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西游记》是佛教文本。其本事为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天取法的历史事件，并以佛教“原罪——消业——解脱”的教义体系为基本情节模式，宗教倾向上虽然佛道并举，但“重佛轻道”更为明显，因而在书写风格上清淡脱俗，字里行间洋溢佛光禅意。但是，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脱离了佛教轨道，最终被道教徒攘夺。

    众所周知，《西游记》中“圣僧出世”的故事，有“亵渎圣僧”之嫌，久为佛家诟病，直接导致佛教徒主动疏远、拒绝，放弃《西游记》这块本属佛教的阵地。而且，“圣僧出世”的故事，对佛教徒打击最大，但却完全符合道教的教义，成为《西游记》道教化的重要一环。

    因为《西游记》采用神魔小说的载体形式，唐僧形象被矮化和丑化。在神魔精魅世界中，唐僧作为凡人最为愚昧、软弱，与孙悟空“上天入地、莫能禁止”的无量神通相比，作为师父的唐僧黯然失色，从形象到性格几乎乏善可陈。对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文化伟人做如此颠覆性的“异化”，引起佛教徒的强烈反感。这与史书记载和历代各种“西游”故事完全不一样，“神魔”这一载体形式对于“唐僧取经”定型、传播的是非功过，值得研究。

    相对于佛教徒的主动退让，道教徒却对《西游记》充满热情，他们从一些故事情节和文字中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道教内容，于是大肆阐发，甚至不惜恶意增删、篡改，做道教化“误读”，最终将《西游记》拉入道教的彀中。

    《西游记》的道教化“误读”始于清初康熙年间。时有“奉道弟子”汪澹漪，倾尽全力，将《西游记》评点、篡改为《西游证道书》。为了实现《西游记》道教化目的，汪澹漪不择手段。除了在文本中充塞大量道教内容之外，还将《西游记》作者定为宋元之交全真教道祖邱处机；又附录一篇《长春真君传》，歌颂邱处机历时四载远赴雪山劝化成吉思汗的“一言止杀”的仁德功业，并以此暗喻唐玄奘大师西行壮举；再编撰一篇《玄奘大师行状》，揭示《西游记》之原型。应该承认，汪澹漪不愧为一个高明的图书包装策划师，从此，《西游证道书》大行其道，成为首屈一指的道教典籍。后来流行的《西游记》文本，如《西游真诠》《西游原旨》《西游正旨》都是脱胎自《西游证道书》的道教评本。

    道教徒怎么会如此看重和觊觎一部佛家稗说呢? 考察佛道两教发展实际，结合《西游记》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道教徒攘夺《西游记》并非偶然。在中国宗教史上，佛道两教多有缠夹，其关系可概括为共存、互渗、竞赛和论争。道教教义芜杂，修炼方法繁杂不得要领，成仙无可证实，尤其“老子化胡”一说荒诞不经，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历史上佛道论衡的总体趋势是佛胜道负。清代，随着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崛起，道教日显衰落，失去主导地位。再者，明清之际，实学昌盛，西风东渐。在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下，道教徒感受到自身危机，急于将自家思想回归正统，以及对其内部各种旁门邪说进行清理、批判。

    凡此可见，从汪澹漪开始，道教徒一直坚持对《西游记》做道教化“误读”,直至它花落道家。

（选自竺洪波 《<西游记>为何被清代道教徒攘夺》，有删改）

    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鲁鲁（节选）

宗璞

鲁鲁原是孤身犹太老人的一只狗。老人前天死去了，他的死和他的生一样，对人对世没有任何影响。后事办完了，这矮脚的白狗却守住了房子悲哭，人们打他，他也不肯离去。房东灵机一动说：“送给下江人范先生养吧。”这小村中习惯把躲避战乱到当地的外省人一律称作下江人。于是他给硬拉到范家，栓在大树上。

    晚上，鲁鲁坐在地上，悲凉地叫着，声音更带着十分的痛苦、绝望，像一把锐利的刀，把山村的春夜剪碎了。

房门开了，两个孩子走了出来。6岁的弟弟捧着一钵饭，对鲁鲁说：“鲁鲁，你吃饭吧，这饭肉多。”10岁的姐姐温柔地说：“鲁鲁，你就住在我们家吧。拉拉手吧?”这话今天姐姐已经说了好几遍，鲁鲁总是发出一阵悲号，并不伸出脚来。姐姐伸手去摸他的头，鲁鲁一阵颤栗，连毛都微耸起来。这只小手很轻，但却这样温柔，使鲁鲁安心。他咻咻地喘着，向姐姐伸出了前脚。

    “好鲁鲁!”姐姐高兴地和他握手。“爸爸妈妈!鲁鲁愿意住在我们家了!”

爸妈走出房来，在姐姐介绍下和鲁鲁握手。妈妈轻声责备姐姐说：“你怎么把肉都给了鲁鲁?我们明天吃什么?”弟弟忙说：“明天我们什么也不吃。”

    过了十多天，鲁鲁情绪显然已有好转。有一天，鲁鲁出了门，踌躇了一下，却忽然往山下城里跑去了。他要去解开一个谜。

    黄昏时他进了城，在一座旧洋房前停住了。他坐在门外，不时发出长长的哀叫。这里是犹太老人和鲁鲁的旧住处。主人是回到这里来了罢?怎么还听不见鲁鲁的哭声呢?有人推开窗户，有人走出来看，但都没有那苍然的白发。鲁鲁在门口蹲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人们气愤起来，拿来绳索棍棒下决心要处理他。他又饿又渴又累，看着屋门，希望在这一瞬间老人会走出来。但是没有。这时他想起了那温柔的小手，便跳起身，冲出重围向城外跑去了。

    姐弟俩很难过，傻鲁鲁!怎么能离开爱自己的人呢!你一定会回来的吧。

    他们终于等到了鲁鲁回来。姐姐冲过去弯身抱着他的头，他抵着姐弟俩的手，又给爸爸妈妈作揖。那晚全家都高兴极了。

    从此鲁鲁正式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整个小村沸腾了。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终于可以回北平去了。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鲁鲁是不能去的。最后的决定是把他送给T市爱狗的唐伯伯。

    T市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大瀑布，10里外便听到水声隆隆。车经这里的那天，姐姐发着烧，还执意要下车去看。于是爸爸在左，妈妈在右，鲁鲁在前，弟弟在后，向观瀑亭上走去。急遮的水流从几十丈的绝壁跌落下来，在青山翠峦中形成一个小湖，水气迷蒙，一直飘到亭上。姐姐觉得那白花花的厚重的半透明的水幔和雷鸣般的轰响仿佛离她很远。她努力想走近些看，但它们越来越远，什么也看不见了，倚在爸爸肩上晕了过去。

    姐姐因病住进了医院，从此鲁鲁再也没有看见姐姐。没有几天，他就显得憔悴，白毛失去了光泽。唐家的狗饭一律有牛肉，他却嗅嗅便走开，不管弟弟怎样哄劝。

    范家人走时，唐伯伯叫人把鲁鲁关在花园里。在飞机上，姐姐和弟弟为了不能再见鲁鲁，一起哭了一场。他们听不见鲁鲁在花园里发出的撕裂了的嚎叫，看不见鲁鲁因为一次又一次想挣脱绳索，磨掉了毛的脖子。他们飞得高高的，遗落了儿时的伙伴。

鲁鲁发疯似地寻找主人。唐伯伯总是试着和他握手，同情地、客气地说：“请你住在我家，这不是已经说好了么，鲁鲁。”

    有一天，鲁鲁又不见了。过了半年，大家早以为他已离开这世界，他竟又回到唐家。他瘦多了，身上好几处没有了毛。他又一次去寻找谜底后，又历尽辛苦回来，只是为了不违反主人的安排。

    但后来他却有了观赏瀑布的癖好。他常常跑出城去，坐在大瀑布前，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

    ①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以其特定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契合。不管人们如何狂热地用“世界性”、“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之类的术语涂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特性依然是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放逐民族性必将置艺术于无根状态。作为一种审美范式 ， 古老的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是历代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如意大利的十四行、波斯的柔巴依、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律诗……

    ②那么，新诗是否完成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契合呢？

    ③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诗歌体制起自民间，兴于文士，最后成为一种主要审美范式。

    ④中国古典诗歌历经二千年实验、积淀，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至唐代格律诗体制完备，产生了中国人骄傲的唐诗。由于方块字的音形特征，格律诗汇融节奏、韵律、修辞与建筑之美，成为汉语诗的黄金范式。伴随这一审美范式的成熟，汉语诗学也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天才李白、杜甫是汉语诗的顶峰大师，他们掌握、运用汉语诗的审美范式，并将这一审美范式推向成熟，但他们无力改变这一范式。因为这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个民族的选择——唐代不仅拥有灿若群星的诗人，更有爱诗的民众。

    ⑤然而，新诗是个例外。新诗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发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诗歌体制。新诗的第一个尝试者胡适宣布《关不住了》，恰好是美国诗人SaraTeasdale的《OvertheRoofs》的翻译。这与梁实秋所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的源头是外国诗。的确，中国古典诗到清代已腐朽不堪，革命的选择不容置疑。问题在于，这种完全断裂的结果是将诗学建设置于零起点。作为新诗的代表，自由诗风靡一时。当时，谁写得最不象古典诗，谁就是先锋。在这种风气鼓励下产生的大量新诗确是货真价实的白话——当时有人说白话诗只有白话没有诗，这话虽然尖刻而轻巧，倒也并非无的放矢。不久，“胡适之体”新诗遭遇质疑，周作人也觉得新诗少了点“余香与余味”。郭沫若的《女神》固然为创生期的新诗开阔了气象、充实了内涵，但体制依然是自由体。他甚至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这句易于引起误解的话也表明郭沫若对诗歌体制未做深入思考。

    ⑥然而危机也正发生在这里：一种新的审美范式是否契合民族心理？

    ⑦但是，初期白话诗也并非欧化的一统天下。刘半农的《瓦釜集》是以江苏民歌的方式创作的，刘大白更以民谣体式写了《田主来》。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主流，却也暗示了新诗体制的一种选择。

    ⑧20年代，新诗从对古典诗的破坏转入本体建设，体制建设和诗学建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真正对新诗格律发挥影响的是闻一多。这时的闻一多背叛《红烛》式的自由诗，以其对中国艺术的衷情与富于唯美倾向的形式追求对新诗体制进行反思，提出影响颇大的格律理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与句的均齐）”。而且他称新诗的格律是“戴着脚镣”，“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代表作便是他自己的《死水》。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新诗人投入格律实验，其中徐志摩的诗更活泼。比如他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

    ⑨新月派的格律诗实验很快演化成新的“形式主义诗体”，走向没落，但格律意识对于新诗的建设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叶公超仍然在《论新诗》一文中写道：“假使诗人有自由的话，那必然就是探索适应于内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这证明人们不再一提格律就联想到恢复旧诗秩序，而是从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上进行审思。

    ⑩胡适的白话诗从体制到诗学都是西方的，刘大白的歌谣体从体制到诗学都是中国民间的，而闻一多的格律体则是中国体制与西方诗学的融汇。这样，从源流上上说，到20年代新诗已出现三种类型的体制：甲体、乙体、丙体。此后新诗体制基本上沿着这三条道路演变发展。

（选自《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有删改）

    汉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祠、墓阙等建筑上的雕刻了画像的石块，其反映了汉代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是汉代人认识自然的产物，体现了汉代人的一种宇宙观念。汉画像石中的树包括现实世界中的树和神话传说中的树，这两类树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空间。

    现实世界中的树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树。汉画像石中的长青树就属于现实世界中的树。从外形看，长青树的原型是柏树和松树。人们认为长青树是不死的树，能起到避邪的作用。其实，长青树还蕴含着积极的精神内涵。树形纹饰呈现出树木的自然本性，点缀着画面，美化着环境，体现了墓主人对死亡的一种乐观态度。他们把地下世界装饰得不逊于现实世界，希望自己死后比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神话传说中的树也就是所谓的“神树”，其寄托了汉代人希望子孙永世繁衍的愿望。朱天顺在《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一书中说：“现代和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崇拜大树、古木，在迷信思想上有共同的地方，即崇拜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人和动物一代一代死去，可是有些植物活了几百几千年……人们崇拜这种超越人类的力量。”汉画像石中的神树有很多种，如生长在东方大海上的扶桑，是象征万物生长的生命之树，是太阳升起和栖居的地方；出现在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若木生长于西方的荒野，是不死神树，是太阳落入和栖居的地方。在古代人眼中，神树是人们抵达仙界的天梯。人们把对自然、生命、未来的理解，渗透在对树木的崇拜中，神树体现了人们对长生不死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人们征服天地的勇气和乐观的精神。

    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有的古拙大气，有的婉约纤巧，体现了汉代工匠和艺术家强大的造型能力。大部分树纹造型并非以精雕细琢见长，而是以粗狂浑朴取胜。汉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的美感体现在诸多方面。一、线条美。如武氏祠画像石中的树纹，用流动穿插的线条表现出树木的繁茂，使整个画面显得饱满而富于韵律感。二、内涵美。画像石图案中的树纹造型虽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树，但与汉代的社会背景、文化发展关系密切，树纹的造型被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三、秩序美。很多树形纹饰讲究秩序美，用反复、连续的形弌组织画面，图像虽然紧密相邻但毫无拥挤局促之感，整个画面具有层次感和秩序美。四、和谐美。如沂南、嘉祥等地出土的树鸟纹画像石，图像中的树与禽、树与畜和谐相处，整个画面不仅体现出内容的和谐，也体现出构图、造型的和谐。

    汉代画像石中的树纹造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显示出浪漫洒脱、粗犷豪放之美，体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

（节选自臧之筠、王志刚《汉画像石中树纹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段重要论述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事实，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仁爱之心”“忠恕之道”等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认为，人类与宇宙万物是相互融合的，是一个整体，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将“天人合一”发展为一个哲学体系，从而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类所从事的一切都应是顺应自然规律去发展的。打破自然的平衡，也同样破坏了人类自身的平衡。世界各国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依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世界各国同处一个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与自然、国家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统一协调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真正共同体”，它是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所达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是人的本质复归的真正表现。

“仁爱”理念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仁”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伦理准则，其核心要义便是“爱人”，也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和敬重。人们要做到“仁”，不仅仅是简单的去爱别人，更要去敬爱万物，帮助天地万物蓬勃生长，从而达到“与天地参”。“仁”除了最基本的爱人之心，更应顺应着“生物之心”去对待万物。“仁爱之心”并不是追求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主动救助需要被救助的人，使民众都可以乐其生，遂其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体现了“仁爱之心”的深刻内涵，自我与他人、同族与他族、本国与他国是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我们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都是一样的重要，共同的成长才是生存，以仁爱之心去接纳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才是我们长久的生存之道。

“忠恕絜矩”即忠恕之道的不变法则，“忠”，尽已之谓忠，即对人应当尽心竭力。论语《学而》一篇中记载了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首先提出的便是“为人谋而不忠乎?”面对众多的人生层面，曾子首先想到的便是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竭力，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恕”，从字面上来说分为“如”“心”，即顺从自己的心。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弟子子责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恕”字包含了人的一生可以遵守的准则，简而言之，因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成全别人的喜欢，这就叫“忠”；因为自己不喜欢什么，而知道别人也不喜欢什么，因而不愿意将这些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这就是“恕"。“忠恕”理念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围绕的准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作为文化底色，彰显着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必将为人类带来幸福的未来。

(摘编自朱思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