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这文嫂方说道“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上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家中田连阡陌、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林氏被文嫂这篇话说的心中迷留摸乱，情窦已开……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材料二：金有余了解周进痛哭的原因。向众人解释：“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这也不难，我这几个弟兄都是商人，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给周先生，让他捐个监生，不就能参加乡试了吗？”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

材料三：李贽还同样以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饶德。”……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一：宋代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开始聚集于城市外围地区，形成了所谓“草市”的新居民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把汴京城外的居民区划分为八个厢，重新设置官吏进行管理。这是宋政府用行政手段将汴京城外的居民区正式纳入行政区划，承认其是汴京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城池外新居民区的普遍形成和发展壮大，说明城市的空间范围超越了城池郭墙的限制更广地延伸开来， 城市的规模扩大了。这些新城区并不只是居民区而已，同时它基本上也都是工商业生产较为集中的地方。

——摘编自陈宇光《宋代农村人口流动探析》

材料二：清朝统治末期，原有秩序漸漸松动，被突破的禁令越来越多，地域空间的划分逐漸模糊，内外城的区隔，甚至皇城与京城的界限也被打破，民人进入内城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城市内部的流动性明显增强。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建立后，开始对城市实施改造，拆除城墙、规划市区道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城固有的封闭格局被打破，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各阶层混居，百业杂处的城市新形态。……早在清末，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香厂地区就已经开始修筑道路，开辟新区。京都市政公所建立后，选择香厂作为城市改造的示范区域，名“香厂新市区”。经过几年的建设，逐漸形成一处集商业、娱乐、餐饮等于一处的具有近代色彩和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街区。

——摘编自王建伟《清末民初北京的域市化进程》

材料一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衣冠南渡”的现象，在这些南渡之人中，就有一部分人定居在距离中原比较近的新安(新安江的源头)。他们心里憋着一股子东山再起的劲头儿，但是面对的却是“山九田一，丰亦不足食”的现实。新安人虽然没有发达的陆路交通条件，但大自然给了他们便利的水路，特别是新安江，直接可以通达杭州，再通过杭州与大运河相连。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 年)形成商帮集团。

——摘编自[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

材料二

明嘉靖(1522—1566年)至清末民初，新安商人渐趋衰落。 一代代新安商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了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新安商人达到了鼎盛时期，‘无新安人不成商’这种说法，开始叫遍天下”。

——摘编自韦庆远《明清史续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