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前生今世

周山

    《易传》是对《周易》一书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的著作，因为共有10篇文字，故又称《十翼》。《易经》与《周易》，不是两名一实的重同关系，而是种属关系。

    自从阴、阳爻由数字中归类抽象出来之后，很自然地固定为六十四个六爻卦体，对这些卦体作出有序排列，并且各自给予一个卦名，便诞生了第一部《易经》。据史传，这第一部《易经》诞生于夏代初期，其名为《连山》。夏代之前，洪水泛滥，人或为鱼鳖；大禹治水，洪灾顿息，舜将帝位禅让于禹，建立夏朝。由于长期的洪灾，人们对赖以避难的高山心怀感激；洪灾之后的渔猎生活，山上盛产的野果和飞禽走兽，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山的崇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对六十四卦排序之时，象征山的“艮”卦名列榜首，也就顺理成章。六爻重卦“艮”是由两个经卦“艮”相重而成，象形山连着山。所以，夏代制定的以“艮”为首卦的《易经》，便取名为《连山》。我国最早图腾对象“山”，也因此可以确认。

    由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也是在以“山”为崇拜对象的夏代。个中原因，显然是洪水消减之后，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在平原上安营扎寨的缘故。长期的农事活动，使人们对“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粮”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于是，由“山”移情于“地”的观念随着农事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得以确立。

    商汤取夏政而代之，作为治国之策的《易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编。由于古籍资料的残缺，我们已无法知道改编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商朝初期诞生的第二部《易经》称名《归藏》，可以确定这部《易经》的首卦已由“艮”改换为“坤”。坤为地，以“坤”为首卦的《归藏》，表达了商代先人对大地的崇拜，我们祖先由此进入第二个图腾崇拜时代。

    商代八百年，是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成熟的农业生产，使先人们意识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并不取决于土地，而是取决于天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洪涝旱灾，欠收甚至稞粒无收。于是，先人的观念又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变，即由对“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在狱中对第二部《易经》即《归藏》作了全新的编纂，即史称“演易”。经姬昌重新编纂之后的这第三部《易经》，在周朝取代商政权之后正式命名为《周易》，即“周朝的《易经》”。

    由于观念的变化，更由于《周易》的诞生，《归藏》自周代始式微，但是，一直到春秋末期，它还有可能被完整保留着。据《礼记》记载，孔子为了解殷商社会，曾专门跑到殷商贵族集居地宋国，寻找并研究《归藏》；从孔子的“吾欲观殷道……得坤乾焉”的透露，我们也获得了《归藏》的首卦是“坤”，第二卦是“乾”的信息。汉代时，《归藏》可能还有较多内容存世，所以有易学家焦竑的“商时讲学者首重在静”之议论，经学家郑玄在《礼记》注疏中称：“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是亦以《归藏》为殷易矣”。

    现在所见的《归藏》佚文，一为收录在《道藏》中，二为前些年从湖北荆门王家台楚墓中发掘的竹书残简。这些佚文为姬昌“演易”的背景提供了信息。

    从西周到东周，《周易》不仅是周王朝的治国大纲，也是朝廷及贵族决疑解难的工具。《左传》、《国语》中的二十多条占筮或援引《周易》决疑记载，便是《周易》权威性和实用性的直接表达。

    春秋末期，“善为《易》者不占”成为风气；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为学生讲《易》，留下解读《周易》的数篇文字，与前人留下的几篇资料性文字一起，合编成《易传》，遂使得《周易》如虎添翼，进入每一位读书人的书房，并进而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统编教材”。

（节选自2013年3月11日《文汇报》，有删改）

提到“工匠精神”，也许我们会首先想到德国、瑞士、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我国古代，“工匠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像加工骨器、玉器等一样，切了还要磋，琢了还得磨。这里体现的对工艺精细程度精益求精的追求，与西方工业精神中从99%到99.99%的追求不谋而合。这说明，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美、卓越、典雅等这些能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的艺术特征方面，东西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和完美的美学理想。

    基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的形态不同，东西方的“工匠精神”在具体表现样式上又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侧重于对刚性要素的重视，要求必须确保每个部件质量上乘，无论是材料、设计还是生产流程，都以最高标准要求，并对最终的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测。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对产品质量提出了统一的严格标准，以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如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于1759年完工的“哈氏4号”航海钟，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侧重于对柔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为追求完美和极致，多强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揣摩，孜孜不倦。中国工匠“依天工而开物”“法自然以为师”，把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察体验、揣摩感悟，倾注于一双巧手，让中国制造既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功能特点，也展现出典雅优美的审美特点。如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中既追求实用功能，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功效。北宋徽宗时烧制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玉”，让人顿生“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感慨。中国的“工匠精神”附着于精美绝伦的作品，世代相传。天工开物，随物赋形，是中华民族对制造业的价值取向共识。如果我们承继这种东方智慧，并学习西方对产品刚性要素的重视，应该会带来东方诗意和西方精准的美妙融合，成就中国制造业的独特风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浮气躁，制造业普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工匠精神少有用武之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正在由“生存消费”转向“品质消费”，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匠精神”。

    《周礼·考工记》有言：“知者创物，巧者速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应于现代语境，“知(智)者”可以理解为产品的设计者、科技的创新者，而“巧者”便是将设计与创新转化为优质产品的工匠。对于我国正在开疆拓土、万马奔腾的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而言，这二者缺一不可。

在纪录电影题材与类型百花齐放的当下，如何运用记录式的影像叙事讲好方方面面的 “中国故事”，这不仅是创作者需要反复思忖的命题，也是纪录片这一重要的影视文本回应“记录新时代”愿景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纪录片应当在宏大叙事和情感书写两条线索上觅得相互观照的创作突破。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或代表这样一种积极有益的实践，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本片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成果与前行轨迹，以及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大论述，以纪录电影的形式浓缩于短短90分钟之中，并首次将这样类型的作品带出小荧屏、引入大银幕。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片聚焦的现实议题，“砥砺奋进的五年”从时间跨度上而言并不短，尤其在关涉具体的展现对象方面，本片的创作面临内容编排组织的两个难点：其一，要想入题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这五年的卓著成就，并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度观照，文本自身需兼顾展现大国雄姿的历史叙事和唤起国人共情的细腻书写，问题随之而来——《厉害了，我的国》如何在打开格局的同时不疏离于观众的情感共振?其二，传统的电视纪录片在对象的择取上大多采取相对集中的处理原则，即便母题自身关切多个层次或维度的议题，纪录片的创作也通常择其一二切入并展现。但对于《厉害了，我的国》而言，中国这五年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取得的突破和跨越，皆是全片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将不同面向的议题包容于一部作品之中?创作理念和思路至关重要。

《厉害了，我的国》用“大国”和“小家”两部分统领全片的结构与线索，不仅有力化解了上述两大难点，也在立意命旨方面更进一步。观众步入影院看到的，或许不止于随着镜头推进伴生而来的对于国家的归属、认同与自豪之感，更有充分的个体移情展现其中——每一个“中国奇迹”的背后，都离不开平凡百姓的参与和书写。最终，一种最能引起共鸣的文化表达得以浮现：国之“厉害”，源于每个国人的共同努力。除了颇具视野和胸怀地讲述中国故事、刻画中国面貌、展现中国变化，还有涓涓流淌、直抵人心的情感叙事润色全片。《厉害了，我的国》在观照“大国”的同时，也把“小家”作为重点加以展现，平凡百姓的社会生活变迁最能直观有力地回应新时代的火热之姿，片中生动记录了中国在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医疗保障、国家安全等各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展现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征程上的诸种努力。

当前，纪录片发展已步入黄金时期，尤其是在进入新时代以来，纪录片已在快速发展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席的重要组成。作为新时代的记录者，有如《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小屏到大屏，正在用更有力的声音阐述源于真实的影响力。

    (摘编自何天平《大国雄姿跃然银幕》)

①“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能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诂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②“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③在企业经管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只有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才会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每当谈起战争话题，总有人觉得推崇谦谦君子的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从史实上看，中华文明崛起于中原农耕地带，四面受攻。特别是北方毗邻草原游牧民族，战争频仍。然而，从黄帝北逐荤粥开始，历经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唐太宗分别击败匈奴、突厥，中原文明始终经受住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文化爱好和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以爱护别人为己任的仁者，当然不会热衷于剥夺别人的生命。汉传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主张吃素，连动物的生命都不愿意剥夺，遑论战争。老子关于战争的论述更加充分。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武器、战争都是不吉祥的东西，也不是君子所喜欢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它；“若美之，是乐杀人”——如果喜欢武器、推崇战争，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以杀人为乐的人，不可能真正得到天下人的认可。

    中国文化重视精神，追求正义，有重义轻死的一面。比如，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体现在战争上，就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般的征服者战争，能胜则愿战，不胜则愿降；必胜则必战，必败则必降。而中国文化更推崇的却是：无关正义，必胜亦不战——不打不正义的战争，不欺凌弱小；正义所在，必败亦必战——即便敌强我弱，明知必败，也会勇于亮剑、绝不屈服，甘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不是真正的勇敢；重义轻死，明知必败亦必战，才是真正的勇敢，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关键之一。

    虽然不推崇战争，但是中国文化对于战争的研究非常深入。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什么？中国文化很早就对此做出了明确论述——民心。《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商纣王虽然有亿万臣民，但人人离心离德；周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虽然只有三千臣民，却是众人一心，因此周武王就有能力战胜商纣王。《孙子兵法》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决定要素。道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也就是说执政者能够让老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