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初冬的一个早晨，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车轮子不时滚过枯黄的落叶，一路把他从北边的宿舍楼，带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这年，潘院士已经年过80了。

    对这位“身陷”焊接领域50多年的专家而言，年龄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经“老”了的唯一指标。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玩微信、看微博，家中电脑QQ“噔噔”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尽管已过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镜，轻松地翻查手机号码。他自由穿梭在铁块拼接起来的焊接机器人和墙角的缝隙间，俯下身随手拣起一块普通成年人掂得动的钢板。当然，他还能清晰地说出某个发动机焊接转子的转速、直径以及气压值。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他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时常念叨他的西南联大。2012年11月3日，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颤颤巍巍地站着，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他们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激动不已”。

    1980年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节选自陈璇《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中国青年报》2013年11月27日）

材料二：

    高中毕业时，云南省会考，我拿了全省第一，被西南联大录取。我父亲一直怀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机械系。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没有一个人能在联大随随便便就混到毕业文凭。当时的教室是土坯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叮当当作响，老师得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风声和雨声。

    1948年我本科毕业，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当时有人笑话我：“学焊接？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吗？”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建秦山核电站时，我也是顾问。

    我常说，这辈子我做事有两个驱动力，年轻时候父母很少过问我的学习，靠的是“兴趣”。后来是“成就感”，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国家建设解决了实际问题时，那才是最快乐的时刻。

（节选自《潘际銮自述》，《环球人物》2015年第22期）

材料三：

    潘际銮知道焊接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一定会在新中国的未来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1952年哈工大决定成立焊接专业，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创建了第一个焊接专业。1955年夏天，潘际銮返回清华，又在清华大学建立焊接教研组，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组主任，成为我国第二个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的建设者。60年代，他率领一支队伍，承担了由清华大学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历时3年终于成功完成了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为了解决反应堆中的燃料棒和控制棒焊接问题，他又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焊机。

    潘际銮获得了很多荣誉，如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等。谈到这些荣誉，他说：“那只是奋斗的结果，绝不应是奋斗的目标！”他始终认为，只有当自己的创造发明获得成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时，才会享受到人生真正的幸福。

（节选自《把自己与祖国的发展“焊”在一起》）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本报北京4月8日电 国家工商总局今天宣布，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将于今年9月7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届时，来自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广告界代表将云集北京。

    大会邀请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和学者，围绕大会主题“突破——从现在到未来”进行三天的论坛演讲，结合世界经济走势及科技。

    发展情况就世界广告传播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研讨。会间还将举行小型的企业商务交流会、广告经营单位形象展览、中国广告作品和广告历史文化展览、广告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展览等。

    据39届世界广告大会组委会秘书长兼大会新闻发言人时学志介绍，世界广告大会是国际广告协会举办的世界广告界最大规模的活动，每两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至今已举办了38届。中国曾派代表团参加过十届世界广告大会。2001年11月，经国家工商总局报请国务院批准，中国向国际广告协会积极申请并取得了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主办权。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广告业发展速度为世界瞩目。1979年我国广告经营额仅有1000万元，经营单位不过几十家；2003年中国广告营业额已达到1078亿元，广告经营单位10万户，广告从业人员87万人。

    时学志说，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在中国举行，将增进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传播业及中国文化的了解与认识，促进世界先进营销理念的传播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材料一：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规模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信息产业本身，称之为“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包括电子信息、电信运营、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等；二是信息通信技术对其他产业融合渗透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称之为“数字经济融合部分”。

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贡献为6.2万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为6.9%。数字经济融合部分规模为18.4万亿元占GDP比重23.2%，融合部分占数字经济比重高达74.7%。

（节选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

材料二：

（注：左面纵坐标是数字经济规模，单位：亿美元，1美元=6.5元人民币）

材料三：

    一些专家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瓶颈特别是数字鸿沟问题也提出了担忧。

    首先，数字经济国际化的发展需求面临跨境制度不协调困境。国与国之间的政策、法规、制度有差异，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缺乏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稳定的协同机制。因此，中国需要抓紧研究制定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同时，多边、双边、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亟需进行创新。

    其次是人才培养需更新。一方面，尽管数字经济会提供新的岗位，但人工智能也将替代部分职业。如何让没有数字技能的人员跟上数字经济时代，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现在必须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所提出的，互联网人才不仅仅是企业人才，也是经济人才和社会人才，人才培养已不拘泥于学校培养，需要产学研共同合作，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使人类共享互联网资源并创造有效交流机制，这变成互联网人才培养和发展中一个重大的紧迫问题。

    数据问题，是数据经济发展绕不开的内容。“数据的归属权、使用权不明晰，缺乏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成熟的规章和制度，”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强调，个人、企业、政府在数据的搜集、处理、使用和共享方面边界模糊，“政府获取企业数据困难，企业之间数据交换也存在着障碍，造成数字鸿沟，而数据的反垄断问题在全世界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节选自《瞭望》2017年50期）

材料四：

    当前，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培养人们对数字技能的掌握及应用。英美两国已经开始在中小学引入计算机科学及软件编程教育等课程，为培养具有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夯实基础。英国、德国政府与制造业展开合作，通过提供工具和培训计划帮助深处数字鸿沟的企业提升数字能力。微软、谷歌、亚马逊等跨国公司纷纷推出数字领域各种方案，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数字产品应用及操作培训服务。由此可见，作为互联网大国，我们更应加大对全民数字技能的培养力度，通过教育培训、人才培养、技术扶持、行业推广等多种手段，构建和完善适应社会需求的数字化技能培养体系。

（节选自《国外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一：

    在全球电影产业的交流、合作与协同发展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电影大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之路，如何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成为中国电影人考虑的关键问题。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认为，创作有影响力的电影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对制片公司来讲，产业链条的强化和发展很重要，要创作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这样才能支撑电影产业发展，否则电影强国的实现是没有依据的。”他指出，我国影视产业还处在发展期，电影发展机会多，未来，中国的影视产业依然有很大的投资机会。对此，马中骏也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好的时代和机遇期，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影工作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你有专业性，你做得足够好，市场自然认可。”

（选自“央广网”2018年6月19日）

材料二：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暗流涌动，一些人打着“重写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鼓吹“告别革命”，大肆歪曲历史、诋毁英雄，意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言论通过网络不断地发酵和扩散，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因此，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系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为此，我们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积极运用新媒体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增强人们的历史认同和价值认同。

（选自“光明网”2018年4月23日）

材料三：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好故事变成具有世界通用文化符号的好作品。比如，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武侠片中“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等，都是辨识度很高的文化符号。这也是《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片在海外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把中国好故事变成好作品，还有一个案例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它不仅在亚洲其他国家好评如潮，还发行了美国版。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学会把好故事“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中，“融通中外”正是中国电影国际化创作必须遵循的要旨，要选择能激起中西方共鸣的故事，既在内容上融汇中国文化，又在形式上实现国际表达。比较成功的例子是2015年的《狼图腾》和《滚蛋吧，肿瘤君》，这两部影片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代表作，它们曾在数十个国家展映，各国观众或为草原生活的艰难所震撼，或为身患绝症的坚强所感动。

    与此同时，把国外公共组织和学者发展为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阵地和专业力量的努力，更让我们插上了巡游世界的翅膀。比如，我们与拿督黄纪达基金会的合作让中国经典默片《神女》配乐放映，在各大电影节绽放异彩；与英国电影学会（BFI）的合作，则让中国享誉世界的影史名作《小城之春》修复版成为在英格兰地区发行的第一部修复版中国经典影片……

（选自孙向辉《“融通中外”，如何用电影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四：

    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反思中国电影，我们同时看到隐患和欠缺。许多平庸之作呼应我们周遭弥漫的泛娱乐文化、亚文化之风气而生。平庸之作多表现为雷同化、表面化和粗疏化：只关注娱乐不关注思想；只关注生活表象而不探究生活中的发展趋势。对生活没有新发现，对艺术没有新表达；盲目跟风克隆，执着于缺少新意的翻拍与续拍。平庸创作一味在市场热项目中寻找风向，模仿效法。2017年生产故事影片708部，在影院公映的影片只有396部，一半的国产电影因平庸、粗疏被电影市场淘汰。创作平庸之风势必弱化原创力，弱化精品意识。于是，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才时不时地大行其道。容忍平庸之作，容忍创作平庸之风，就会放弃国产电影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就会丧失创作的主体精神和新时代的创作目标感。必须对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平庸之风，说不！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4月12日）

    材料一：

    全球城市化的推进给城市的人口、交通、通信、健康、教育、污染及废弃物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缓解这些挑战带来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全球相继启动智慧城市计划。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管理咨询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超过了1000个，从在建数量来看，中国以500个试点城市居于首位，并已形成了数个大型智慧城市群。德勤合伙人马炯琳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以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城市居民和工作人群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幸福感的提升，智慧城市的深度应用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力求打造开放、共建、共享，服务均等化以及城市特色化的智能城市。传统的智慧城市要朝着“超级智能城市”的方向发展，必须要具备实时化、普遍化、开放化、智能化、自主化以及融合化六大关键要素，还要涵盖智能经济、智能出行、智能环境、智能生活以及智能教育这六大领域，使得城市更加融合于一体化，进行更高效的相互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材料二：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智慧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城市空间数字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城市部件实现“万物互联”。二是信息技术改变城市生活。信息与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发生化学反应，城市各领域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实现智能运行，如智能缴费、智能交通、智能养老、智能社区、智能环保、智能政务等，从而更加方便快捷、运转高效。三是智能驱动城市治理创新。城市治理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不但可以及时为市民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可以实时感测城市运行状况、优化城市治理决策，推动城市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

    智慧城市的提出，是破解城市发展中的生态、民生等一系列问题的。有人误把城市信息化或数字城市等同于智慧城市的全部，有人以为智慧城市建设就是建设数据中心、宽带网，缺乏对智慧城市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的考虑。人口膨胀、城市扩张、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等，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更大的压力，智慧城市建设应当破解这些难题，并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众多互联网企业、科技公司、金融公司也开始参与进来，并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其中，阿里的杀手锏是ET城市大脑，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城市的管理，从交通领域入手，深入城市规划、医疗、治安等多方领域；腾讯的绝招是强化“连接”优势，整合开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LBS、支付基础技术，赋能政务、医疗、旅游、交通等诸多社会领域；华为则聚焦ICT基础设施，欲打造智慧城市“神经系统”。智慧城市千人千解，但都指向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以人为本。智慧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也不仅仅是办事柜台的线上化，更重要的是以人为本，有情怀、有温度地服务社会。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