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贷借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买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艺术江湖之批判

张晓军

    在时下的美术界，存在着江湖圈子的倾向，而且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画家有江湖，举办展览，举行活动，人员组合是大致不变的；批评家有江湖，研讨会的专家组合，艺术展览的专家出场，总是那么一帮一伙，带有很强的圈子意味；策展人有江湖，为谁策展，要谁参展，不要谁参展，都是有讲究的……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江湖，有时“在朝”比“在野”更甚。对于画家来说，由哪个江湖“领袖”引领和推荐，投靠哪位艺术“老大”，其结果是有区别的。各个画种也有江湖，某个画种学会，江湖气十足，举办展览的骨干力量总是那么几个人，获奖者也总是那么几个，就连外出走穴，也都是比较固定的几个人，外人是很难插进去的。翻翻眼下的报纸和杂志，当今的艺术之江湖，常常会一目了然。

    艺术圈里一向有抱团儿现象。早先有学术性社团，如一八艺社、决澜社等。还有以艺术风格和地缘文化而集结在一起的，如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上世纪80年代，艺术圈里流行艺术群体的称谓，如北方艺术群体、西南艺术群体等。但是上述的抱团儿都与学术有关，都有其大致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追求，都与江湖没有瓜葛，都少有利益的索取和无原则的同流。而艺术江湖则不同，江湖与学术无关，与艺术风格和流派无关，与艺术理想和审美认同无关。这也正是学术社团和艺术江湖的区别所在。

    就世俗而言，江湖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要有一两个“老大”，在这一两个“老大”的关照下，有共同的好处、共同的饭碗。如果有人出了纰漏，受到攻击，江湖中的老大和哥们儿一般都要出来说话的。有时江湖也是可以显现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的。艺术江湖更是如此。但是，这绝对不是眼下我们所说的好的智慧和正能量。

    相比较而言，艺术江湖确实有其邪恶的一面，不然我们就不会在此批评之。首先，艺术江湖无原则地讲哥们儿义气，只讲远近亲疏，不讲志同道合，对好的东西视而不见，对粗俗的东西也会妄加吹捧，不利于艺术上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也不利于推动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其次，艺术江湖有意强化帮派意识，圈定势力范围，顺我者昌，排斥异己，行帮气息严重，不利于不同学派、不同美学追求的自由发展。再者，艺术江湖的盛行使得一些很有声望和艺术感召力的学术带头人演变为江湖大佬，严重地毁坏了这些艺术官员和学术权威的正面形象，同时也严重损毁了这些人在艺术领域的导师地位和学术感召力，让人觉得艺术变得有些没有原则、没有道德、没有公平了。

    艺术之所以有了江湖或变成了江湖，大体上是艺术的从业者过于追求既得利益的结果，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对艺术的腐蚀的结果。“马仔”跟对了“老大”，展览很容易上，奖也很容易拿，开幕式会很体面，研讨会也会众人捧场。反过来讲，一旦成为江湖老大，有众星捧月之光耀，画的不好也是好，文章不好也有人买账，画价越炒越高，文章越发越多，且桃李满天下，马仔满天下，更能独行天下了。 

（选自《文化论坛》）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文艺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火热的社会实践，来自伟大的人民群众，来自深厚的文化情怀。

    作品是作家立身之本，实践是作品的立足之基。古今中外的名篇经典无一不是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时势变局的写照。人类的发展史、民族的苦难史、国家的奋斗史、社会的兴衰史、政党的成长史，都是伟大作品的原材料。没有饥寒交迫，就不会有《国际歌》的深沉、有力。没有山河破碎，就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激越。真实的社会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今天，文艺当立足于大时代、大视野、大情怀，气势磅礴地呈现中华儿女正在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中国梦”。

    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书写历史的主人、贯穿时代的主线、推动进步的主力，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文艺的繁荣源自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艺的立足点，也是生长点；评判文艺的标准由人民掌握，检验文艺的成果由人民说了算，人民的满意度是文艺的着眼点，也是着力点。关注人民、体恤苍生，是文艺的本分。能不能闻见人民的气息，能不能感到人民的脉动，决定着文艺是不是有生命力。文艺的创造力表现在对人民心灵的深层观照、思想的高度映照、精神的真实写照。人民滋养文艺，文艺反哺人民。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权益，文艺义不容辞。

    价值观是文艺的生命。“文载道，诗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思想的峰峦。文艺的审美观，以道德观为轴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凝成中华道德文化的遗传基因。孝老爱亲、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等汇成中华民族的浩荡古风。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栉风沐雨地反复锻打一个“德”字，高尚的道德观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炽热滚烫的血脉里，也奔涌在绵延不绝的文脉中。

    文艺要有批评。文艺有两个功能不能放弃，一个是赞美，做满腔热忱的讴歌者，一个是批评，做训练有素的质疑者。不会赞美就没有温度，不敢批评就没有力度。“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是神圣的使命；批评的文艺与文艺的批评，是前行的双桨。文艺要做批评人性缺陷，抨击社会阴暗、针砭世相时弊的“啄木鸟”，也要做歌颂光明、赞美高尚、褒扬美好的“百灵鸟”。要提高人生境界、提升社会温度、增强生活信心、帮助群众进步，给人以希望。要赞美平凡中的伟大、平实中的崇高、平和中的智慧，对人民要关爱，怜惜、心疼，而不是淡化、矮化、丑化，甚至是谩骂、讥讽、羞辱。

    文艺要自重。要以思想的力量、道德的底蕴、智慧的光芒衡量作品的价值，而不是依靠虚情假意、矫情做作、滥情失范来迎合人性的弱点。文艺是市场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要做大文艺市场，而不能大搞市场文艺。

    文学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所决定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心怀人民的作家。19世纪初，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提出了人民与文学的联系。正因心中装有人民，他最终才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同时，文学创作具有人民属性，还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任何制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少数阶层作为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如何面对和迎接人民的判断，中国文学在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用实践经历提炼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什么时候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反之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这一点，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对于作家而言，真正实践人民文学的路径就是要自觉了解人民的理想愿望，走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听取人民的想法，学习人民的经验，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是一切伟大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周扬同志曾讲，“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赵树理。”今天我们要了解中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的生活，了解那个时代晋东南人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赵树理的文学是绕不过的。他的《小二黑结婚》写了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小二黑、小芹冲破重重封建传统而最终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孟祥英翻身》又写了一个太行山区的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引领下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还有李有才、田寡妇，这些农民身上代言着人民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村发展情况的一面镜子，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时代内容。何以赵树理能做到？因为他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背弃农民，他讲述的是真正属于农民的心灵故事。

    另外，作家还要提高服务意识，使创作更好地服务人民。来自于人民生活的文学创造，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理想愿望作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我们要有服务于人民的强烈意识。

    建国初期，作家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为更深入了解农村，1953年他辞去副书记职务，定居皇甫村，在一个破庙改成的住所里住了14年，从而创造出了《创业史》。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上，这也是他小说的来源。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作家们还要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以及需求的共性与个性，从而面对一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认清与辨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精心取舍，多用心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凡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传达力的作家所传递和表达的。这种艺术传达力的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必得通过增强艺术本领才能达到。真正优秀的文学，必得有能力提升有需要的读者的精神世界，有能力激发这些读者向上向善的情怀。

（摘编自铁凝《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有删改）

材料一：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功利主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它把总量作为判断的依据。即它只考虑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愿望这一总量，却不考虑这一总量在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就如人们面前摆着一个大蛋糕，如果平均分配是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但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平均分配的准则，那些老弱病残幼，是无法保障他们的需求的。简言之，功利主义的目的过于简单化，它只是一味地强调要保护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却可以为了这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或者侵害少数人的幸福。于是，罗尔斯提出，正义对于如何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的理论一再强调的是要抛弃和废止那些会带来不正义的东西。只要在我们生活的体制下存在不正义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必须被体制抛弃，被人民抛弃，即使是那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和利益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这才是人民所希望和追求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中，罗尔斯十分重视对人的尊重，这不仅体现了西方社会中对人权的保护，也从心理上符合人们的预期和向往，因此，人们很容易、愿意接受它。罗尔斯一直在引导和论证的正义就是社会的正义，并且他承认这种社会正义是存在差别的，即他的社会正义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尽管这样的正义带有一定的形式性，但是它的前提是确立了人的权利平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因此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其强调的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体现。

（摘编自王伟《浅析罗尔斯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从古希腊到现代，从古至今，正义观念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柏拉图与罗尔斯作为古今两大正义观的代表，他们的思想自然存在差别。

柏拉图与罗尔斯二人因时代背景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正义思想，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古代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区别。柏拉图的正义观要求人们自律自省，罗尔斯的正义观则倾向于正义制度的约束。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伦理因素占主导，影响社会政治，指导社会生活。柏拉图提出的等级秩序与哲学王等观点，本质上都是社会对个人道德的制约，而不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约束个人。近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对个人约束的效用已明显弱化，单用伦理道德约束个人已变得十分困难，人们转向探求一条终极正义之路，追求真正正义的规章制度。罗尔斯的正义观与以往的正义观不同之处在于聚焦正义制度本身，并以此为前提，以责任与义务为个人的道德约束。

柏拉图认为雅典的民主制主张大众参政，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发展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由此，柏拉图认为社会正义的本质是“做好各自分内的事”，少数精通真正哲学的人应当担任统治者，而大多数人则居于被统治的境遇，这种观点与如今的正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自然是“反民主”的。罗尔斯的正义观念突出平等参与政治权利的重要性，提出政治参与无论形式还是实质皆为平等，且受法律保护，正义的社会不再由少数人把控。这一观点可谓极力拥护民主，也与其“自由”“平等”的正义观相呼应。

柏拉图正义观主要矛盾为“全能正义”的实现，全能正义包括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城邦正义通过各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得以实现，个人正义则在个人心灵达到善时实现。罗尔斯正义观主要矛盾为正义社会的实现，他认为应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若能解决这一问题，公民生活在正义的社会将自然而然产生正义感。因此，国家正义的实现不能直接引出个人正义。

（摘编自《古今正义观之变——柏拉图与罗尔斯正义观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