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哲：奔走在非洲丛林的圣者

启君

    1875年，史怀哲生于德国一个家境优渥的牧师家中。父亲用旧外套给他改制过披风，他由于同伴没有便坚决不穿。买手套帽子，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而绝不要那些漂亮的象征上流社会的品牌。30岁前，史怀哲拿了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毕业后，母校邀他回校任教，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老师魏多则认为他在音乐方面必成大器，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人会怀疑史怀哲将在富足、优雅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地度过一生，但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

    1904年秋的一个早上，史怀哲无意看到恶劣生存状况下的法属赤道非洲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招募前往服务的志愿者。他突然发现了自己要做什么。他为学医四处奔走，获得了旁听资格并允许参加考试。一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教堂的牧师工作，他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8年艰辛，38岁的他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1913年3月，史怀哲和妻子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开始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那时的非洲丛林，危险无处不在。一个人在房间缝隙的阳光下待几分钟，就高烧发病；一个人的帽子掉进水里，马上用上衣遮住头部，片刻就能让人患上日晒病昏过去，甚至迅速死亡。脱肠、橡皮病、热带赤痢、麻风病、疥癣……虽早有心理准备，但每天络绎不绝的病患还是令史怀哲暗暗吃惊。一种能让人昏睡不醒并猝死的热带蝇，令人防不胜防，即使史怀哲医生本人，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史怀哲的丛林诊所一开始就是完全免费的。不仅诊治、医药完全免费，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是免费的。由于效果显著，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从300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花一周时间赶来看病。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歇下来。

    病人太多，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后就告罄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救。支撑诊所的资金都是他在朋友和教会中筹措的。筹款并不是件容易事，吃闭门羹，遭到委婉或断然地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将遭到拒绝、面对挫折视为正常，而同时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此后50年，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展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众多的麻烦并没让史怀哲对黑人土著心生轻贱，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当地人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这样的观念，他们的财物观也与白人有很大不同。但史怀哲从不把白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强加给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黑人，为他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而惊叹，为他们不知疲倦连续36小时送达病人而感动，为他们不得不卷入白人的战争而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死去而悲悯……当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狂舞时，他说：“我始终坚信，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他还发出控诉：“白人带来的酒与病，给原始居民造成极大灾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如果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种残虐行为一一列出，无数悲惨的事实，将使自诩文明的白人绅士淑女无地自容！”

    史怀哲数十年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他本人也曾被关进俘虏营；但一获自由，他就又开始筹划重建医院，虽然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1945年1月14日，英德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

    80岁后，他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一直生活在兰巴伦。他每日仍巡查病房，诊病，甚至进行手术。直到86岁，凡有大一些的手术，他仍守在手术台旁，给予指导。1965年，90岁的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9月4日，史怀哲逝世。

(有删改)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

    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

（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

    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秋山利辉，坚守日本最后的学徒

萨苏

    秋山利辉，1943年出生于奈良市，他27岁时创办的“秋山木工”会社现如今已是日本皇家指定的家具特供场。从日本政府接待各国贵宾的迎宾馆，到日本各大美术馆，每年都会从他那里订购家具，他的家具以精美和独具匠心闻名于世。他培养出的后辈中，有50名被视为世界一流工匠，活跃在各个国家。

    秋山利辉已经73岁了，仍然会亲手教学徒们怎样使用工具。精雕细琢，一丝不苟，把工作完成到极致，便是工匠精神。骨子里，这便是日本人最尊崇的品质。所以，当秋山利辉接受日本顶级对话节目采访时，貌似谦逊地说出一句：“我是个匠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备受尊敬的名匠早年学业不佳，只读到中学，甚至在音乐、体育这些功课上的表现也是不尽如人意。

    13岁时，秋山利辉准确地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方向。那一年，他家邻居的鸡舍坏了，他自告奋勇帮忙维修。邻居老太太只当小家伙在开玩笑，谁知几天过去，秋山利辉竟然打造出了一个两层楼样式的木头鸡笼子，精美绝伦！惊讶万分的老太太请他喝茶表示感谢，并且说了一句对他一辈子十分重要的话：“学会木工的话，你一辈子就不发愁啦！”秋山利辉在成名后接受采访时说，正是老太太这句话让他好好地审视了自己，骤然发现了不少优点。比如，手巧，喜欢观察家具、房屋的结构，好像对其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中学毕业后，秋山利辉成了一名木工学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喜欢做的事”和“擅长做的事”结合到一起了。

    秋山利辉的博客叫做“应天命而生”，实属有感而发——木工便是他的天命，找到了自己的天命，才可能成功。他最不满意如今日本社会流行的颓废和茫然，认为今天90%的人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他给学生们上课，第一课永远是要大家通过自我介绍说清自己干什么拿手，喜欢干什么，未来想干什么。在秋山利辉眼里，只是喜欢还完全不够，比如他自己，如果当初只是通过搭鸡窝发现擅长做木工活，那么今天日本只会多一个做榻榻米的木匠而已。在秋山利辉看来，“天命”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使命，要用一生的努力来面对它，才能够获得生命真正的价值。

    日本的学徒制度盛行于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徒工在学艺期间几乎是无偿劳动，师傅也十分严厉，艰苦的学徒生涯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熬炼，对秋山利辉来说却近乎享受。他在晚年总结：“挨骂要趁早，最好是20岁以前。”他甚至认为自己比别人多挨骂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先挨骂往往是因为学习、工作进度超过同辈，先碰到了别人没有碰到的问题。他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一代日本木工工匠，至今秋山利辉的徒子徒孙已经遍天下，普遍对挨骂甘之如饴。

    秋山利辉在学徒期间，不仅仅是认真学习，而且是一边工作，一边努力考入了日本颇具盛名的桑泽设计研究所。那时的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带来的是狂热的工作热情和财富的迅速积累，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只要工作就有机会赚钱。而去研究所深造，却是一件疲累且短期内看不到收益的事情，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事实证明，这一努力大大拉开了他和同事之间的差距，使他具备了更开阔的视野。

    这种不懈的追求，使秋山利辉具备了普通木工所不具备的眼光。他在哲学、美学、神学甚至计算机网络等各方面都有涉猎。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出更好的家具。他说，想做好的匠人，除了自身技艺以外，还要懂得体察客人，从而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他的客户可能是政治家、贵族、神父或者IT产业巨头，为了真正了解客户的需要，必须懂得客户的行业。为了给一个医生打造足够满意的家具而去学习医学，有人认为这是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秋山利辉真的会这样做，他认为只有真正诚心诚意，甚至于苛刻地对待自己的职业，才配称得上一个匠人。

（摘自2016年《环球人物》，有删改）

百岁科界泰斗  一生赤子情怀

    1927年，年方14岁的张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交通大学预科班。1933年12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被称为“无线电之父”的意大利人威廉·马可尼到交大访问，张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欢迎仪式的全过程。与大师面对面，极大地鼓舞了张煦，为了激励自己，他在宿舍里贴上了马可尼的大幅照片。随后的岁月里，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常年压着一张马可尼的标准照。与大师的一面之缘，成了他一生修身治学的精神支柱。

    1936年，年仅23岁的张煦带着优异的成绩和简单的行李，远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学习通信工程学科。在美国求学的四年，张煦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工作，每天的学习和实习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在哈佛听课，他总是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一面专心听，一面认真记，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刻在心里。实验课上，他从来不肯仅仅照着书本演示一遍就完事，总是要亲自动手，边思考，边测试，直到对实验方法、测试仪器都充分了解和熟练掌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优秀的成绩。留美的学习和生活，不仅给张煦后来从事通信工程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High Thinking，Low Living（勤奋思考，简单生活）。

    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张煦怀着“祖国培养我，我要报效祖国”的理想，回到抗战艰难时期的祖国。回国后，他就开始了通信科学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成为我国通信科教事业的奠基人。在他从事通信科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通信科技发生了重大演变。张煦顺应通信科技的发展潮流，始终站在世界通信科技发展的前沿，引领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他不失时机地更新教学内容，率先编写相应的中文教材，不断开拓科研新领域和出版新著，并乐此不疲地把通信学科中的新理论、新技术传送到工厂、企业，无偿地帮助相关行业培训人才，指导生产和研发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在学术上，张煦精益求精、不断探索，而生活上，他却十分简朴。一双老式中国布鞋、一身半旧中山装，这就是张煦几十年一贯的“行头”。即便是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之际，坐在江泽民主席身边合影的张煦，依然是这样的穿着。

    张煦对自己的生活克勤克俭，对学生却关怀备至。从90年代开始，他捐出自己的院士津贴和部分稿费收入，在电子工程系设立了“张煦奖学金”，资助贫困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完成学业。有意思的是，奖学金设立之初曾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本科阶段不许谈恋爱，这在校园里传为趣谈。“多做贡献，少想享受”，这是张煦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学子的殷殷期望。

    年逾八旬，对别人来说，这个年龄也许在颐养天年，张煦却幽默地说自己“八十尚不老，犹可登讲台”，坚持继续为学生们上课。2005年，92岁的张煦还亲临学校的“饮水思源”BBS论坛，与学生们在线聊天，谆谆告诫青年学子好好学习、热爱祖国、建功立业。

（摘编自张文清《百岁科界泰斗，一生赤子情怀》）

【相关链接】①1978年11月，离开他心爱的母校已整整22年的张煦终于调回了上海交通大学，担任电子工程系教授、系主任。上任后，他大胆地作了几项重要决策。首先是将原来的“无线电系”改名为“电子工程系”。其次，尽快培养师资，培育科研力量。他一方面将基础比较好的青年骨干教师派出国外进修，另一方面着手自己培养研究生。（王延峰《百岁院士张煦：驰骋在信息高速公路》）

②1994年，已届八旬高龄的张煦出版了《信息高速公路》一书。半个世纪以来，张煦先后亲授近千名高级科研与教学人才，著述（译著）近900万字。荣膺诺贝尔奖的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高锟认为，张煦对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不遗余力，被称为“中国通信界元勋”当之无愧。（张光武《百岁院士张煦的故事》）

于是之

陈丹青

    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算没拆，模样，也还大致没变。前年去看了场话剧《阮玲玉》，出台的都是目下演剧界的新腕儿，倒也演得卖力。但是不好。也说不上哪儿不好——所以更不见佳。一句话：话剧腔。这才想到二十年前看《茶馆》。我连着三夜看了三场，那后两回的戏票全是我站在台阶沿愣靠等退票等来的。

    ②头场其实是看昏了，此后两天丧魂落魄，天黑了就往人艺小广场人堆里扎，词儿是早学顺溜了：富裕票！有富裕票没有？得，头排中座。仰头看，蓝天野郑榕于是之这几位爷在聚光灯下连耳梢脖梗的细皱纹都叫我瞧得清清楚楚。临了“王掌柜”撒纸圈儿，还有那么几片掠到我脸上身上，触电似的。谢幕时众演员离我那叫近的，真想蹿上去抓一把，可于是之一脸的不动声色，俩手软软地虚拍拍，鞠躬到地，台底下那可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年后《茶馆》告别演出，据说谢幕时二楼有位小姑娘冲着台上大叫：永别啦，王掌柜！

    ③是了。别说“永别”演出，二十年前那三天热昏，我就老在想，得赶紧看，以后这帮老将退了，就看不到这阵势了。怎么办呢，我年轻，年轻人心里被一件事给烧的，就非得有所举动，我就给于是之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则我记得很短：于老师，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了！你们这代活宝（我真用了“活宝”这俩字）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那时的市内邮票四分钱一枚。信寄出，我睡踏实了。只是往后好些天走进走出的，我总有意无意松开臂肘，手掌略略向外虚张着，虚晃着，学那“王掌柜”茶座间走动照应的小动作：人忙惯了，就是那架势，江南上了岁数的勤快跑堂也一样，嘿，到了舞台上给于是之这么不起眼地撩几下子，绝了！

    ④几天后，于老先生的回信居然搁在门房口。我没要他回信的意思呀，大概是看在美院的信封吧。字迹清秀老实，纸是那种练习本子扯下来的，写满一张。我飞快读过，却有点失望：他说，他的表演离焦菊隐导演的要求，离老舍同志的剧本，都还差得远，还要努力云。大师回信，大师谦逊，诚然感动，但这和开会发言“创作谈”的老套有啥两样？我以为在他信中会看到他那右手晃晃撩撩的意思的。

    ⑤开春，于是之竟给杨先让先生请来美院开讲座，我又看见他了！那天于先生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话说，也有点儿失望。好像是怎样的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怎样要紧。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表演对不住老前辈么？他真的以为体验了“生活”他才能演成那样儿么？看来是真的谦逊，真的相信。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如他？“文革”中，我看过批判赵丹的资料，赵丹大大咧咧说：体验生活？我演工像工，演农像农！我可没当过工人和农民！——于先生开过茶馆当过掌柜么？他见是一定见过，可是当年泡茶馆的爷们儿多的是，他演来出神入化，因为他是“于是之”！我连看三场凭什么？还不是冲着他！

    ⑥翌年我出国去。读到一篇于是之写的短稿，心中大喜，真是说得好。他说，他每次出台前就对自己念叨着：往坏里演吧，往坏里演。豁出去，反而演好了。又说王掌柜决定寻死刻意安顿家人的第三幕，导演要求送别鞠躬后要有眼泪流下来，所以每次王掌柜流下泪来那一瞬，于是之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得，这回没演砸，这回没演砸。

    ⑦他终于说了出来：那才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在舞台上“体验”的是他自己，对得住他的戏。在台下，他像大部分那几代艺术家，诚心诚意，自然而然活在同一的思路话语中，“体验”着，“生活”着。可是上得戏台，他就分明晓得“往坏里演”，一边流泪，一边庆幸“没演砸”——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其实既不是老舍笔下的王掌柜，也不是焦导演旗下的好演员，他是谁呢？在台上，他谁也不是，就是他于是之。

（选自《多余的素材，有改动》）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