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里的父爱

李静

    母亲去世了，留下什么都不会做的父亲。她想把父亲接到自己家，可父亲不想麻烦她，拒绝了，她就和哥哥轮流照顾父亲的生活。

    一天，她去看父亲，陪父亲吃完饭她才离开。可刚发动汽车手机就响了，是父亲打来的，问她什么时候来看自己。她说不是刚刚来过吗，父亲恍然大悟，忙说看我这记性，真是老糊涂了。她哭笑不得，但心里又掠过一抹凄凉，她发觉父亲真的是老了。

    父亲的记性越来越差，还经常迷路。有一次，她接到哥哥的电话，说父亲不见了。她急匆匆开车去寻找，刚开出没多远，竟然在路口看到了父亲。父亲说想去看她，可找不到她的家。她的心里酸酸的，马上把父亲带回了家。

    送父亲回家时，父亲塞给她几百元钱。父亲以前经常背着母亲给她钱，那会儿她刚生完孩子，经济情况不好，父亲总是把背着母亲攒的钱拿出来贴补她。现在条件好了，她不再要父亲的钱了，可父亲还是会给她。她就把父亲给的钱存起来，再找个借口还给父亲。

    那天，她要去看父亲，还没出发就接到电话，没想到这一次见到父亲竟是在派出所里。父亲去买她最爱吃的点心，又迷路了，是出租车司机报的警。她和哥哥商量，带父亲做了体检，没想到父亲竟然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哥哥出差了，她怕自己照顾不过来，为了避免父亲再次“离家出走”，她索性把父亲接到自己家，请了护工照看着。起初，父亲的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去上班，父亲会告诉她小心开车，坏的时候父亲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后来发病的时候越来越多，父亲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古怪，如果每月帮他领了工资没有及时交给他，他就会大喊大叫。

    那天，她的车限号，她打车去上班，该付钱时发现钱包忘带了。她下意识地翻口袋，其实她口袋里是从来不放钱的。她只是想碰碰运气，没想到竟从里面摸到了100元钱。

    付了车费，她开始琢磨自己是什么时候把钱放进口袋的。想了几种可能，又都被她否定了。她突然想是不是儿子干的，拿了自己或丈夫的钱，匆忙中错放进了她的口袋。想到这儿，她倒吸了一口凉气。回到家，她板起脸质问儿子，儿子矢口否认，她打算等丈夫回来让他和儿子认真谈一次。

    晚上，儿子去洗手间，还没到门口就返了回来，拉着她往外走。站在卧室门口，她看到进门处的衣帽架前有父亲的身影。她悄悄凑过去，还没张口，就看到父亲将100元钱放进她外套的口袋里，还自言自语地说：“放好，别让你妈知道……”父亲佝偻的身影在她眼前逐渐变得模糊。那一刻她才知道，纵使父亲不再记得她是谁，但父亲对她的爱却从未停止。

（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想念铁匠老孙

肖复兴

       ①年轻的时候，大概谁都会是心高气盛。那时，我也是一样，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②1968年，在北大荒，我21岁。全因为看到队里的三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且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是我带头出声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三个人于危难之中。

       ③第一场戏，我演出的是“访贫问苦”，和几个一起去北大荒的同学悄悄地跑到这三个“反革命”的家里去调查真实的情况。清晨天刚蒙蒙亮，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见到三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当场脱下自己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救世主。

       ④第二场戏，我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现在的剧作家、话剧《正红旗下》的编剧李龙云一起连夜赶写了三张大字报，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三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的杰作。

       ⑤第三场戏，我演出的是“现场辩论”，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三张大字报招呼到食堂里中，我们和坚持要把那三个人继续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我们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惊讶的目光。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目光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⑥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⑦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我当时因为值夜班脱谷正在睡大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那天，天上正下着纷纷的小雪，队上的头头推开我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跟着他爬出了暖烘烘的被窝。我被叫到了食堂，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带有东北的腔调，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那时，我还没有觉得会是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呢。

       ⑧第二天，他们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而那好几本日记里，并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样，全部都是雷锋式的日记，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挑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最后上升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

       ⑨那一天收工之后，一个好朋友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三个“反革命”一勺烩了。

       ⑩那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呆会儿真的被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⑪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一直讲到最后，讲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天晚上了。

       ⑫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唯一的一盏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我们队上烘炉的铁匠老孙，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雪花已经飘落他的一身，就像一尊雪白的雕像。

       ⑬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一我家喝酒去！”我被他一把拉住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他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炕桌上早摆好了酒菜，显然是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⑭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⑮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专门回了一趟北大荒，回到队上，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9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当时，他正在烘炉子，我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他拉着我到他的家，让他的老婆把早在井里冰好的一罐子椴树蜜冲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在北大荒的那些夏天的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这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那年冬天的情景一下子也一起涌在了面前。他告诉我工作组组长已经得癌死了，队长前几年知青大返城时因为受贿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算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吧，往事如烟，弥漫开来。

       ⑯今年的夏天，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再回北大荒一次，我的心里一直在想象着和老孙再次重逢的情景。已经又是22个年头过去了，我不知道老孙变成什么样子了。算一算，他有七十上下的年龄了。我真的分外想念他，感念他。

风雨中的菊花

    午后的天灰蒙蒙的，乌云压得很低，似乎要下雨。

    多尔先生情绪很低落，他最烦在这样的天气出差。由于生计的关系，他要转车到休斯敦。距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他在站前广场上漫步，借以打发时间。

    “太太，行行好。”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循着声音望去，他看见前面不远处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伸出鹰爪般的小黑手，尾随着一位贵妇人。那个妇女牵着一条毛色纯正且闪闪发亮的小狗急匆匆地赶路，生怕小黑手弄脏了她的衣服。

    “可怜可怜吧，我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给一美元也行。”考虑到甩不掉这个小乞丐，妇女转回身，怒喝一声：“滚！这么点小孩就会做生意！”小乞丐站住脚，满脸的失望。

    多尔先生的眼睛也流露出鄙夷的神色。真是缺一行不成世界。听说专门有一种人靠乞讨为生，甚至还有发大财的呢。还有一些大人专门指使一帮孩子乞讨，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说不定这些大人就站在附近观察呢。

    多尔先生正思忖着，小乞丐走到他跟前，摊着小脏手：“先生，可怜可怜吧，我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给一美元也行。”不管这个乞丐是生活所迫，还是欺骗，看到这个瘦骨嶙峋的小乞丐，多尔先生心中一阵难过。这个孩子的父母太狠心了，无论如何应该送他上学。他掏出一美元的硬币，递到他手里。

    “谢谢您，祝您好运！”小男孩金黄色的头发都连成了一个板块，全身上下只有牙齿和眼球是白的，估计他自己都忘记上次洗澡的时间了。

    多尔先生不愿意过早去候车室，就信步走进一家鲜花店。他有几次在这里买过礼物送给朋友。卖花姑娘认出了他，忙打招呼。

    “你要看点什么？”小姐训练有素，礼貌而又有分寸。她不说“买什么”，以免强加于人。

    这时，从外面又走进一人，多尔先生瞥见那人居然是刚才的小乞丐。小乞丐很是认真地逐个端详柜台里的鲜花。“你要看点什么？”小姐这么问，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小乞丐会买。

    “一束万寿菊。”小乞丐竟然开口了。

    “要我们送给什么人吗？”

    “不用，你可以写上‘献给我最亲爱的人’，下面再写上‘祝妈妈生日快乐！’”

    “一共是二十美元，”小姐一边写，一边说。

    小乞丐从破衣服口袋里哗啦啦地掏出一大把硬币，倒在柜台上，每一枚硬币都磨得亮晶晶的，那里面可能就有多尔先生刚才给他的。他数出二十美元，然后虔诚地接过下面有纸牌的花，转身离去。

    这个小男孩还蛮有情趣的，这是多尔先生没有想到的。

    火车终于驶出站台，多尔先生望着窗外，外面下雨了，路上没有了行人，只剩下各式车辆。突然，他在风雨中发现了那个小男孩，只见他手捧鲜花，一步一步地缓缓地前行，他忘记了身外的一切，瘦小的身体更显单薄。多尔看到他的前方是一块公墓，他手中的菊花迎着风雨怒放着。

    火车撞击铁轨越来越快，多尔先生的胸膛中感到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冲击。他的眼前模糊了。

 (四)向泥土敬礼

耿 立

①人们说乡村是用泥土做的，是啊，木镇的一切都在泥土上。木镇的人不识字，但不妨碍他们把泥土当作真理，他们知道大地上的一切都是泥土给的，炊烟、鸡叫、驴打滚、花草物种，这些只是真理不同的文字。

②如果说草的种子是汉字印制的，父亲能读懂；那村主任折腾土地的脾气就是外文印制的，他读不懂。因为有时村主任让大家种水稻，但却颗粒无收。父亲说我们这里的地寒，水稻则金贵喜暖。泥土有脾气，你不要拗，种子也有脾气，你不要拗，你能把庄稼种到石板上？

③有时，我看到父亲在田埂上扛着锄头走，一遇到牛从对面沉默地走过来，父亲就退后一步，神情十分虔敬。

④父亲的手，虽然如树皮一样皱褶苍老，有点儿变形，条条青筋如蚯蚓，但有着泥土的温暖。我一握，就感觉像庄稼的汁液传到我的血管，这是泥土的温度。这样的手在泥土里非常灵活，他锄地时，绝对不伤害庄稼，而对草也是尽量照顾，只要和庄稼和谐相处，父亲是不会对草痛下杀手的。

⑤父亲年老了，手指有时不太灵便。有一年惊蛰后，他在麦田松土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条在泥土下路过的蚯蚓斩断了，父亲内疚地呢喃：“这怎么好，这怎么好……”他停下手，拿眼睛乜斜我一下，然后闭上眼睛，说出了令我吃惊的话：“让我装死一会儿。”这是在推己及物，想象蚯蚓的痛吗？

⑥即使冬令时节，父亲也闲不住。他会和被叫作“家贼”的麻雀对话，有时就撒出一些苞谷给这些小家伙，作为对它们一年来在窗前恪尽职守叫醒农人的犒赏。有时父亲要在阳光晴好的时候堆粪，翻粪，晒粪，这是对泥土的滋补。你想它们陪伴着小麦走了一春，陪伴着苞谷走了夏季、秋季，如今到了该歇息的时候了。父亲还会到田地里去，像巡逻的士兵，把泥土里的瓦块、砖头剔除出去，怕这些“骨头”硌着沉睡的泥土，怕在地里漫游的小动物们闪了腰，怕来年开春撞坏了犁耙。父亲心里最清楚，土地糊弄不得，土地和人是兄弟，多少辈子都比邻而居，对它好也是对自己好。

⑦从地里回来的父亲脸上有一块泥巴，母亲想用手抠下，又想卷起衣襟擦，父亲招呼了一下，说不用了——父亲羞涩了，但母亲的亲昵是对劳作的一种尊重，泥土在脸上怎么了？有时米粒和碎馍掉到地上，父亲拾起吹一下，或者母亲用衣襟擦一下，就吃进嘴里。泥巴在父亲的脸上，不就是土地的徽章吗？ 作为对一辈子的老邻居的奖赏，是否在父亲的脸上撒一把草籽，用洗脸水一浇就能发芽？ 诗人雅姆说：“如果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来，要脱帽致敬先让他们过去。”

⑧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对有泥的人有过足够的尊重呢？我们向泥土敬个礼吧。

（选自《读者·乡土人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