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备受关注的2016年诺贝尔奖拉开了帷幕，在273位被提名的科学家中，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最后折桂，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独自收入囊中。其获奖理由是在细胞自噬领域的杰出贡献。

    现年71岁的大隅良典是日本知名分子细胞生物学家，目前担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10月3日接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通知时，他说：“我很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之所以能走上这条科研之路，和他一直信奉的科研准则有直接关系——“做别人没做过的工作”。

    1963年，大隅良典进入东京大学学习，随后他果断选择分子生物学作为自己的未来之路。1974年年底，他进入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师从197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1977年大隅良典回国担任研究助理，直到1986年才晋升为讲师，两年之后成为助理教授才得以开展独立研究，此时他已43岁，但随后很快即做出“诺奖级”工作。1996年大隅良典来到国立基础生物研究所之后才成为正教授，距离他回国已将近20年。对于这样美妙的基础研究，大隅良典付出了足够多的耐心。

    2012年获得“京都奖”后，大隅良典曾寄语年轻科学家：“做其他人没有在做的事，并且做你发现真正有兴趣的事。做研究并不容易。然而，如果你真的被一个课题吸引，并且对它感兴趣，那么你肯定会克服所有障碍，即便你的工作一时未获得赏识。人只能活一次。在所有事情都说完了做好了之后，你终将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取材于2016年10月4日《中国科学报》)

材料二：

    2016年10月3日，大隅良典因为自噬机制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21世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含日裔)上升到17位。日本科学虽然取得“井喷”式成就，但大隅良典却未雨绸缪，他认为，不能因为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增多就认为日本很棒，并对日本科学研究的空心化等潜在问题表现出忧虑。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张宏研究员与大隅良典熟识，两人合办过4期“中日细胞自噬研讨会”。张宏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先生做了很多极其重要的工作，但从来不追求CNS(Cell、Nature和Science三种最重要的期刊)。他批评过度追逐CNS的评估体系，认为CNS也有不少文章是错的；文章发出来就可以，重要的是工作扎实。”今年7月，大隅良典还在《发育细胞》杂志上发了一篇自噬机制的重要论文。张宏说，大隅良典经常跟他强调基础科学对转化医学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大隅良典4日在记者会上也对科学研究的急功近利深表忧虑。他坦承，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减少，科研经费也不足。他担忧当前重视应用研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用”这个词戕害社会，妨害基础科学。大隅良典说，现在的日本硕士研究生出于现实考虑，很难做出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的决定。他希望能让年轻人考虑5年、10年后的事情。

(取材于2016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三：

    1945年2月，大隅良典出生在日本福冈县，在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老四。祖父长沼贤海，是日本史学者、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他的父亲大隅芳雄是九州大学工学部矿山学教授。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此话用在大隅良典身上最确切不过。他对科学的兴趣萌发于对科学书籍的阅读。比他年长12岁的大哥大隅和雄，当时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为激活弟弟热爱科学的神经末梢，不惜省下自己的生活费为其购买科普书籍。大隅良典在很多场合回忆起小时候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时，总是津津乐道，这些书主要包括八杉龙一的《生物的历史》、迈克尔·法拉第的《蜡烛的科学》、三宅泰雄的《空气的发现》等等，是这些科普读物在年少的大隅良典身上播撒了科学的种子，是这些书籍启蒙了他日后走向科学研究的殿堂。

    大隅从小体弱多病，家住福冈市郊外，朋友大多是农家子弟，一到夏天他们便相约在一起捞鱼抓虾，捕获昆虫，寻觅萤火虫，采摘野芹菜、野草莓等。此外，大隅还喜欢摆弄显微镜、试管之类，还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

    “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时候，大隅不由感言。

(取材于搜狐网)

材料一：

    针对学生及其家长不太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有建议指出，要在中高考中增加传统文化的考试内容。这其实还是“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应试思路。表面上看，这可以提高学校、家长、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但“应对”考试的传统文化教育会偏离初衷。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验、感知，是很难通过考试考出来的。

    我国中高考改革都提到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是综合素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让学生重视传统文化，需要综合素质评价在大学、高中招生中切实发挥作用。而在推进中高考改革过程中，需要学校教育从传统的讲授、灌输，转变为更多的探究、交互，从过去重视结果评价，转变为关注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学校教育也不能囿于教材、课本，而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借助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团活动等，引领学生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多感悟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帮助其做一个承继传统的人，成为有根的中国人。

（《中国教育报》2017年03月07日第2版）

材料二：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

材料三：

    “我从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去年明显感觉到关注这一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和孩子们身后的家长，这成为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张一清说，要想在某一领域取得一项突出的成绩，必得有广泛的参与群体作为支撑，现在，《听写大会》就具备这个条件。“报名参与节目的孩子越来越多，经过选拔后的水平也在逐年提升。各地的活动都在贯彻这样一种精神：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名次，还是因为学生喜欢汉字，愿意了解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而了解我们的历史。”

    读书对张一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静下心来体味阅读。“因为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变化，阅读越来越趋向于碎片化。人们只能从手机等移动终端上抽时间看一点儿。时间是碎片的，所以读的东西也往往是碎片的。但是，碎片的东西只能作为休闲和娱乐。如果要通过读书丰富和充实自己，还是应该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不受打扰的时间段去读整本的书，真正享受阅读的过程。”某一次出差去厦门时，张一清遇到一个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定期约见，交流阅读所思所得，这个发现让他十分欣喜。在他看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于阅读的热情不减。“现在出版的书太多，需要这样的组织和个人起到引领的作用。”

（选自《张一清：探寻汉字文化基因》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我国邮政业规模和收入再创新高，邮政业业务总量完成12345亿元，同比增长26%；业务收入完成7904亿元，增长19.4%。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507亿件，增长26.6%；业务收入完成6038亿元，增长21.8%。直接新增社会就业20万人以上，支撑网上零售额6.9万亿元，支撑跨境电子商务贸易超过3500亿元。

2019年底前，我国将基本实现全国建制村直接通邮。2018年，全国新增直接通邮建制村1.6万个，直接通邮率超过98.9%。2019年，邮政管理部门以及邮政企业将拿下最后1.1个百分点，新增5000多个直接通邮建制村。2019年，国家邮政局将继续深入推进“邮政在乡”工程，推广“农产品+大同城”寄递服务模式，培育“一市一品”精品项目，新建具备信息化功能的“邮乐购”站点3万个。推动农村地区自提网点、公共取送点、县级快件分拣中心共建共享共用，年底力争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95%。

（摘编自 2019年1月17日《经济日报》）

材料二：

在1月3日召开的2019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上，马军胜指出，改革开放40年，邮政业行业生产力不断解放，发展潜力不断释放，市场活力竞相迸发，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了价值、发挥了作用。邮政业业务收入从1978年的5.1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7870亿元(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增长了1542倍，占GDP比重接近0.9%，占全球邮政业比重1/6。我国快递服务从无到有，业务量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超过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总和。全面开放国内包裹快递市场，国际领军企业不断扩大在华投资和经营范围。深度参与国际邮政事务，在全球邮政治理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马军胜介绍说，改革开放40年，是邮政业发展质量效益实现飞跃、公共服务能力水平大幅提升的40年，也是国有经济不断巩固、民营经济飞速成长的40年。全国邮政普遍服务营业网点达到5.4万处，实现了“乡乡设所、村村通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位列世界500强113位，排名全球同行第2名。民营经济蓬勃发展，7家快递企业陆续上市，已形成1家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元、5家超500亿元的企业集群。

（摘编自2019年1月3日《中国邮政快递报》）

材料三：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邮政全行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打通上下游、拓展产业链、画大同心圆、构建生态圈”的总体思路，全力做好降成本、补短板、提质效、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前三季度行业运行呈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城乡流通渠道高效畅通，有效助力精准扶贫。

今年以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县域地区出现揽收量大于投递量，快递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力度正在加大。广西玉林百香果产业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性产业，到今年8月，玉林市通过快递寄递销售的百香果已突破1000万件。江西赣南脐橙今年累计寄递570万件，帮助果农增收三成以上。

（摘编自2018年11月16日中商情报网）

材料四：

2018年前十月快递业务收入前50位城市情况表

（摘编自2018年11月13日中新经纬网）

    材料一：

    《中国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发展报告（2018）》既是首次对我国一线城市、一线城区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圈综合评估的成果，也是了解我国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整体状况的重要参考。

    报告针对人才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引才难、成才难、留才难”的问题，提出了“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图”的概念，研究破除引进人才中“钱来钱往”的怪图，努力实现“以心换心”的境界，打造一个不仅引才聚才、更育才养才、助才用才的安居乐业生态系统，打造创新型人才成长高地，从而不断提升区城创新力与竞争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评估结果显示，一线城市的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中，北京平均水平最高，其他名次分别为广州、深圳、上海和杭州。

    （摘编自《中国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硅谷风投教父保罗·格雷厄姆说“创业者要去配得上自己雄心的地方生活”，因为完成一番事业需要支持者、资助者，而一个适合的环境会让创业者如鱼得水。现实也正是加此，少数中国“创业之城”孕育了中国绝大多数成功的互联网公司。

    按城市划分，统计的互联网独角兽公司中，北、上、广、深，就这五座城市拥有的独角兽公司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独角兽公司之都”离不开北京丰富的人才、资本、媒体等资源，但更与其活跃的创业氛围息息相关的是对创业理想宽容度高。在北京，起进任何一个的咖啡馆，你都可以听到有人在谈论互联网，“电子商务、流量、直播、网红、用户体验、商业接式·……”没人会嘲讽你的梦想，反而会和你一起思索，甚至可能一起去实现梦想。

    金融业是拉动上海经济的重要动力，上海的金融环境让马云也不得不将支付宝总部从杭州迁到上海。既然上海的独角兽公司数量仅次于北京，那为什么上海的整个互联网创业氛围给人一种冷清的感觉？上海没有出现滴滴、快的这样前期靠大景烧钱来获取用户、培养市场的公司。在资本寒冬未来临之前，一个北京的创业者只要有了想法，就会先去实行，然后创始人再到投资者面前“忽悠”一番，差不多钱就会到账了，而对上海的创业者来说精打细算才是其鲜明的风格。

    广州是以低调、务实、不喜张扬的从商风格著称的老牌商埠，2014年全国城市GDP排名第三、机场吞吐量全国城市第二、高校教量全国第二……广州的创业优势，更多地体现在一线城市的丰富资源上。但与深圳相比，科技创新是广州明显的短板。

    在杭州的8个独角兽公司中，除去蚂蚁金服是阿里巴巴的，剩下的7家中有4家都是与电商相关的，这或许是因为阿里巴巴早已为他们培育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电商市场环境。阿里巴巴的存在就像一个核电站一样，它的能量辐射着整个杭州的创投圈，令整个城市的产业和创业环境都趋于“互联网化”。

    深圳的互联网独角兽公司数量有7个，仅智能硬件就占了3个。这与深圳完善的硬件生态链以及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持密切相关。深圳几乎没有本土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但它却在八九十年代孵化出了像华为、中兴、腾讯这样的明星企业——这些企业靠的都不是忽悠与概念，而是扎实的研发与强大的现金流能力。

    [注]独角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头顶正中长有一支单角的动物。文中“独角兽”指估值达到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

（摘编自网络）

材料三：

(摘编自《中国独角兽报告：2019》)

边城的守望者

阿湄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处的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叫凤凰,四周皆山,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相传是因早年曾有凤凰栖于此而得名。

    沈从文就出生于这个偏僻、美丽、民风淳朴的地方。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但私塾里呆板的生活引不起他半点儿兴趣,他常常逃学,去看染坊师傅踩着碾石,把布匹压得平整如镜;看豆腐作坊里衣着艳丽的苗族妇人一面用铜勺舀豆浆,一面轻轻地唱着歌引逗背包里的孩子;看面馆里头包青帕的大师傅骑在一条木杠上压面皮,再用又大又宽的刀子飞快地切剥……

    幼时的沈从文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安排的道路走,而是在自然的世界里率性发展着,这影响着他一生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所以他在自传里说他读着私塾里小书的同时读着一本大书。

    1917年,沈从文15岁,刚刚小学毕业,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离开家乡,跟随当地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在这常人难以设想的痛苦生活中,他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人事与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的影响,毅然放下枪,离开湘西,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接待人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报考燕京大学,又被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最后,他决心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自己的天下,从而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历程。

    后来,他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支持和鼓励,到北大图书馆当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他的作品最早载于1922年的北京《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早期作品大多描写湘西的乡俗民风和独特的生活,后来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193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并先后编辑北平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抗战爆发后,他离开北京逃难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作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

    漂泊的生活,坎坷的经历,执着的追求,深刻的思想,边城的风情,使沈从文与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成了边城的守望者的研究热点。人们嗟叹他的命运,推崇他的人格,研究他的作品,借他的精神荡涤自己的灵魂,吸取民族文化的精髓,重塑民族文化人格。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家,沈从文细细致致地过滤生活,把粗糙拣走,把丑陋剔除,留下诗意,留下美好,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保存一份永久的希望。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让我们记住碑上的话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的塑像坐落山巅,多像一幅简洁的画啊,他静静地站着,刻满沧桑的额下,一双明澈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那是人类的远景,嘴角一抹恬淡的微笑提醒着你:会好的,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就这样守望着,守望着边城,守望着人类的未来……

（摘编自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相关链接）

①谁又能想得到,这个只读过小学、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乡下人,后来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深厚的学问,被他曾经想进去读书而不得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这真堪称中国20世纪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常青《读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②建国后他离开文坛,进入古代文物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也曾把他排除在主流之外,但他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却经久不衰。

（刘敏《阿湄<边城的守望者>之思考》）

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以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苏轼文艺中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反映。

    苏轼认为诗画要传神，而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