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溯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条，其本义是指整个社会道德沉沦，即使普通民众都应当奋起救赎。顾炎武区分了两种情形：亡国和亡天下。他认为前者不过是改朝换代，后者则是如孟子所说，仁义之途被堵塞，社会沦落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境况。文中反映出对当时知识界空谈误国又屈膝侍清的愤懑。他最后感叹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15年，梁启超有感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写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唤醒人们在指责政府无能的同时也当作深入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表明不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认为欲雪国耻，关键在于“我辈之自新”：“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显然，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观点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不同于顾炎武，他所讲的“天下”实指国家，“兴亡”也是指国家的振兴与危倾；“匹夫”主要指习惯称为“士大夫”的知识界人士；“责任”是指通过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包括整军、理财、劝工、兴学和议政等。

    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周易》《大学》《中庸》等典籍，不过以孟子之学最为集中。顾、梁二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尊崇孟子的思想并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论，这绝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怀。孟子认为任何个体既然居天下之广居，就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振聋发聩。再次是主人意识。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为本。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以史为鉴，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称，他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紧紧联系在一起。

    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是“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他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娱乐圈的“雷人”现象

    作为当下的流行语，“雷人”一词据称最早源自2008年8月26日的一则新闻“男子发誓欠钱被雷劈，话音刚落被雷电击伤”，这个倒霉蛋也因此成为了打造流行语的先驱，自那以后，所有被“雷到”的人的血液中似乎也延续了他被雷时的情绪因子：无奈，无语。

    不过，不仅仅是中国的选秀舞台上站着外表雷人的歌手，不仅只有中国在播放雷人的影视剧，欧美娱乐圈时时有“雷阵雨”划过天空。

    2009年4月11日，英国独立电视公司著名的选秀节目《英国达人》正在进行。身材臃肿、相貌普通、打扮老土的苏珊博伊尔上了台，著名“毒舌”评委西蒙克威漫不经心地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48岁的苏珊回答：“当一个专业歌手，成为伊莱恩佩吉那样的歌星。”所有的人哄然大笑。

    之后，苏珊在音乐声中开始演唱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曲目《我曾有梦》。歌声响起的一刹那，评委和观众都震惊了，而这一幕也成为2009年4月中旬全球网络点量最高的视频。数据显示，苏珊大妈比赛视频的收看人次在短时间内就突破了1亿，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视频的5倍，她还获得了好莱坞明星黛米摩等名人的支持，博彩公司也围绕她的比赛名次随时调整赔率。

    尽管在《英国达人》决赛中，苏珊惜败于歌舞组合Diversity的10个孩子，但是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位自强不息的大妈。

    苏珊自曝最初参赛的目的仅仅是想通过电视节目找到一个伴儿，但她雷人的外形与天簌般嗓音形成的巨大反差，却成就了今年娱乐圈的最大神话。英国媒体评论，“许多人被感动，是因为苏珊颠覆了以貌取人的大众娱乐文化”。美国《娱乐周刊》著名记者施瓦茨鲍姆在博客上写道：如今的大众流行文化充斥着外形包装，而苏珊·博伊尔毫无矫饰的艺术力量“重新定义了美丽的衡量标准”。

    苏珊本人表示，自己早就预料到人们看到她的外表会有些鄙视，但自己决定让他们刮目相看。“你必须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终究会成功。永远不要放弃梦想。”她热情的说。

    娱乐明星也并非时刻以“雷人”为己任，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制造“drama(戏剧性事件)”，但是每次这类事件发生都会吸引众人目光，而此时讨论这些事件的道德意义着实没有太多必要。“我这一路走来，就像在耍空手道。”几度做出疯癫事的小甜甜布兰妮在谈及自己如何驾驭“名气”这一双刃剑时如是说。但一路走来像在耍空手道的明星们，何止布兰妮一人？

    在国内娱乐圈，类似的话题人物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雷人”标杆与西方前辈相比，显然还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当西方娱乐圈的高手们已经把“雷人”玩成一种风格，一种行为艺术，我们的“雷人雷事雷片”却大多还停留在作坊式的山寨阶段。

    在求新求变的娱乐圈，“雷人”有时候并不是坏事，麦当娜出道时那些骇世惊俗的装束早已成为最经典的流行符号，谁能断定LadyGaga的白发皮衣不会在20年后被视为时代象征?就在我们身边，当年《庐山恋》里张瑜和郭凯敏的惊世之吻、费翔连蹦带跳的“一把火”，当时看来不也很有“雷人”之嫌，可很快就化为流行。要想化“雷人”为时尚，靠拾人牙慧式的山寨大法肯定是不行的，还要挖掘创意，真正抓住在流行风潮前到来的那缕闪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摆脱低级状态的“雷人”境界，成为引领潮流的那一声巨雷。

节选自《环球》2009年第九期《欧美娱乐圈的“雷人”现象》

    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就不能有正确的思维，思维就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自我矛盾的，乃至往往是错误的，以致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学音乐的，应该懂得些声学；学美术的，应该懂得些光学；学艺术体操的，应该懂得些力学；学人文的，应该懂得些科学技术。《红楼梦》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巨著，光照古今，流传不朽，但也存有不掩瑜的瑕点，例如，林黛玉入贾府的年龄，多处有矛盾，这也是曹雪芹这位伟人在创作《红楼梦》时在逻辑上的失误之处。然而，正因为逻辑思维执着于前后一致的严密，因此，一般摆脱不了现有思维方式与内容的框架，难于飞跃，难于求异，难于作出超脱现有模式的重大的创新。而文学艺术恰恰与科学相反，不是追求抽象，不是直接表达共性、普遍性，而是着手个体，着手特殊，通过个体、特殊的形象来反映共性、普遍性；因此，必须力求从不同侧面、从不同个体、从种种特殊，来创造新的形象，来深刻反映事物的共性、普遍性：正因为直接表现的是侧面、是个体、是特殊，从而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观赏者、阅读者、研究者去思考、去领悟、去追索、去开拓；极为精练的中华诗词，就更是如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写登鹳雀楼，还是哲理之言呢？“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是写暮春的杨花榆荚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写诗人的无比喜悦之情呢，还是哲理之言呢？不管怎样，这些名句，都是合乎客观实际、合乎逻辑的。

    一个漫画家画某个人，不管怎么美化或丑化，不管怎么夸大，寥寥几笔，确如此人。为什么？关键就是这几笔。这几笔不是其他，而是同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拓扑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拓扑学”是研究图形在各种变化中有哪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叫作“特征不变量”，这几笔就是“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严肃音乐的主旋律，京剧中所谓的“不能不像，不能真像；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所谓的“神化”，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就连摄影，如果是艺术照，就决不能将客观事物原封不动地搬上照片，而应加以“艺术”处理，分出轻重浓淡，突出主要，突出本质，这不是科学又是什么？“春秋笔法”下的用字用词，是“杀”？是“弑”？是“诛”？是“戮”？是“斩”？用之不同，所表达的人际关系、事件性质及所进行的褒贬评价则大不相同。诗眼、词眼、文眼，也正是用以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特征的。正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阅历广泛，深入实际，深入思考，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由定性到定量，才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事物的特征。“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第一句中的“环”字，滤去了词句水分，浓缩了语言容量，揭示了滁州为群山环绕之特征，一字可敌万语。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一个在小小空间的红杏枝头，一个在辽阔空间的锦绣江南，都生动深刻、内涵极为丰富地展开了春天的欣欣向荣的画面。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一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10个字，10件事物，6处景色，描绘出了行人秋晨离开荒村野店匆匆上道的有声有色的凄凉景象。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华诗词用词用字最为精练，从而也最能抓住事物本质，突出事物特征，反映事物主要方面。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青藏高原作为北极和南极之外的最大淡水储区，被称为“亚洲水塔”。科学家认为，由黑碳排放引起的大气升温和冰川加速消融，将影响亚洲区域的水资源安全，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研究员康世昌告诉记者，化石燃料污染已被全球重视，但对青藏高原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生物质燃烧比化石燃料排放的黑碳更多，发展新能源是一个更优选择。

    记者：黑碳是一种什么物质？它主要来源于哪里？

    康世昌：黑碳是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通过大气环流被带到青藏高原，在冰雪表面一层层富集，它有很强的吸光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冰川表面是暗色的。黑碳的累积加速了冰川融化。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黑碳主要来源于南亚国家。在这个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的黑碳比化石燃料更多。生物质包括秸秆、木柴、牛粪等等。

    记者：有人说，“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但如果不烧牛粪，当地居民是否能用煤来替代？另外，每年秋收季节来临，大范围的秸秆燃烧是否也是青藏高原的黑碳来源？

    康世昌：煤是化石燃料，用煤炭来替代是不可取的。“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这是错误的，没有考虑青藏高原的区域差异。青藏高原内陆人口稀少，大片地方是无人区，因燃烧牛粪而增加的黑碳排放非常有限，影响到青藏高原的黑碳，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境外，比如尼泊尔、印度等国。中国燃烧秸秆的地区主要在东部，青藏高原在中国西部，大气环流是由西向东，所以中国东部地区的秸秆燃烧对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影响不大。

    记者：减少生物质燃料的黑碳排放，有没有好办法？

    康世昌：一个办法是使用新型炉具，使生物质燃烧更充分，这样能减少黑碳的排放。我看到，有国际组织在帮助尼泊尔山区居民使用节能炉具。另外一个办法是使用新能源来替代，比如发展太阳能、风能。

    记者：减少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排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康世昌：大气污染物可以跨境传输，减少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气溶胶，需要跨境联合，国家政府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采取措施，环境外交可以发挥作用。

    记者：目前在黑碳排放的影响下青藏高原冰川退化程度如何？

    康世昌：青藏高原的冰川最近几十年来处于普遍退缩状态，高原边缘区域退缩较内陆地区剧烈，低海拔、面积较小的冰川退缩也较快。就像应对全球变暖一样，我们需要尽快采取减缓措施，减少温室气体和具有温室效应的气溶胶排放。

    （摘编自《中外对话》）

    资料链接：

    冰川可以储水，高峻山体可拦截水汽，冰川、冻土、积雪、湖泊、陆地生态体系可以调理河川径流。通过遥感和实测资料发现，1976年以来，藏东南冰川退缩幅度平均达到每年40米，有的甚至超出60米。

    “亚洲水塔”正朝着失衡失稳偏向发展。总体来看，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季风区水储量减少，北部、西部西风带水储量增进。同时，“水塔”固液布局失衡，液态水体储量的增进导致“水塔”布局失稳。

    近期水资源增进，让我们感受到青藏高原生态变好。但据猜测，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道径流的补给将到达最大值然后减少，因此久远看，将来水资源欠缺的隐藏风险在加剧，相应的灾难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摘编自《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