后，连夜赶回了家。

    爷离开村子已经两年多了，走时，没娘的儿子放在朋友韦二的家里。爷的老婆，也就是我奶奶，是难产死的。

    可是，韦二在这次劫难中逃了出来，带着自己儿子进了城，却丢下了爷的儿子。

    韦二能跑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做日军翻译的表弟。因了那个翻译的求情，他带着他的病秧子老婆，抱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他的，一个是爷的，走出人群，走向外面，可是迅即被藤野挡住了。藤野瞪着血红的眼珠子问翻译： “不是说出去三个吗，怎么成了四个了？”说完，他仁丹胡抖动了两下，“嚓”的一声抽出战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雪亮的光。

    韦二一惊，顿时怂了。

    韦二的裤裆慢慢洇湿了，竟然失禁了。

    他双手将怀里的孩子送过去，结结巴巴道：“我举报，他……他爹是八路，太君。”

    藤野一把扯过孩子，瞪了韦二一眼，狼一样嗥叫一声，狠狠将孩子掼在墙上，孩子一声没吭就死了。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惊叫声。韦二的女人见了，张着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然后，藤野举起手，使劲向下一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中间夹杂着喊叫声哭泣声和咒骂声。当这一切都结束时，虎山峪一千多老少都倒在场地里，没有了声息。

    一桶桶汽油泼上，藤野一声吼，一片火海升腾起来，掩盖了一切。

    爷回来时，虎山峪已经不存在了。

    爷站在那儿，如一尊石刻的雕塑，泪水一颗颗落下来。然后，他抽出背后的钢刀，坐在磨刀石旁，咬着牙使劲地磨起来，整整磨了三天三夜，一把刀磨得雪亮，一双手磨得血水直流。在一个黑夜，爷走了，消失在虎山峪。

    第二天，整个丰阳城炸开了锅，藤野死了，死在一个窑子里，身上连中七刀，刀刀致命。另外，丰阳城还死了一个人，就是韦二。而韦二的儿子却不见了。

    韦二被爷一刀杀了，可是儿子却被爷抱走了。爷恨韦二，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藤野，惨死在魔爪下，这样的人不死天理不容。至于爹，是虎山峪的爷们儿，得救。

    爹于是就跟着爷，就做了爷的儿子。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后，解放了，一路从炮火硝烟里走来的爷成了将军，准备回到虎山峪，去祭祀那里的一千多亡灵，祭祀那群十几年前惨死的父老乡亲，告诉他们，小鬼子已经投降了，国家已经解放了，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路上，却发生了车祸。爷被送到了当地医院，需要输血。爹听了，急了，一撸胳膊道：“用我的，我是他儿子。”

    医生听了，忙着抽血化验。

    当爷知道这事后，苦笑一声告诉爹：“不行的。”

    爹不解，忙问为什么。

    爷眼圈红了，再次想起故乡，想起虎山峪死去的父老乡亲，许久，告诉爹：“孩子，你不是我儿啊。”

    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话，大惊，瞪着眼晴望着爷。

    爷流着泪，把虎山峪的往事告诉了爹，过了一会儿，缓缓地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爹望着爷，想到爷对自己的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不相信地喃喃道：“不会的，怎么会？”

    两人正愣着，医生跑进来说；“快输血，化验成功了。”

    爷不解地望望爹，爹也不解地望望爷。两个虎山峪的爷们儿几乎同时一声大叫，扯过化验单，睁大眼睛瞪着上面的结果，再次傻了眼。

    爷看着看着，猛地醒悟到什么，一声长号，咚地跪在地下大叫：“我的韦二兄弟啊。”

    爹也醒悟了，也咚的一声跪在爷的身旁，流下泪来。

（选自2017年9期《小说月刊》）

忆长征

杨成武

    夜晚，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晚上，部队在乌江边上迎新守岁。以往，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每逢过年或者“八一”，都要举行一些联欢活动。

    记得一九三三年在藤田，各种活动之规模异常宏大。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对作战有功的同志颁发红星奖章。那次，军团奖给我们四团一面红彤彤的大旗，上面写着“英勇冲锋红四团”几个醒目的大字。

    温坊战斗胜利之后，在福建长汀南山坝进行的一次文娱体育活动，又别具风味。那次，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演出活动。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热情真高，百忙之中编写了一个以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收复英租界为背景的剧本，还亲自担任角色登台演出。

    我们更是活跃，做游戏、运动比赛……全和战士一起，闹成一团。常见的一种游戏——击掌传手绢，总是引得大家笑声不绝。还有什么“矮人过桥”（钻凳子）啦，比赛唱山歌啦，名堂多得很。在那热热闹闹的气氛里，同志们回忆一年的战斗与工作，谁都想争着摆一摆，谈一谈。

    今晚，在寒风料峭的乌江边上，送旧岁迎新年，与昔日相比，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但各连还是开了晚会。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激励斗志。我们的红军队伍，尽管刚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了重大损失和挫折，但依然斗志旺盛。

    “突破乌江”“拿下遵义、桐梓”“到遵义去过新年”“乌江虽险，又怎能挡住红军飞渡”这些口号，成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决心和信念。江风带着冰冷的寒气从低矮的房顶掠过，然而凡是有我们红军在的每间屋子里，都热气腾腾，飞出窗外的都是那铿锵的誓言。

    天将破晓，耿飙同志还专门叫小白弄了一小锅红枣炖鸡，这实在要算丰盛的节日美餐了。吃罢早餐，耿飙同志和我踏着露珠，到渡口进行实地侦察。一到江边，嗬，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悬崖绝壁，仰首不见其顶。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像在向我们欢迎致意。这一天，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们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耿飙同志和我看完后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雨雾，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忙地还起枪来。原来，在我们江对岸的渡口，敌人配备有连哨。这时，老乡还告诉我们，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1华里=0.5千米）的一个大庙里，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下午，我带着负伤未愈的隐痛，与耿团长一起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首长明确指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就同意我们的决心：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五百公尺（1公尺=1米）处的小路。临走时，师首长告诉我和团长：“佯攻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返回团部后，耿飙同志与我分头动员，组织力量。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天下午，我们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引得对岸的敌人一阵紧张，不仅时而机枪时而步枪朝我们开火，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就在这时，我们用一个营的兵力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连夜又到各个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准备挑选十八个同志。战士们一听说要凫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个个都争着要去。

    我正要去三连，三连长毛振华同志听到这个事后就找来了。他“毛遂自荐”地说自己一定能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为此，摆了很多理由。毛振华同志我熟悉，二十四五的年纪，瘦高个子，人机警聪明，说话声音很响，是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经给贺龙同志当过勤务兵。他打仗勇敢得很，像只猛虎，但是水性好不好我不大清楚。他见我怀疑他的水性，衣服一脱，说：“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引得在场的同志一阵大笑。

    要求过江当先锋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可把耿飙团长和我忙坏了，直到半夜一点，还有人争着要去，争这十八个名额中的一个。有的同志没被挑上，不服气，直接向团长和我请战。

    第二天，试渡开始了。为了不失时机，决定在早晨进行。这一日，风嗖嗖，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九点钟，佯攻先行开始。我们打出了第一排机关枪子弹，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攻势，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乒乒乓乓，十分热闹。就在这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儿，我在渡口上游五百公尺的一个竹林里，正面对即将下水的八位勇士。这八名是从十八名勇士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

    我对这八名勇士说道：“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也冷，江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凫水过江！”毛振华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好，祝你们成功！”说着，我手一挥，小白连忙端过来一壶酒，我和团长给这八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然后说：“祝你们胜利！”八位同志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团长发出命令。

    八位同志几乎同一个时间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