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11年1月1日8点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开播，信号覆盖全球。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也是第一个从开播之始就面向全球采用双语播出的频道，它向世人亮出了拥有人文精神的中国影像。中央纪录频道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主要呈现了四大主体内容，六大主题时段的播出特点，以期达到规模化的播出效应。央视纪录频道同时采用国际纪录片频道的进行方式，淡化栏目概念，强化大时段编排，以主题化、系列化和播出季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摘取自杨玉洁等《真实聚焦：2010~2011中国纪录片频道运营和纪录片产业发展记录》）

材料二：

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71个大中城市的观众构成和集中度

（资料来源于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注：群众构成反映的是收视人群的构成，回答了“谁在看频道”的问题，集中度是目标群众收视率与总体群众收视率的比值，表示的是目标群众相对于总体群众的收视集中程度，能够回答“谁更喜欢收看这个频道”的问题：集中度的比值大于100%，表示该类目标群众的收视倾向高于平均水平。

材料三：在制播运营模式方面，央视纪录频道实行的是频道化运营模式。央视是纪录片的主要制作基地，制作出的精品节目数量众多。当然，频道化运营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劣势在于频道可以调动的资源非常有限，其融资渠道、产品设计、人财物资源调度都会受到种种限制。央视纪录频道目前正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模式，节目制作以社会招标、联合制作、购买作为主要方式，并辅以自制精品，为建立较为健全的制作管理模式做好准备。

（摘编自张同道等《2011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报告（下）》）

材料四：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地理频道是一个全球性的付费有线电视网，目前，国家地理频道已经以34种语言转播至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逾2亿9千万用户，作为一个纯纪录片频道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除了高质量，高观赏性的节目内容之外，与其频道自身的制播运营模式是分不开的，其制播运营模式如下：有线电视系统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由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投资建立的，有线电视系统直接面向订户收取费用，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是指拥有运营有线电视系统的企业实体，有线电视节目提供商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提供节目，具体到国家地理频道而言，美国国家地理电视公司以及其他渠道承担提供片源的任务，国家地理频道承担的是节目制作等任务，即让来自国家地理电视公司等渠道的单个的片源变成有机结合的整体，适于在电视上播放；康卡斯特电信公司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则承担把电视信号才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上的技术性播出任务。

（摘编自楚慧萍《多元延伸，有机互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运营模式初探》）

材料一：

    “民宿”作为一个“舶来词”于2014年7月开始，拥有相关搜索热度。在政治、经济、资本环境良好的大背景下，客栈民宿市场日益火爆，及至2016年8月，“民宿” 的搜索指数超过了“酒店”。

    因为“民宿”具有由“主人文化”带来的当地特色化体验，住宿空间高度个性化、体量小而美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人旅行时选择“民宿”——这种非标准化住宿形式。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民宿的发展迎合了当下“自由行”的热潮。

    从提供民宿的企业来说，民宿相较于标准化住宿，更容易取得良好的营销效果。不同的地缘环境，不同的装饰风格，不同的风俗习惯，都能天然地打包、呈现出受到“自由行”游客欢迎的产品形态。特色化住宿迎合了出行用户的关注点多样化的特点，“特色”逐渐成为影响出游决策的重要因素，正如民宿预订OTA大鱼自助游的宣传语“为一张床，赴一座城”，昔日的小众市场快速扩张。与此同时，我国在线旅游渗透率持续快速提升，在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等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民宿的流量入口价值逐渐显现，为在线旅游创新企业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万亿级周边游市场中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表一：用户预订民宿关注点分布

表二：2015年中国客栈民宿分布（家）

（摘编自《2016-2017中国客栈民宿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材料二：

    由于乡村旅游民宿发展时间较短，尚存诸多问题。

    首先，民宿经营涉及旅游、安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由于缺乏主管部门，需要地方多头管理，难免出现责任推诿、监管不力的情况。再者，目前，国内尚未出台针对民宿从业的具体法律法规，不能对整个行业的规范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是民宿产品。一是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民宿除了满足基本的吃饭、睡觉需求外，个性化、特色化并不耀眼，乡野、风俗、乡情、文化等要素无法做到有效融合。二是基础设施不健全，目前，民宿经营者多是乡村农民各自为政，自我发展，财力上不足以完善娱乐、购物、交通、卫生等旅游基础设施，眼界上不足以做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规划与布局。

    最后，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一是建设与经营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多数经营者只看到了经济利益，环保、绿色等理念被弃之不顾。二是游客数量的持续增多直逼环境承载能力。乡村民宿吸引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部分地区超过环境承载量，这将对原有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冲击，进而造成不可修复的危害。

（摘编自王璐《乡村旅游民宿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材料三：

    台湾南投县民宿观光协会总干事、民宿主人陈巨凯认为，有些地方对民宿的认识存在很大问题。“台湾平均1家民宿只有4个房间。我到浙江莫干山随便住一些民宿，发现每家都超过20个房间。到天津看一些民宿，有的超过70个房间。”他说，民宿的界定应该是小而美的，能够为游客提供独特和精致的体验，而不应该追求酒店化经营。民宿一定要有特色，这可以来自建筑风格，也可以来自“主人风格”。如果建筑缺乏特色，则“主人风格”可以弥补，例如设定专门化的有意思的主题体验。民宿的重点不在硬件，而在软件，应该通过全面而细致的服务，让客人回忆、回味、回头。

（摘编自《海南日报“民宿要小而美 令人感动回味”》）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材料一：日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的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容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递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递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摘编自吴月辉《“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人民日报》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二：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林格说，潘建伟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建伟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着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摘编自伊丽莎白·吉布尼《一位把量子通信带到太空又带回地球的物理学家》，《自然》2017年12月）

材料三：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施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跨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7日）

材料一：

    在中国的大街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共享单车，这种模式受欢迎的秘诀在于价格和便利性。使用者只需先下载一个手机应用软件，然后扫描共享单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随时骑车出行。使用完毕后还是通过应用软件支付租金，每半小时仅需1元人民币。共享单车也无需存入车库，因为下一位使用者可以通过GPS定位系统找到这辆车。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此共享单车很快成为世界上利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之一。如今在很多欧洲国家，共享单车也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因为这是一种环保而现代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今年是自行车诞生200周年，如今自行车已经适应时代发展，并一往无前地驶向未来。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参考消息网报道）

材料二：

    在平台企业的努力和背后资本的推动下，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暴发式推开。对于这一由私人提供、具有准公共性质、按商业化规则运行的新兴事物，在快速发展中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如有占道经营之嫌、停放秩序如何规范、投放数量是否科学合理等。

    笔者认为，若共享单车能遵规骑行、规范停放，占道经营就不成其为问题；乱停放涉及行为人、物权人和城市政府三方，需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来看，共享单车有助于降低资源闲置。建议城市规划和管理适应“自行车回归”趋势，在自行车道和停车位上分配相应空间；践行城市正义理念，归还非机动车路权。区分行为人与物权人的责任，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手段、城市规划和提升公民素质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摘编自2017年8月12日新浪财经项安波《共享单车的“公”与“私”》）

材料三：

    共享单车为居民提供了便利，唱响了绿色出行的理念，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而乱停乱放、随意毁坏等现象接踵而来，成了靓丽风景线上一抹不文明的色彩。8月11日上午，蓬江区群众社区党支部、计生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共享单车共享文明”“随手扶”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在辖区小公园、洋边新村等共享单车流量较大的路段，看到不少单车随意停放在慢行道上，或是人行道里的非停车区域。看到这种状况，志愿者们随即将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扶正，摆放整齐。同时，他们倡导居民群众在使用共享单车出行的同时，要文明使用交通工具，遵守规则，文明停放。过往的行人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志愿活动唤醒广大居民群众的文明意识，共同做文明倡导者和实践者，让共享单车在传播低碳、环保理念的同时，也把文明之风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传播到大家骑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江门日报》）

材料四：

    共享单车的发展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骑行速度更快、出行效率更高的共享电动单车，却有点出师不利。即使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共享电动单车的身影，但也很快被有关部门叫停。

    其实从性质和运营模式上来说，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单车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都属于“互联网+”模式下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而且相对于依靠人力踩踏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单车是电力驱动，还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它的出现却没有像当初共享单车一样，获得各方的认可，反而频频遭遇质疑，并且可能最终被叫停呢？

    这倒不是政府和公众厚此薄彼，其原因还是在于共享电动单车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共享单车虽然依靠人力驱动，但车体重量轻、骑行速度慢，即便真的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往往比较轻。但是电动单车却不同，车身重、速度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容易给车辆驾驶人或他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损失。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共享电动单车，绝大多数都不符合国家相关的技术标准，无法上牌，所以也就无法取得正式合法的电动单车牌照。

（摘编自2017年8月9日《法制日报》）

材料一：2017年1—12月全国缴纳个人所得税情况

2017年1—12月个税占当月总税收比例情况

（摘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资料）

2017年1—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1966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9%。目前，个人所得税仍是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之后的国内第四大税种。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为870亿元，占当月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为8.0%．环比增长0.6个百分点。

材料二：

    2018年6月1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优化调整税率结构；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常说的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月（6万元/年）；首次增设专项附加扣除……这标志着我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财政部部长刘昆就草案作说明时表示，草案将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山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前瞻性。

    “按此标准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刘昆说。

    此次修法另一大亮点是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刘昆表示，在明确现行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扣除项目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的同时，草案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

（摘编自新华社北京2018年6月19日电）

材料三：

    今年6月初，群众举报影星范某“阴阳合同”涉税问题后，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即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目前案件事实已经查清。

从调查校实情况看，范某在某电影剧组拍摄过程中实际取得片酬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已经申报纳税，其余2000万元以拆分合同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少缴营业税及附加税112万元，合计730万元。此外，还查出范某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1.34亿元。

对于上述违法行为，对范某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追缴税款2.55亿元，加收滞纳金0.33亿元；对其采取拆分合同手段隐瞒真实收入偷逃税款处4倍罚款计2.4亿元，对其利用工作室账户隐匿个人报酬的真实性质偷逃税款处3倍罚款计2.39亿元；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计收入偷逃税款处1倍罚款计94.6万元；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两户企业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非法提供便利协助少缴税款各处0.5倍罚款，分别计0.51亿元、0.65亿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由于范某属于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上述定性为偷税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在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超过规定期限不缴纳税款和滞纳金、不接受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已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对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查自纠并到主管税务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免予行政处罚，不予罚款；对个别拒不纠正的依法严肃处理；对出现严重偷逃税行为且未依法履职的地区税务机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将根据不同情形依法依规严肃问责或追究法律责任。

（摘编自新华社北京2018年10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