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15年1月，习近平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政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习近平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到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习近平指出，换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2017年3月11日“人才网”)

材料二：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2016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与过去的贫困人口不一样，这些属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有的难脱贫并不是没有能力脱贫，而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决定了很多人脱贫动力不足。因而，如何通过引进先进文化和一些制度，促进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成为下一步完成脱贫任务的关健所在。

(摘自2017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一：

    现代中国乡村旅游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最初兴起的所谓“农家乐”，到现如今相对高端的“民宿”，乡村旅游产业向着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市场发展。

据统计，过去五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2016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已达24亿人次，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4.4%；营业总收入达48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2.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

——（新华网数据新闻）

材料二：

如今，很多乡村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俨然成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乡村旅游既是农民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已成为有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途经，进而逐渐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力量。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显示，2015年，乡村旅游带来的农民人均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39.4%，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达264万人，占全国脱贫总人数的18.3%。

    此外，乡村旅游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效益，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近90%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为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但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产业延伸不足、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乡村旅游也有待于在创新中开拓新思路，发掘新价值。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乡村旅游众创”也在近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创业项目，民宿客栈、艺术村落、精致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形式层出不穷。

（摘编自《发展乡村旅游  让贫困户吃上“旅游饭”》）

材料三：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年）》指出，2017年集中采取一批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具体来看，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行动方案强调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厕所及污水处理、停车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在优化乡村旅游扶持政策和长效机制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促进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旅游电商、现代物流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本地从业人员参加乡村旅游食宿服务、管理运营等技能培训，重点培养1000名以上乡村旅游带头人；在推动乡村旅游区域差异化发展方面，将鼓励和引导中小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等。

（光明网·旅游频道）

    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从公安部交管局召开的全国视频会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严抓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现象治理，查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同比上升3.4倍，因不礼让斑马线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8%和9.3%。

    公安部数据显示近3年来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中，约9成是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为进一步整顿城市交通秩序，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各地创新管理举措。各地要安排民警、辅警在行人过街流量大和未设置交通信号灯的斑马线处执勤，适时组织执法小分队加强重点路段、路口整治，加大现场查纠力度。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还要对非机动车道、人行横道及信号灯和标志标线进行全面排查整改，确保交通信号设施有效、科学、规范。

    公安交管部门还将联合其他相关部门一同参与，如会同交通运输等部门，组织公交车、出租车等车辆驾驶人带头遵守让行规定；会同文明办、团委等部门，动员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以及文明交通志愿者参加文明交通劝导和体验活动等。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要认真分析本地斑马线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坚持零容忍、全覆盖、严执法，像治理酒驾一样，深入推进不礼让斑马线治理，牵引城市交通秩序整体提升，带动市民文明素质和法治意识整体提升。

    （摘编自新华社《今年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伤亡的事故同比下降》，有删改）

    材料二：

    从长沙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辖区分布情况来看，岳麓区、雨花区、开福区事故数量最多，占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数的80%。

    从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时间分布情况来看，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高发时段为夜间18～24时；雨花区则为上午6～12时居多，其余时段分布较为平均。

    从全市城区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受害人年龄分布情况来看，除天心区外，其他区域，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事故受害人年龄以50岁以上居多。

    （摘编自红网综合《大数据告诉你“斑马线上的安全”有多重要》，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宿迁是一个地处苏北，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的地级市。然而，交通治理工作却走在了全国前列，甚至已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私家车礼让率高达90%以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根本原因就在于交管部门有着较强的责任意识，不断创新交通管理工作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对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严管重罚，从而使私家车主逐渐养成了礼让斑马线的文明习惯。

    （摘编自萍乡文明网《礼让斑马线不应“公”“私”有别》，有删改）

    材料四：

    礼让斑马线的本意是深化城区交通秩序整治，提高广大市民的交通法治观念和文明交通意识，让人人都可以享受秩序交通带来的好处。我们不该单单纠结于目前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应从自身做起，遵守秩序。对于交警来说，应对如何礼让行人有权威解读：对于司机来说，积极了解政策；对于行人来说，也不应有恃无恐，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斑马线的文明需要保证司机与行人之间的平衡。对司机的违法行为坚决惩戒，同时对于行人的违法行为也绝不姑息。只有建立起车与人共同对规则的遵守和敬畏，心中都有了“火线”，才能真正实现斑马线文明。

（摘编自胶东在线《礼让斑马线彰显城市文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有删改）

    材料一：

    互联网大脑架构，就是互联网向与人类大脑高度相似的方向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类脑巨系统架构。2018年类脑智能巨系统爆发——互联网大脑架构与谷歌、阿里、腾讯等世界科技巨头的业务结合产生谷歌大脑、阿里大脑、腾讯超级大脑、百度大脑等，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产生城市大脑，城市云脑等。2019年5G成为热点，是2008年以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神经纤维结构，在经过10年的积累又一次迎来快速发育的机会。

    材料二：

    2019是公认的5G商用元年。关于5G的发展进程，刘作虎提出了一个完整论述，他认为从长远来看，5G将经历三个阶段。在未来3年内，智能手机及相关应用将发生从终端到云端的转变，5G带来的速率提升让一切云端化，催生出云游戏、云视频和云购物等应用场景，这可以称为5G的1.0时代。从2021年开始到2025年左右，随着AI技术的成熟，将赋能5G手机连接更多的智能硬件，创造出全新的应用场景。这可以称为5G的2.0时代。2025年至2030年的5年间，随着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的发展，将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这可以称为5G的3.0时代。

    材料三：

    材料四：

    5G是指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也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4G之后的延伸，其峰值理论传输速度可达每秒数十Gb。对比4G的主要提高如下：5G的速度将达到4G的100倍（1Gbps），峰值速达到20Gbp5，意味着用户下载8GB的HD电影只需要6秒，而3G络下需要70分钟，4G网络需要7分钟。社会和科技界对5G的即将到来充满了极大的热情，认为它将改变很多产业的形态，并带来新的巨大商机。

（选自刘锋《互联网进化论》）

    材料一：

    在电子商务日益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架起了海外网购的桥梁，可谓“万里买卖一网牵”。然而随着境外网购商品模式在中国持续走热，境外网购商品安全风险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境外网购食品交易的特殊性，跨境电商、海外购等主渠道门槛太低，使得监管要比一般的食品复杂。据说，中国各地检验检疫部门截获的带有有害生物的国际包裹数量大幅上升，因此对维护国内生物安全形成压力。同时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较大，看不见的战线上有着许许多多未知的安全系数。

    随着跨境电商、海外购等方式代购食品的交易额逐年增加，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加大。由于我国现行立法缺失，《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将境外网购食品销售者列入约束的对象，这使得境外网购食品方面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我国从国外进口食品进来之后，一般都在口岸检疫，并发有检验检疫证明。而海外网购的食品大都是直接从海关发往邮局再交给消费者，与正规进口的产品相比少了一道检验检疫程序，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不仅海外网购食品质量和安全性无法保证，而且消费者一旦受到侵害时也不知该如何救济，往往投诉无门。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舌尖安全不可小觑。因此，以法化解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势在必行。

    （摘编自《中国防伪报道》）

    材料二：

    “网红食品”之所以成为“网红”，不仅在于它独特的造型设计、新颖特别的口感，还在于它迎合了人们的猎奇消费心理以及满足了社交需求。诚如有人总结的，“网红食品，看着卖食物，实则是卖情怀，它们不常活在舌尖，却常活在我们的朋友圈、微博中”。然而，由于网红食品多在朋友圈等自媒体传播、推广，这给了一些黑作坊可乘之机，毕竟，自媒体上的点赞和夸奖往往让人难辨真伪。更进一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知名度与安全度恐怕并不构成正比关系。恰恰相反，越是“红”，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可能越大。个中原因不难理解，网红食品具有“短平快”的销售特点，其成名快随之而来的销量增加也快，而其食品加工和安全保障能力往往无法满足成名后高涨的消费需求。此外，个别网红经营者确实存在“赚一笔就走”的投机心理，那么食品安全自然难以保障。因此，越是“网红”越应当引起关注，加强监管。

    保障网红食品的安全，需要监管部门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发力。监管部门要主动对监管体系进行升级，在新形势下探索更为精细化、信息化的监管方式。消费者则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之前务必在质量方面多留点心。于经营者而言，应该知晓要想有效把注意换影响力，终究还是要靠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对安全的绝对保障。否则，网红食品成为“凉凉食品”是迟早的事。

    （摘编自《深圳晚报》）

    材料三：

    （摘编自《我国食品安全基本态势与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主要面临以下挑战：①源头治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②生产经营组织转型任务艰巨。③人源性风险治理难度较大。④多重风险相互渗透。⑤部门监管的协同协作仍需加强。⑥食品供给和安全质量不平衡。

    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①要持续加大源头治理力度。②要进一步大力发展绿色食品。③要深入推进全程无缝监管。④要继续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⑤要不断深化监管体制改革。⑥要充分形成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合力。

（摘编自《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及形势分析》）

材料一：

儒家经典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与对儒学现代性的研判密切相关，二者差不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实现批判传承，正是儒家文化的当代使命。

显然，我们不能说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都适合现代社会，其政治思想的许多内容比如汉以后经由儒法互补而形成的“三纲”之说，的确与时代不合，否定“三纲”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是，五伦和五常之道则不同，五伦强调的是五种双向互动的人伦关系，规定了父子、 夫妻、 上下级等关系间彼此的道德义务，与仁、 义、礼、智、信的五常道一样，经过适当修改变通，依然是当代人“不可须臾离也”的伦理法则。否则，人禽之辨的界限将趋于模糊，社会的道德底线将会洞穿，从而将社会置于伦理秩序的危机之中。实际上，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社会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五伦与五常之道的需求，往往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所以，牟钟鉴先生主张，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三纲一个都不能要，五常一个都不能少”。“五四”先贤们在批孔的时候，显然对于儒家的一般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缺乏必要的分殊，从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判断上出现误区，将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比如我和祖父的关系，到底是平等还是不平等? 从政治权利来讲，我们是平等的，祖父不能因为他是祖父就可以比孙子享受更多的公民权。但是，从伦理辈分而言，我们又的确是不平等的，爷爷与孙子不能本末倒置，孝亲敬老是人应尽的伦理义务。

根据学者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经验调查，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百年来坚持尊孔读经，既没有与共和政体相冲突，也没有与信仰自由相违背。究其原因，是在坚持依法治国的现代理念的同时，将儒家道德限定于家庭和社会伦理，发挥其修身齐家和化民成俗的功效，从而在社会伦理与政治领域之间划分开一道界限。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在一定程度能消除儒家伦理政治化所产生的各种流弊，消除人们对于所谓“政治儒学”的担忧。

同任何一种古老文化思想一样，儒家思想中既包含足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也包含与现代社会彼此冲突的元素。其实，一些古代儒家学者早已对此有所洞察，并提出了常和变一对概念，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前者代表儒家的常道，是超越时空的价值准则；后者则是具体时代的产物，只能适合于某个具体时期。对于前者要因，不因不足以续道统；对于后者要革，不革不足以开新命。

（摘自赵法生《轮回与超越：儒家经典教育的百年之变》，有删改）

材料二：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就是要把儒家这些具有民族性精华结合当今的时代特点，有机融合起来，甚至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及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精神滋养。

在当下的中国，不仅是中国大陆青年一代对儒家经典、儒家历史已经相当陌生，就连老一代中国人对儒学也是生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只注意在学理上对儒学现代化进行阐释和思想资源的整合，还是不够的。研习儒家经典，必须在系统、全面、学习研究儒家经典上，先做到“照着讲”。传统儒学的传承有一套完整的教育、考试与选拔制度来保证。儒学作为维系整个社会运行的核心要素，从儿童进入学堂那一刻起就开始接触儒学，耳濡目染，他所接触到的儒学是全方位的。近代封建社会的解体，教育制度的改革、科举的废除，儒学失去了制度的依托，儒学逐渐失去了昔日地位及影响，儒学退回学术，除了少数专业学者和有兴趣的人还在学习之外，中国人已经不怎么读儒家典籍了。对一个听起来熟悉，走近陌生的学问，要发展、要创新，首先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研习，固本溯源，把握本质，依据古代圣贤的本初意蕴，实现真实性把握和传承。

当然，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研习儒家经典，不是对儒家经典的照抄照搬，而是做到“接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要跳出传统儒家经学窠臼，不受它们思想的束缚，打破传统道统论的狭隘眼界，以“六经注我”的气概，立足于新实践，吸收新内容，创造出适合现代社会的新儒学。有一部分儒学经典，可能并不完全适用当下的时代，就需要结合新时代的社会特性，对其进行批判阐释，努力实现儒学大众化、实用化、现代化地转变。我们有一批数量相当、专业素养高、造诣深厚的儒学研究队伍，在儒学领域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这些书斋、大学和研究所的学问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相隔太远，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要着力改变这种局面，要在儒学典籍现代转化、普及化上下功夫，让儒学真正得到继承。

（摘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