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材料一：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

材料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信息，围绕“区域市场”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农具的发展变化

材料二 新石器时代，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已出现农耕活动。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商鞅变法奖励农垦的政策， 增加了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量，关中平原由此最早获得“天府”的誉称。郑国渠建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据司马迁记载，秦汉时关中财赋占天下十之六。

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战乱，人民“避地江南甚众”，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使江南地区成为农业发达区。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人口又大批南迁。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宋朝时出现的“苏湖熟，天下足”的现象。

进入明代后，原先曾经以天下粮仓闻名的苏州、湖州及其周边地区，“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民之米谷向藉(凭借)外江商贩接济。”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作为“天下粮仓”成为定局，所产粮食沿着长江而下， 源源不断供应江浙各地。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材料三    《醒世恒言》叙述：明朝浙江淳安县人张迁，贩售漆油等物品，致富数千金，于是购置田产，成为大地主。《清代全史》叙述：杭州人张瀚的祖先在(明朝)成化末年购织机一张从事纺织，织布精良，“每一下机，人争鬻之”， 因此获利甚多，后来织机发展到二十余张。

——摘编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