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发布的《2016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和《2016年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调查评估报告》中指出，67％的地市政府网站存在财政、人事、统计等信息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全面的现象；72％的地方政府网站在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方面，以动态新闻、政府文件为主；过半数的部委网站未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开展解读，而是以转载新闻媒体相关报导为主，且解读回应形式单一；超过90％的网站存在征集意见不反馈或反馈不及时的现象等。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报告认为，主要亮点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步入正轨、行政权力办事资源整合度较高、应用互联网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服务渠道呈现多元化、移动化的趋势等。报告也指出了平台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平台渠道有待整合、服务功能有待优化、内容质量有待提升等。

（节选自2016年12月29日人民网）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意见》，到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底前，将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务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17日搜狐网）

材料三：

    互联网＋政务主要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推动政府搭建智慧城市平台，让百姓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服务。

    互联网＋政务与以往提出的搭建政府网站、政府平台完全不同。有一些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滞后，而且各个职能部门间的数据互不来往，单打独斗。“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闹剧”其实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共享的结果。“互联网＋”的落地，不仅要把所有信息打通，而且让政府随时随地为个人提供政务服务成为可能，这将彻底改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节奏。

    互联网＋政务创新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先导。互联网＋政务，不是简单地将传统的政府管理事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互联网上，而是在流程优化的基础上，用全新的方法和程序去完成原有的业务功能。

    互联网＋政务的实现还将不断改变政府的组织结构，最终将建构出适合信息时代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

（节选自2015年6月30日新华网）

材料四：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互联网十政务服务”，要求各地加快清理不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各种规定，凡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能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不得要求群众重复提交；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彰显了国务院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决心。“三个不得”则给各地政府划定了利企便民的底线：加快信息跑路、减少群众跑腿没有回头路。而加快推进网上政务服务职能部门必须舍得“割肉”。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将办事大厅搬到了“网上”，群众却只能浏览办事流程，无法进行网上审批申报；有的虽然开放了网上受理渠道，但核心审批仍要群众跑腿；有的政府部门固守各自数据信息，导致部门信息无法互通互联，信息跑路遭遇“梗阻”。

（节选自2016年9月20日新华网）

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6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据中国田径协会中国马拉松网站统计，2016年注册赛事达到252家，而这一数字几乎为2015年全年举办赛事的两倍。预计到2017年底，马拉松参与人数将超500万人次，带动各类直接消费 将超200亿元，到2020年将达350亿元。

（摘自《新浪体育》）

材料二：

    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积极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但总体规模依然不大，活力不强，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意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进行扶持，强调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力争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意见》从顶层设计上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针”。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

    国际不少知名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品牌马拉松赛事，比如东京、芝加哥、纽约、柏林马拉松等，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的马拉松爱好者。相比而言，城市马拉松在中国仍处于成长期，但中国各大中小城市都具有把马拉松视为推广城市知名度最好”名片”的共识。

    举办一场马拉松，不光能提升城市品位和国际影响力，还能成为城市文化传播的载体以及城市发展的助推剂。在一些马拉松赛开展比较成熟的城市，一条完整的马拉松产业链应运而生，衣、食、住、行、游、购、娱，由马拉松带动而来的衍生服务，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带动是巨大的。

    更重要的是，相比中超、CBA这种办赛成本高又稀缺的资源，举办一场马拉松赛事却是各个城市都能信手拈来的比赛资源，获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却是惊人的。以广马为例，一年的冠名费达到1500万元，仅一笔赞助就能覆盖办赛成本。广马赛事从第二年起就开始盈利，随着广马价值的提升，招商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摘自《搜狐网》）

材料四：

    民众参与热情不减、体育消费需求巨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马拉松本身作为一项极限运动的色彩在弱化，赛事泥沙俱下。业内人士说，不是中国的马拉松现在多了，而是马拉松市场起来后，导致了一些良莠不齐的赛事出现。一些赛事在安全、赛制及组织管理方面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南京马拉松带错路、南昌马拉松发错奖等低级错误频发。专家指出，赛事承办方的经验、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跑者自身的基础能力等都需要继续提升。

（摘自《全城热跑马拉松》，《科学之友》2017年05期）

    材料一

    据多家媒体报道，多项研究显示近年来全世界的蜜蜂数量减少，甚至存在灭绝风险，蜜蜂数量锐减已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在坊间传闻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这个假托爱因斯坦的说法虽然已被证实确实为“假托”，但却从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蜜蜂的特殊性。

    在人类发现蔗糖和甜菜糖之前，是蜜蜂生产的蜂蜜开拓了人类舌头味薔上最初的甜。假如蜜蜂灭绝了，首先人类可能再享受不到蜂蜜的美味了。其次，除了玉米、小麦、大米等风媒作物以外，全球约30%的农作物都依賴虫蝶授粉，如果传粉昆虫消失，虫媒作物的产量就会显著下降，有些甚至会出现减产甚至绝收的危机，人口数量持续暴增的人类将面临严重的饥荒。

有研究表明，相比人工授粉，昆虫授粉可以使大多数作物的产量质量都得到提高。而相比苍蝇、黄蜂、甲虫这些授粉昆虫，能够大规模家养的蜜蜂在授粉上更高效更专业，。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4月3日《中国妇女报》)

    材料二

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在自然界中是非常珍貴的能量来源，是许多动物都无法拒绝的诱惑。通过法国及西班牙岩画上的证据推测，人类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在野外获得蜂蜜了。

    为了获得秘密的蜂蜜来源，古塢及人最早对蜜蜂进行驯养。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养的昆虫之一，西方蜜蜂随着人类活动被带到世界各地。目前除南极洲外，每个大陆均有西方蜜蜂分布。但毕竟西方蜜蜂对于许多地区来说是一种人为引入的外来物种。由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一些本土的野生蜜蜂种群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西方蜜蜂于1896年被引入，由于它们体型较大，竞争能力强，造成我国野外分布的原生种类中华蜜蜂的分布区域迅速缩小，而一些本土生态系统中依赖中华蜜蜂传粉的植物，西方蜜蜂很少拜访，进而也影响到植物授粉量。

    (摘编自《“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5月1日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

    材料三

    为了防患于未然，科学家们也开始着手研究“机器蜂”或其他替代品，来实现蜜蜂的授粉功能，以应对未来蜜蜂可能消亡的糟糕情况。但从目前来看，短期内都无法代替蜜蜂。

    想要生产1千克的蜂蜜，辛勤的蜜蜂必须要完成200万朵花以上的巨大“工作量”，90万英亩(约3642.17平方千米)的杏仁树，需要蜜蜂为3万亿朵花来授粉。像无人机授粉这种方式需要远程操控，指挥整个蜂群那样的一大群无人机似乎不切实际。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某日，通过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人工智能，无人机有一天“学会”自己飞行。

    机器蜂无法像真正蜜蜂一样“酿造”香甜的蜜，因为蜂产品内部有蜜蜂自身携带的生物活性物质，这点是机器蜂完全不可能取代的。

    另外，在传粉昆虫和开花植物的协同进化过程中，蜜蜂等昆虫逐渐形成了高效传播花粉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这也是机器蜂难以具备的。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并非耸人听闻》2017年4月24日新浪科技)

所谓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历来备受欢迎，而文学景观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当代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学界既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学景观的理论建构，也有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一地一城的文学景观或者一个朝代一种文体中出现的文学景观，而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

文学景观的生成离不开古典文学。从形成因素考察，一个文学景观的生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名篇效应、名人效应和叠加效应，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效应的综合体。所谓名篇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依托一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而名闻天下。比如南昌的滕王阁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人尽皆知。名人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因为著名文学家的名气而蜚声中外，正如明代袁中道说：“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比如眉山的三苏祠，是历代文人雅士游赏之地，凭吊之所；又如，惠州西湖本名丰湖，后因苏轼贬惠州时所写的《赠昙秀》诗称其为西湖，之后才盛传其名。而叠加效应，指文学景观在生成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不断被后人题咏，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学景观。面对文学景观，是文学的元素首先激发了观赏者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唤醒了他们曾经的记忆，鼓荡起他们心中的情感，中国境内著名的文学景观无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岳阳楼，先由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后定名，继之为杜甫的《登岳阳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明代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等，岳阳楼的大名历久弥新。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是名人名篇的综合效应，或其他两至三种效应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本来声名不显，后因谢朓的《游敬亭山诗》以及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提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著称。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催生了文学景观的形成并不断丰富文学景观的内涵。

文学创作与文学景观之间关系密切，正如尤侗所言：“山水文章，各有时运。山水借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文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在后人的追慕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再现了景观的面貌和发展、演变。这些文学作品因文学景观的存在而代代相传，并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而这一集体记忆又唤醒了对该城该地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断得以传播，在古今读者和游人中形成广泛的影响。高建新在《文学景观的生成及其条件》中说：“文学景观是审美的记忆、情感的记忆。”文学景观呈现一定的美感特征，蕴含着前人的情感体验，而由文学景观唤起的记忆又往往再借助文学来表达。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游览岘山，拜谒羊公碑，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很多古代诗人在登临岘山这一文学景观的时候，也留下相关诗篇，如张九龄《登襄阳岘山》、李白《岘山怀古》、曾巩《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李曾伯《登岘山用刘清步韵》、陈与义《游岘山次韵三首》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文学景观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承与传播。

对文学景观进行保护与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景观的丰富内涵可以激发作家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学景观往往包括多层文化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学景观，可以激发游人、作家对自然风光、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文学景观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存在，更是时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学景观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

（摘编自李惠玲《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的双向互动》）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