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11年1月1日8点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开播，信号覆盖全球。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也是第一个从开播之始就面向全球采用双语播出的频道，它向世人亮出了拥有人文精神的中国影像。中央纪录频道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主要呈现了四大主体内容，六大主题时段的播出特点，以期达到规模化的播出效应。央视纪录频道同时采用国际纪录片频道的进行方式，淡化栏目概念，强化大时段编排，以主题化、系列化和播出季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摘取自杨玉洁等《真实聚焦：2010~2011中国纪录片频道运营和纪录片产业发展记录》）

材料二：

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71个大中城市的观众构成和集中度

（资料来源于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注：群众构成反映的是收视人群的构成，回答了“谁在看频道”的问题，集中度是目标群众收视率与总体群众收视率的比值，表示的是目标群众相对于总体群众的收视集中程度，能够回答“谁更喜欢收看这个频道”的问题：集中度的比值大于100%，表示该类目标群众的收视倾向高于平均水平。

材料三：在制播运营模式方面，央视纪录频道实行的是频道化运营模式。央视是纪录片的主要制作基地，制作出的精品节目数量众多。当然，频道化运营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劣势在于频道可以调动的资源非常有限，其融资渠道、产品设计、人财物资源调度都会受到种种限制。央视纪录频道目前正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模式，节目制作以社会招标、联合制作、购买作为主要方式，并辅以自制精品，为建立较为健全的制作管理模式做好准备。

（摘编自张同道等《2011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报告（下）》）

材料四：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地理频道是一个全球性的付费有线电视网，目前，国家地理频道已经以34种语言转播至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逾2亿9千万用户，作为一个纯纪录片频道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除了高质量，高观赏性的节目内容之外，与其频道自身的制播运营模式是分不开的，其制播运营模式如下：有线电视系统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由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投资建立的，有线电视系统直接面向订户收取费用，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是指拥有运营有线电视系统的企业实体，有线电视节目提供商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提供节目，具体到国家地理频道而言，美国国家地理电视公司以及其他渠道承担提供片源的任务，国家地理频道承担的是节目制作等任务，即让来自国家地理电视公司等渠道的单个的片源变成有机结合的整体，适于在电视上播放；康卡斯特电信公司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则承担把电视信号才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上的技术性播出任务。

（摘编自楚慧萍《多元延伸，有机互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运营模式初探》）

    2003 年，有一个词语让中国人听起来一度感到恐慌，那就是“非典”。这种疾病并非 2003 年才新出现，也并非中国才有。在此之前，人们对“非典”十分陌生，加之此次在中国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新的病毒，面对突如其来的流行疾病，人们显得束手无策。没有现成的治疗方案；没有有效的冶疗药物，传统的抗菌药物治疗无明显效果；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隔离。

    “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开始发作时有流感一样的症状，如发烧、咳嗽、头痛等；但体温一般超过 38 度，多为干咳少痰，偶有血丝，有时伴有畏寒。感冒一般没有肺炎的迹象， 而“非典”有明显的肺炎迹象。但它又不同于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的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等典型性肺炎，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支原体、衣原体、腺病毒或其他较不寻常的微生物所引起的肺炎，它的传染力强多了。除了上述症状外，“非典”还伴有关节酸痛、乏力、腹泻，有时胸闷、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等症状。各国科研人员通力合作，终于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此次流行的“非典”的病原体。这种病毒能在人体内繁殖，伤害自身组织， 破坏免疫系统，也可能引发无数并发症，致使患者的病情急剧恶化。它可以在体外存活 3－6 小时。现在的证据显示，“非典”是经飞沫传播的，病毒在飞沫（口水珠）内。由于水珠比空气重，所以病毒只会停留在 1 米范围内的物体表面；另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或接触已有病毒的物体表面，然后接触自己的黏膜（眼、口、鼻），也会感染。“非典”病毒的潜伏期一般为 2－12 天（通常为 3－5 天），潜伏期的患者一般不会传染，病症一般会维持 10－14 天。

    “非典”并非无法可疗。事实上，现阶段医学已有新突破，在治疗过程中已获很高的成功率。专家认为，保持环境空气的流通；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心情愉快；加强锻炼，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尽量不与病人接触，是可以有效地预防“非典”的。对未知的恐惧，莫过于人群对出现流行病的反应那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流行疾病的原因不明时尤其如此。随着对“非典”的深入了解，人们的恐惧感会慢慢降低，正如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一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关于城市建设，传入我国的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表现为“明天的城市”模式，即按照理想兴建一个完美的城市，实现一夜之间的突变。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建设。第二种理论表现为“拼贴城市”模式，即不是完全去掉旧的元素，是在此基础上把好的、新的元素拼贴进去，使这个城市既有新的元素，也有旧的元素。这是一种温和的建设方式，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重大启示。

这两种城市建设模式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明天的城市”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是根据理性人为构建出来的。“拼贴城市”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不是靠一夜之间的创造突破形成的，而是历史文化自然演变而成的。因而，在前一种理论框架下，城市的历史只能是负担，是应该抛弃的；在后一种理论框架下，历史却是宝贵的财产，是应该尊重和珍惜的。实践证明，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历史。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所想象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以西方为蓝本，唯“洋”是从，一度把钢筋、水泥、玻璃视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对城市的历史视而不见，甚至完全视为包袱。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了城市建设模式的激进。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建设向来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智慧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在《清明上河图》、平遥古城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丝毫不比西方逊色。甚至，它还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城市群落。第一种，“宇宙之城”，天人合一的行政都会，以元大都奠定基础的古代北京为代表。城市方正规则，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这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对当时城市的一种理解，他们认为城市的秩序是对宇宙秩序的复制，人间的秩序要对应宇宙的秩序。这种城市建设就寄托了这样一种追求。第二种，“生态之城”道法自然的山水小城，以湖南凤凰为代表。整个城市依山傍水，依照山水的自然曲线布局，充满湖诗意。这种城市建设体现了中国人对城市的另一种理解，认为人应道法自然，城市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设计，山水自然，城市与人完美融合在一起。第三种，“人文之城”，儒商精神凝聚的江南市镇，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明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这些城镇是儒商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人文氛围浓厚的江南城镇群。这三种城市建设都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

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个性，最重要的不是空间上的拓展，而是历史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这需要我们的城市建设回顾历史并深入地反思与总结。城市发展要搞好建设，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城市地标是什么？城市文化母体是什么？如果一个城市地标模糊、母体过度损坏，那么这个城市就丧失了个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城市。

（摘编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有删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各题。

庄子，会飞翔的人

朱以撒

①深秋，在商丘的土地上走动，抬眼便可望见落光绿叶的枝条。看到挂在树权上的一个个空巢。巢的主人都往南方过冬去了，它们有着矫健弹性的翅膀，随着时节的转凉，毅然起飞，抛弃当时辛劳筑就的巢。巢无法跟着飞翔，随着黄叶落尽而暴露无遗，秋风秋雨扑击着它，空巢就日渐一日地残破了。

②这时，我想起商丘的一个古人——庄子。庄子和远行的鸟儿一样，善于飞翔。

③我接触庄子的文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把他的作品和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的作品比较起来读。我经常用这样的方法来识别这个古文人和另一个古文人的差异，有时一些很小的差异也别想遮掩。在有了一段时间研读之后，诸家的语言特征就展示出来了。老子的文字词约义丰，简练过了头，就让人恍兮惚兮一时摸不着头脑：孔子的文字要比前者生动一些，有的形象性足以令读者倾倒：孟子学说虽说是孔学的发展，但在描述上走向更精美细腻的刻画：至于韩非子的文字，善以寓言出手，挥洒轻松，笑后颇耐寻思。我一直觉得这些文字如与庄子的文采相比，毫无疑问是素了些。尽管社会后来的发展明显地循孔说来立名立言，可是要让自己怡悦和自在一些，则不妨多多翻动庄子的文墨，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只大鸟如何地飞翔。

④飞翔的庄子是因为他极少牵绊，以至于他的思绪上九天下九渊无所不达。他的笔墨华章，我一直以为是梦境行程中的记录，那么窈兮冥兮，总是染上一层梦魇、梦幻般的色彩，创造出超现实的幻觉氛围来。那时候的人自然属性那么浓郁，科学的利器离他们那么遥远，却居然生出这样的浪漫情调。那些千奇百怪的形象，汇聚于庄子笔下，浩渺阔大又幽微蕴藉。也许有人要说庄子一定过着十分优渥的日子，闲来无事爱胡思乱想。错了，庄子的日子潦倒得很，“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奇妙的想象却由此而生而长。庄子是那般地崇尚宇宙自然自我创造的“天籁”“天乐”，他的自然主义审美情怀得到了很大的释放，无遮无拦，无始无终。

⑤现在我们读庄子，大抵哈哈一笑而过，日子是越过越实在了。

⑥像庄子这般心灵善飞的人，是那个善于表现的时代的硕果。那个时节是我们情感上牵绊颇深的时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极一时之秀。庄子是那时的一首诗，一首自由磅礴灵气冲天的长诗。庄子异于常人，他的笔墨里，不时就出现一系列怪状错落的意象，姑射山神人浑沌、水、镜，都成了超时空的象征。而现实中的他，即便是夫人过世，也敲着瓦盆歌唱。他眼中的死与生相等，都无所谓忧乐，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那个时代的人用他们争鸣的高低声响，张扬着他们的个性，让我们难以忘记。

⑦我在记住庄子的这个深秋，也记起了屈原。从生命的状态上说，屈原也算是一个能够飞翔的人。不同的是屈原不像庄子飞翔得那般轻松自如，他的牵挂太沉重了，他的心灵戴着镣铐在飞，他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那已经走向衰败的楚国车轮子。可是谁来顾念他那逝水流年呢，他的放逐成为必然。屈原是在远离朝廷后开始心灵飞翔的，洞庭、沅水、辰阳、溆浦、湘水还有汨罗江，那时是那么的水天相接、地广人稀，他的心境变得阔大起来。朝廷是回不去的，思路却异常发达和奇诡，他的腕下涌现出许多神灵仙人、虬龙鸾凤、香草美人。他让自己也生活在这个由自己想象编织成的意象世界里，自己也能饮朝露、食落英，浑身佩带着江蓠、辟芷、芰荷、芙蓉，散发着清香，宛若神仙一般。这个时候，应该是屈原最快乐的时候。他在这个瑰丽的世界飞翔的时日毕竟短而又短，泽畔行吟，夕阳古道，总是让他听到鼙鼓动地干戈交响，这时他飞翔的翅膀就如同灌满了铅，再也难以动弹了。

⑧如果说庄子的处世有一种怡然自得和自由不羁的平民气味，那么屈原的处世则很有几分英雄主义的色彩。在飞翔的高度上，两人都是乘奔御风一般的高手，这使我们翻开他们的文字，一不小心就坠入字里行间，不能自已。庄子死了，屈原也死了。庄子之死无疑属于喜剧，他的死如同他的梦，化蝶翩翩而去：屈原之死必然是一个悲剧，他是由于绝望而去死的，有责任感的屈原不是让自然界的代谢法则来执行，而是自己中断了生命的延伸，以至今人提起屈原颇感沉重。

⑨在古文人的许多辞章里，我抚摸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梦。时光绵长得让人晕眩，庄子和屈原的梦就越发瑰丽诱人，耐得住今人慢慢咀嚼。明显的是，今人的翅膀上牵绊越来越多了，浪漫地飞翔真有些为难。我们也越来越少做梦了，那种岁月深处的古典浪漫已经被现代的潮水浸湿了翅羽，成了一道遥远的梦影。

（有删改）

材料一：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保护”这一概念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保存：“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更高的一个层次是保护：“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这里所说的保存也类似基因保存的两种方法。从这些文件中的相关概念来看，基因保存的方式与非遗保护的确有可比较之处。然而这并不是非遗保护的全部涵义，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涵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约中关于“保护”的完整表述是：“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这是与遗传基因保存不同的观念：对DNA的保存——无论是对分子活性的封闭保存还是数据档案保存，都是离开了生物生命体的分离保存。这种保存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可能的再生、复制或参考比较保留一些基本条件，而不在于保护现有生物的生命活力。

非遗保护与以往关于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的观念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保护生命力。保存文化要素与保护文化生命力，这是非遗保护观念的不同层次要求。我国非遗法中关于保护观念的“保存”与“保护”之区分正是体现了这种层次区别性。这种区别可以理解为非遗的消极保护与积极保护——对非遗的核心要素进行基因封存或档案式保存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临终关怀”，并为后代保存了可供提取、复制的原型模块；而保护文化生命力的延续性和成长性，则是一种“传宗接代”式积极保护，是为传统文化创造新的生存空间和成长机遇。

（摘编自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

材料二：

“在传承中创新”，是传统手工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践行着的基本原则。

手工艺与“纯艺术”不同，它的本源是日常生活需要。手工艺原本就是日用之物，因而，无论如何创新，都不应丢弃其生活器物之本性，成为“纯艺术”。 以苏绣为例，宋代就出现了艺术水准很高的“画绣”，但是，服务于美化服饰之日用需要一直是苏绣之主流，恰恰是日用需要，推动了明清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而到了当代，技艺超群的苏绣艺人几乎都在从事“画绣”制作，由于远离了日常生活需要，苏绣传承出现了危机。

再拿紫砂壶制作来说，顾景舟之所以能将紫砂壶的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得益于其超越前人的精湛技艺。据说，他仿制清代陈鸣远款的龙凤把嘴壶和竹笋小盂，曾被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误作陈呜远传世真品收藏，可见其“传承”之功力。而几十年后，他之所以能帮博物院鉴定出这些仿作是出于己手，主要根据就是仿古壶的技术含量超越了陈鸣远。纵观顾景舟从艺生涯，虽然作品无数，但绝少新异之作，这并非是其创新精神不足，而是因为他秉承着一种古老的文化理念，即技艺上精益求精，臻于至善至美。与技艺革新相应的是，在审美观念上要不断推陈出新。推陈出新，“陈”是指不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观念及其艺术形式，“推” 即推动其依靠内在逻辑发生转化，不断调适以适应外部变化。

顾景舟年轻时以制作仿古壶成名，向来重视对传统器型的传承，但从不拘泥于古代形制，而是以现代审美意识去改进器型，如“子冶石瓢”壶早已成为经典器型，他却能潜心研究，推出“景舟石瓢”，通过身筒、壶嘴、壶把衔接等处的改进，使得“壶中君子”石瓢壶“稳重中见端庄、圆润中见骨架”，更为“精、气、神十足”。

考诸传统手工艺品的形制、图案、色彩，无不暗含着一种吉祥的寓意，此间包含着一种文化理念，即手工艺品的审美并非是无目的的、非功利的，而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祝愿日常

生活美满的精神需要。笔者曾见过云锦大师金文创作的一幅作品，画面是三朵牡丹，两只蝴蝶，空间切分恰到好处，整体色调和谐，合乎现代审美趣味。而制作者阐释说，牡丹寓意富贵，蝴蝶寓意“耄耋”、高寿，合起来就是富贵到老，三朵牡丹不设计成对称的品字形，而是斜着排成一线，寓意是“一路发”。

（摘编自季中扬《论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保护》）

材料三：

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其学识主要由技艺、素养、阅历三个方面构成，技艺知识主要来自于师承学习，是师傅心传口授示范与个人天赋悟性研习的结合，为传承人知识结构的核心。一般来说， 当传承人技艺达至一定水平之后就会面临事业发展不进则退的瓶颈阶段，技艺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则依赖于其个人素养和阅历。“非遗传承人”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对其知识结构中的“素养”和“阅历”两个方面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进一步提升，以提高实践创新的能力。

（摘编自张毅《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材料一：

清人赵翼赞誉程颢的《黄鹤楼》“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这一看法已见于南宋林希逸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评论“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凤凰台和黄鹤楼各自凭借李白和崔颢的一首诗而名传后世，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好文章创造一个地点的现象。这个地点可以大到名山和城市，小至一处胜迹，从一座楼台亭阁到一块墓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有关金陵凤凰台的记载始见于唐代，如《法苑珠林》记述东晋升平年间，“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南宋马光祖的《重建凤凰台》以淳熙时期保宁寺的壁记为据，也得出了“晋升平已有台”的结论。将金陵凤凰台当作名胜来题写是自李白开始的。不过，从唐诗可知，金陵凤凰台此时即便存在，也还没有形成一处名胜地标。李白以《登金陵凤凰台》向崔颢的《黄鹤楼》致敬并与之竞争，对他来说，凤凰台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或话题而已。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至宋代影响渐著，题写凤凰台自此蔚为风气。但入宋之后：凤凰台屡遭破坏，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建炎中遭兵火荼毒，1170年陆游所见凤凰台已“废为大军甲仗库”。两宋时期地方官曾多次重建凤凰台，祥符年间“尝著亭于斯，斯楼斯亭，咸以凤字”；淳熙八年，“留守范成大重建，更榜白凤凰台”。历史上的重建重修往往意味着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因为遗迹所剩无几，不足为凭。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是在入宋之后，出现了题写凤凰台的盛况并绵延不绝呢？在胜迹业已消逝或难以确认之际如何继续书写胜迹？书写胜迹又意味着什么？周宝供的《亭台类序》或许道出了其中奥秘：

凡山川佳丽处，须起亭台楼阁乃足供游人之玩赏。然古迹多堙，倾颓殆半。其间可登览者固在所必纪，即有空名而无遗址可问者，亦必存焉，以俟考古者之穷探，更以期后贤之重建云尔。

这再次证实，题写名胜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写作，后世的诗人来到此地，不只是为了看到凤凰台当下的模样，更是为了将它从记忆中召唤回来。在所写的胜迹消逝或失去了确定遗址之后，书写本身变成了对它的补偿与替代。消失的胜迹转化为文本，形成文本化的胜迹，并在文本中得以存活，题写胜迹既是景观重构。在胜迹毁坏和消失后，正是题写胜迹的诗文继续维系着，也不断更新着关于它的历史记忆。

(摘编自商伟《“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材料二：

就广义的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甚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

对于胜迹而言，题刻不仅具有指认的作用，对其塑造也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山东境内那些以摩崖石刻著名的山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与云峰山刻石。泰山上有2500多处题刻，在巫鸿先生看来，它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山脚的碑铭年代相对较晚，越往上年代则越为久远，沿着这些题铭攀登而上，游客们感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而岱顶的无字碑，则是沉寂的历史源头”。

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出游，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亦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其时踵出的登岱图及其题诗之中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黄易《铁桥先生登岱观摩崖碑》所描绘的是济宁金石收藏家李东琪观摩《纪泰山铭》的场景，两位游客对着唐玄宗书丹的摩崖指指点点，整个登岱活动，黄易只选取了这一场景作为定格，可知观碑已然成为文人登岱的重头戏。

一方面，文字的题写借助于政治、宗教、文学与书法，参与了风景的塑造，但题刻与山水的关系是从属的，嵌入的，拓展的，不处于主要地位虽说没有《金刚经》，便没有经石峪(或石经峪)这样的景点，但这丝毫不妨碍泰山仍是四海闻名的胜迹；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摩崖石刻周边所汇集的种种题刻，相当于山水画中的题跋，比如宋人陈国瑞题刻、明人所刻《大学》一章、万恭所题写的《高山流水石壁记》、李邦珍题写的“经正”、汪坦所刻《周颂》中的《般》等，这些后起的题刻不惟讨论《金刚经》的字体与年代，也涉及儒、佛二教在这片摩崖上所展开的某种竞争。但即便如此，题跋亦不能争夺本幅的地位，《金刚经》仍然是经石峪真正的胜迹所在。

(摘编自薛龙春《点缀山林：摩崖石刻与胜迹的塑造》)

【注】经石峪：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上刻隶书《金刚经》，明隆庆年间万恭书刻“曝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