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毓琇：文理融通学术泰斗誉满中西

110年前，无锡学前街一所书香老宅迎来了一个灵慧可爱的婴儿。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婴儿漫步学海诗坛，研习文理珠玑，成就了与郭沫若、朱自清、钱钟书、徐悲鸿等大家齐名的声望，而他所诞生的那所老宅，也因他的俊敏与其家族的荣耀而独得“一门五博士，毓秀称翘楚”的美誉。

这美誉中的“毓秀”，正是他的名字——顾毓琇。

彼时，顾毓琇的家族在无锡可谓书香门第，名人辈出。无锡顾氏乃东林书社领袖顾宪成之后，家中祖母为秦观后裔，母亲则是王羲之的后裔，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家人“具有极优美之家风”。

顾毓琇的大半生正值中国各种矛盾爆发的混乱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运动”、“抗日战争”……古老的中国没有片刻安宁，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顾毓琇的心。

1929年他学成归国，在国内从事电机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同时身为文人，他将满腔热情诉诸文学，创作了一部部鼓舞人心的话剧作品。

书生投笔从戎热，国土贡言献爆狂。

岂为揪杆争黑白，欲凫肝胆报炎黄。

这是顾毓琇在抗日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言辞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热忱的报国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写下了很多抗日诗句：“好男谁说不当兵，好女今朝亦请缨。”“不辞石柱中流砥，宁别沙坪万里征。”这些喷勃着性情与才华的诗句，无不凝固着诗人顾毓琇赤诚的爱国之心。

翻开顾毓琇的作品集，一首首诗词清雅、俊逸，无不流淌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渲染着他多姿的精神追求。伴着诗词的唱和，音乐的世界里他亦留下了自己的足音。

精通音律的顾毓琇，在我国古典音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日本音乐界对他极为称赞，称他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泰斗”。

顾毓琇对我国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有着十分精湛的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国外一些著名的乐章也做了翻译和介绍。1940年，他走马上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很快提出了以“三四八”为黄钟标准音的建议，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讲法。这个建议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后得以施行。

受到笃信佛教的祖母影响，他学会了在面对各种可能使人沦陷的虚荣时，心中自留一片净土，时刻保持对人生的清醒认识。而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曾撰写出版了《中国禅史》和《日本禅史》。

行走世间一个世纪，顾毓琇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领域，践行着人生的修行。心与行的修行铸就着他的生命，使得他的道路越走越宽。

1950年，已伴随战乱的中国度过半生的顾毓琇做出了一个选择，应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之邀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活。

顾毓琇虽然身处国外，却一心挂念着祖国，在旅居美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思国的诗词。1957年，他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到“重阳更比重山远”，他只能在梦里湖山寻觅遍，足见他的爱国思乡情切。

后来有人曾记载，就在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两个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毅然决然地冒险飞回了中国。其间辗转经过伦敦、香港，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为国家的建设不断献计献策。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海外，顾毓琇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渐渐淡出于国人的视线，所以提到这位旷世奇才，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然而，作为一位曾经辛勤耕耘的老师，他的学生并没有忘记他。“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满含崇敬之情的诗是顾毓琇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这位学生就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作为世纪老人，他堪称是一位文理通融、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海内外媒体称誉他是“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这28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他一生的风采和传奇。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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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琇（1902年12月24日-2002年9月9日），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7年，曾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Lammer Medal）。

                                                                                                       不平凡的求学生涯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其中有一个瘦小的戴眼镜的无锡人。这位新生作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清华当年招生的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钱伟长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只能给了满分。历史考题更奇怪，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望“题”兴叹，而钱伟长却答得分毫不差。钱伟长的文科好，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教书先生，四叔是著名的文科学者钱穆。他中学的文史老师，则是语文学家吕叔湘。钱伟长自小看古书长大，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三国演义》倒背如流。可是，19岁的钱伟长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

       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他决定转学物理以振兴中国的军力。于是钱伟长几次跑去找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吴先生被这位青年的爱国热情打动了，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钱伟长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早起晚归，极度用功。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四年后，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正如他后来常说的：“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天才’，而只是相信人的才能是用艰苦的劳动培植出来的。奋发才有为，勤学才有识。”

       1940年1月钱伟长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钱伟长与自己的导师辛吉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于是师生俩开始共同啃这块硬骨头。的确，板壳内禀理论是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寻求这种联系。经过半年多努力，用掉了几尺厚的草稿纸，他终于以严谨简约的张量分析为基本工具，建立了板壳的基本理论，对原有的各种论述进行分类，提炼出本质的核心内容，找到了一组统一的方程式。

        与此同时，辛吉教授通过另一途径得到了类似的结果。1941年，他们合写成了一再为人们称道、引用的著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该文集的作者多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28岁的钱伟长，是文集作者中最年轻的学者、唯一的中国人。爱因斯坦看后也由衷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194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辛吉教授特地推荐，钱伟长到了冯·卡门所在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遭到德国导弹的袭击，英国首相邱吉尔很着急，向美国求援，问题转达到冯·卡门那里，钱伟长提出了一个对运行的导弹加以干扰迫使其射程减小的方案，立即得到采纳。因此战争中尽管伦敦东码头区遭到德国导弹破坏，市中心却安然无恙。邱吉尔在回忆录中提起此事，说美国青年人很厉害，但实际上应该说：中国青年人很厉害！

（摘编自戴世强《钱伟长小传》）

一个悲情的殉道者：马克斯•普朗克

董理

    1858年4月，普朗克出生在德国基尔城的一家书香门第。普朗克从小有音乐天赋，他准备攻读音乐，但数学家米勒的启发引起了普朗克对数理的兴趣。从米勒那儿，普朗克学到了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想去大学进修物理学时，米勒却劝他放弃物理学，因为这门学科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我并不期望发现新大陆，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的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普朗克这样说。

    普朗克对物理学的执着造就了这位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为人类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大门。他曾说：“外部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绝对存在，而探索这种绝对存在所适用的规律，我认为就是最崇高的科学研究任务。”一个青年能置著名数学家之劝于不顾，说明了普朗克当时对科学的热爱。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讲说：“在科学的庙堂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有许多人只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另外还有许多人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除去这两类人，那么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他是一名物理学最虔诚的信徒。

    如果说19世纪的物理学大厦出自牛顿等人之手，那么震颤整个以经典物理学为根基的大厦始于普朗克对黑体辐射的研究。黑体辐射的问题在于长波段和短波段，不同的波段都采取近似值的方式分别用不同的公式表达，并没有人能一起推出符合整个波段的公式。作为一名热力学家，普朗克最大的信念之一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希望借助传统热力学知识，通过一次一次实验解决黑体辐射问题时，万金油般的能量守恒定律没能帮助他通向成功。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统计学观点。他引入量子，也就是一份份的能量，推出了符合全波段的公式。在当时，科学家都相信能量是连续可变的，怎么可能是一份的量子呢？这无疑令整座物理学大厦都开始动摇。哪怕是亲自得出这一公式的普朗克，也难以相信这一结论。普朗克迷茫了，作为经典物理学的忠实信徒，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量子假说是物理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为现代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尽管普朗克面对自己提出的量子假说时而彷徨时而迷茫，但作为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却不失崇高的科学品质和精神。普朗克信奉科学，却并非迷信科学，就在提出量子假说之后，他甚至预言了未来将会出现量子力学。在刚刚提出量子假说后，普朗克对他6岁的孩子解释其中的意义时，说道：“今天，我做出了一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一样重要！”然而，受过严格经典物理学训练的普朗克对他所提出的量子假说对经典物理学理论造成的“破坏”，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从而限制了他进一步超越经典物理学理论的界限。

    普朗克虽然在量子假说的提出上表现保守，却有独到的科学眼光和前瞻性。1905年6月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当时在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真正理解相对论，而物理学界支持相对论的第一位权威人士就是普朗克。普朗克还给予爱因斯坦其他方面的帮助和爱护。1913年夏，普朗克身赴伯尔尼聘请爱因斯坦到柏林成为科学院院士。没有德高望重的普朗克的支持和宣传，爱因斯坦和他创立的相对论不会那样快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确立其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地位。

    一战开始，德国学者们发表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罪恶战争辩解，普朗克赫然在列。一战结束，德国败降，普朗克等众多学者公开为《告文明世界宣言》道歉。不满十年，纳粹法西斯席卷德国，德国学者集体失忆，忘却前朝旧事再次紧跟“元首”。当爱因斯坦挺身反击纳粹时，许多科学家居然微词他“过激”。或许是普朗克盲目的爱国情怀，致使他作为德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却没有发出正确的声音。正如德国物理学家埃瓦德所言：“普朗克是个悲情角色……”

    即使如此，普朗克为人类科学所做的贡献却不容置疑。1958年4月25日，在庆祝普朗克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说：“以前许多领域都给人们以一种非常混乱的感觉，但在普朗克一生的工作领域里，却表现出来一种单纯和莹澈的光明。”

（选自《科学家》2014年第10期）

相关链接：普朗克经历了德国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面对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曾为他的同事向希特勒求情，希特勒勃然大怒。后来，普朗克个人遭到厄运，长子和两个女儿死于战争，次子被纳粹处死。他的住宅被炸毁，丰富的藏书和成果也毁于一炬。

（《量子物理学精神之父：马克斯•普朗克》）

奇绅鸿儒刘大鹏

郝岱

    一个普通的晚清文人，在国内“名不出乡里”，但在沈艾娣所著《梦醒子》一书中却被称为“第一奇绅士”。一个农村绅士，何以被冠以“第一奇绅士”的美誉？刘大鹏究竟奇在何处？

    刘大鹏并非是先知先觉的圣贤，聪明过人的天才。刘大鹏在日记中自述“生而顽钝，年七令甫能言。”他七岁才会开口说话。七年不鸣，一呜惊人。童年刘大鹏在私塾先生刘丽中门下读书16年，毕业后，他又先后在太原县桐封书院、太原府崇修书院学习深造10年，仅读书就长达26年。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读书时间长达半辈，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可谓一奇。

    刘大鹏在刘丽中、杨深秀（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等名师的精心培育下，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积累了渊博的知识，树立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高尚道德理念，确立了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日后创业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大鹏完成学业后，就到大谷县南席村当了整整21年的私塾先生，后到太原县女子学校任教十余年，他教书时间又占据了人生的半辈。

    刘大鹛在世85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一瞬间，他在有生之年既要教书，又要种地，还要经营煤窑，忙里抽闲，用毛笔手抄洋洋34部巨著，亿万字手稿。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能够熟练背诵的经典著作达六十多万字。刘大鹛超人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非凡的创作天才，德高望重的思想品德，实乃奇人奇才也。

    刘大鹏34岁时开始记日记，直到临终前五日，连续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日记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清末民初、抗战期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等，可谓包罗万象，是中国这段历史的缩影，史料珍贵，堪称百科全书，更被山西省图书馆誉为“镇馆之宝”。

    刘大鹏的德才、廉洁名扬省城。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急需人才为其效力，曾多次派人请刘大鹏出山，先生屡屡婉言谢绝，不接受聘任。读书做官，仕人之追求，刘大鹏却是送到嘴边的肉不吃，可谓奇也怪也。

    在人生的旅适中，他一直努力拼搏，曾务农、务工（开煤窑）、经商（租赁餐具、轿等业务）、教书、写书，走完了光辉的人生历程。

     1915年，58岁的刘大鹏当选为山西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省议会议员选举大会。有些议员为了拉选票，纷纷向代表行贿或宴请。有参选议员对他行贿，他以“不义之财不可取”的修身之道一一拒绝。世上哪有和钱财有仇有恨之人，唯有刘大鹏既不贪财也不受贿，实属奇人也。

    日寇占领太原县后，狂轰滥炸，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每当鬼子进村扫荡，村民纷纷扶老携幼逃难时，刘大鹏却视死如归，独自一人留村，并上到屋顶，指天骂日。有一年，日寇的一名军官久闻先生大名，恳请先生为其题写一副条幅，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婉言谢绝，日本人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1934年，山西遭受大旱，阎锡山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刘大鹏看到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愤怒至极，他以鲍伯平的化名上书南京中央政府，请求中央政府责令阎锡山减免税收，收到预期效果。

    这几则真实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刘大鹏爱国亲民的高尚情操和政治远见，不贪生不怕死的气质和风度，可谓奇人奇事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这是刘大鹛先生在1897年为晋祠同乐亭题写的一副楹联。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讨论会上，谈到改善民生时，现场吟诵多年前在晋祠看到的这副楹联。李克强总理日理万机，在众多的晋祠楹联中，竟然熟记刘大鹏的这副楹联，先生的高尚品德和意境，引起总理的共鸣，飘扬五洲四海，实乃奇事也。

摘编自《文史月刊》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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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斋日记》，二百多册，五十多万正楷毛笔字，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

②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进连篇，天不应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潺，相与呜咽，千秋万祖，其视此锈。——刘友凤先生碑铭

①在邓稼先来到办公室之前，钱三强副部长心里就盘算着怎样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对搞原子弹研制工作给个人所带来的损失，他相信邓稼先是明白的，但他有些担心邓稼先不敢接这副重担。因此，他想给邓稼先的思想上留下一段缓冲的余地。于是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了一句半是哑谜而略微有些幽默感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钱三强的目光很快地掠过邓稼先的面颊。“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接着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任务和意义告诉他，邓稼先很快就懂了。承担这个任务会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什么具体变化，他一时是无法预料的，但他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②这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一些，因为夏日的白天很长，回家时天还很亮。邓稼先骑着自行车，一路上脑子里乱纷纷的。邓稼先轻轻地推开房门，四岁的女儿正哄逼着两岁的弟弟平平玩耍。孩子们欢笑着向他扑来，他亲了亲孩子们的小胖脸蛋儿，一切情景和平日一样。妻子许鹿希见他回来，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怎么这么晚？”他只点点头，没有回答。

③入夜，邓稼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妻子许鹿希从他下班回来就已察觉到他与往日有点不同，以为他心里顶多有点什么不大高兴的事情，大概一时半儿会就过去了。但到这个时候，她终于憋不住了，便尽量显得不甚在意地问他：“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邓稼先并没有明确地答复，他不知从哪里说起。她的直觉相当细腻而准确，她看得出，稼先不是忧愁和压抑，而是有点心不在焉，又似乎是心事重重，好像有好多话想说，又难以启口。许鹿希在揣度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都静静地躺着。夜，静得可怕，月光从窗外悄悄地铺进屋里来了，时间在静静地流淌。邓稼先终于率先打破沉默，声音很轻很平静很清晰。他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里呢？”“这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知道，也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大概这些也都不行。”“真奇怪。”许鹿希茫然了，心里想，难道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怎么什么都不能说？

④接着又是一阵难耐的沉默。许鹿希似乎听到了邓稼先克制自己情绪的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声。邓稼先终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家里全靠你了。”隔了一会儿，他突然用完全不同的语气坚定而自信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听了邓稼先这句话，许鹿希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虽然她什么也没有猜出来。当时许鹿希才30岁，30岁的女人要带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还要照顾都有肺病的爷爷和奶奶，同时还有事业的追求，其困难可想而知。但许鹿希经过短暂的沉默后，毅然对他说：“放心吧，我支持你！”

⑤邓稼先明白，研制原子弹，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种秘密工作的禁忌实在太多了。对于这一切，邓稼先非常明白。

⑥但当他想到这些易于使自己情绪低沉的地方，立即就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冒出来，这就是现在他终于在报效祖国的途径上走向了一条宽广的大道。

（选自《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邓稼先传》，许鹿希，中国青年出版社）

枕上诗书闲处好

孙守名

    我抱着一摞书走下台阶，走出图书馆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熟识的学长。三两句寒暄后，他便指着刚与我擦肩而过的老者说，那位便是宋学大师刘乃昌先生。我颇为诧异，转过头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灰呢子大衣，鸭舌帽，还有不疾不徐的步履。

    这大概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刘乃昌先生早已是颇有名气的学问大家，专攻两宋文学，尤致力于李清照、苏轼、辛弃疾的研究。只可惜，造化弄人，我竟没能亲耳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对于刘乃昌先生，我是只闻其名而未识其人。

    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午后，我有些冒昧地轻轻地敲了三下门，然后双手交叉忐忑不安地立于楼梯旁，紧张兮兮地望着不断下楼行色匆匆的一些陌生老师。朋友筹划出一本有关中学诗文的课外读物，很想找一位全国知名诗词研究专家来写序文，自然就想到了先生。这样的事情最终落在我身上，义不容辞却又心中惶恐，担心先生会一口回绝。正当我大汗淋漓之时，门开处，温文尔雅的刘先生走了出来。先生将我让至家中，落座后，便仔细询问来访的缘由。待我语无伦次地讲明来意，先生竟满口答应，并约定一周为限。我转身告辞，温和的，满脸微笑着的刘先生一直将我送至楼下，才慢慢转身上楼。

    再后来，似乎熟识了许多。一周后，将取来的序言以快件方式寄出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为这件事做得圆满而暗自庆幸。不料，第二天一大早，刘乃昌先生竟找到西联教室来，着急地告诉我需要更动的三处，其中一处竟是标点。我暗自吃惊，不禁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顺着文学发展脉络写过几篇人物散文，几次想动笔描绘一下那位“和羞走，却把青梅嗅”的才女李清照，但又踌躇再三，总是无法落笔。个中原因，似乎很多。脑海深处，还是怕看到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戚容，“凄凄惨惨”的眼神，如若不将心沉入无底的暗夜，沉入到巨大的国破家亡的苦痛中，要想靠近她，那是断然不可能的。于是我又翻捡出刘乃昌先生的研究文章，从中苦苦品味那位让有宋一代大放异彩的才女的人生轨迹。也许，我想，刘先生的笔下，这位有着悲剧命运的旷世女神比我写出来的还要鲜活。

    刘乃昌先生离开曲园转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后，与我有过大概两次通信。其中一次是写毕业论文时，我先是选定了南宋词人辛弃疾，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感觉思路似有若无，断断续续，于是决定给刘先生写信。只是，刘先生的通信地址我是不清楚的，查阅了邮政编码后，冒昧写了封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信件，投入邮箱后，便苦苦等待起来。一周，两周，三周，再也等不得，只好转入现当代文学。待论文结构框架大致成形，先生的那封信却如雁般飞来，既惊喜，又苦涩，论文的事难以再向先生启齿，信也似乎不必再回。每每想到先生的鼓励之语，心里总是感到酸楚。

    刘乃昌先生已然作古，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思之让人悲哽。先生一世，为人低调。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这位师承夏承焘的文学研究大家，对于名，对于利，如同浮云一般。他只知道研究、教学和笔耕不辍，即便是晚年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唯一的记忆还是宋词。

    “谁把西风移画扇，淡了胭脂，冷了凝香腕”，宋词之美，美得让人心醉。重回青衫长袖、羽扇纶巾的古宋时代，思清新婉丽的晏几道，叹弱柳扶风的李清照，吟着哀愤的诗，听着古雅的曲，那是怎样的一种荡气回肠啊!无怪乎刘乃昌先生超凡脱俗，清古洒脱，那是他读透了宋词的精髓。

    因编辑各类图书，自然会引用到刘先生一些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内心时常感到愧疚不已。总想当面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又怕打扰先生晚年的清修生活。先生驾鹤，令人痛心。感恩之情，时时萦怀。

    想到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的一句词，“枕上诗书闲处好”，破其意而解之，先生正是将诗书学问做到“闲处”，做到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所以他成了一位令世人景仰的宋代文学研究泰斗。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4日，有删改）

【注释】刘乃昌（1930-2015）：山东滕县人，原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词学家、宋代文学研究家。先后出版《辛弃疾论丛》《苏轼选集》《苏轼文学论集》《姜夔诗词选注》《宋词三百首新编》《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等专著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