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8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失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在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1949年社会巨变，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一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虽为异流，却显同归之势。殷墟的不少资料以及李济在台湾，使海峡对岸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对殷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还分明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等学术著作，均为李济去台后的心血结晶，可见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在作品中不朽——纪念李伯安先生

孟会祥

    李伯安先生的画，使我从十几年前看到的第一眼起，就被震撼。这种震撼，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减。2014年5月2日，我收到好友黄天奇先生的短信，他说，这一天是伯安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我的心一揪，一种郁结不散的压抑感攫紧了我。

    李伯安先生是河南洛阳人，生于1944年，是20世纪末一位漠视功名、不求闻达、默默耕耘于国画人物之苑的艺术赤子。他广采博纳，融汇中西，大大地丰富了国画人物艺术语言的表现力。他痴情于北方老农，画风老辣而雄放。

    李伯安讷于言辞，平生不惯世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和才华才全部集中于艺术。他执意西行，义无反顾地画，先受知于东瀛人西部基夫。西部基夫死后，又受知于作家兼画家冯骥才。李伯安什么也不需要，只欣慰于得到鼓励，便有豪情万丈的创作激情。作为黄河之子，从1988年起，他就将目光转向黄河，用人物画来表现黄河的精神。他起初的设想是画一幅黄河自源头至入海口的长卷，然而一旦动手，方知工程过于巨大，遂将表现内容缩至仅画河源一段。他先后三次奔赴黄河之源，去探寻藏民生活的奥秘和风情。十年艰辛，几易其稿，终于基本完成了这幅高1.9米、长122米的长卷。由于画中的藏民生活在黄河之源，而黄河又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因此该画定名为《走出巴颜喀拉》。

    全画描绘了266个神态各异的藏族人物，分“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劳作”、“歇息”、“藏戏”、“赛马”、“天路”等十个部分。精彩绝伦的画面，犹如一曲曲气势恢宏的高原生命赞歌。一组组苍茫凝重的艺术形象和浩然大气的节奏安排，寄寓了大河东流去的万古豪情，彪扬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并能够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黄河文明。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精湛的刻画，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使《走出巴颜喀拉》当之无愧地跻登中国人物画经典之列。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的杰出之处，一为大，一为新。通常，中国艺术长于短章，缺少宏大叙事；长于闲逸轻灵，短于深厚壮丽。《走出巴颜喀拉》深厚的人文背景是黄河与五十六个民族吾土吾民的历史与精神。李伯安借助对藏族人物的刻画，唤醒了人们久已尘封的宗教般的情愫，庄严而又肃穆。建立在素描基础上的准确造型，与刻符、岩画、雕塑、舞蹈等原始艺术融会贯通，三代秦汉的民族血气，顿还旧观。其人物面部表情的处理细腻精到，而衣着、场景又大笔渲染，整个画面工细到极致，又写意到极致，似有笔有墨，又似无笔无墨，中西交汇，法度全新，现代美术的瑰丽，在此呈现。

    毫不夸张地说，如此史诗般的作品，李伯安之前没有，李伯安身后至今没有。有的评论家把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与蒋兆和的《流民图》相提并论，良有以也。

    1998年5月2日，李伯安猝然倒在这幅长卷之前。像《红楼梦》伟大的残缺一样，《走出巴颜喀拉》的第十部分只是草稿。为了心中的艺术，李伯安把自己完完全全融进了巴颜喀拉那漫天皆白寥廓无垠的圣境…… 想李伯安先生一生郁郁，乐荣有限，而天地不仁，偏偏不假其年！在世之时，魂牵梦萦的是画；撒手之际，恋恋不舍的也是画。他将灵魂熔铸于画中，升华于画中，他也在作品中不朽！

    冯骥才这样评价他：“在中国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今天的人更多是认定他的艺术成就，而将来的人一定会更加看重他的历史功绩。因为只有后世之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深远而永恒的震撼。”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09期）

【相关链接】①李伯安，郑州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曾任小学教师、工厂美工，1975年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黄河文艺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任编辑。擅长人物画。②李伯安生前很低调。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就连数次到青藏采风，还是向单位请了长假的。为人实在，不献媚附势，从不把所谓权威机构当作晋身之阶，从不把精力消耗在炒作、包装上，没有办过自己的画展，没有出过自己的画册。

孔子求学

    孔子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分两个阶段：15岁以前上平民学校，15岁以后转入自学。

    古代平民学校，按孟子的说法，夏代名“校”，商代名“序”，周代名“庠”。庠、校都是教育的意思，序，即射，乃就其军事训练而言。这种学校设在平民居住区，每年夏历10月秋收后由当地父老教育未成年子弟，教学内容一般为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孔子家境贫寒，但在母亲支持下，仍能在农闲时入校学习。他后来有能力自学，实得益于此；孔子熟悉射御，懂得军事，这同他小时所受的平民学校教育不无关系。

    古代平民学校又是当地群众议事和集会游乐的场所。《左传》襄公31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是他们在此议论朝政的例子。群众集会，主要是祭祀活动。《周礼》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就是指在春、秋二季举行群众性的社祭，并在州序进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男女盛会，济济一堂，杀牲祭飨，载歌载舞，举杯祝酒，气氛热烈。家乡的大型民间礼仪活动对儿时的孔子富有吸引力，《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设俎豆（一种礼器），设礼容”。童蒙天真的孔子自然没有想到，他这种模仿成人祭祀的儿童游戏，竟成为他以后学习礼仪的起点。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平民学校已不能满足孔子的求知欲望。在无法进入贵族子弟大学深造的情况下，孔子决心自学。他在《论语》中回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其自学的主要内容即《诗》《书》、礼、乐等。《诗》即《诗经》，《书》即《尚书》，都是孔子在鲁设教的两门课程，因此它们必是孔子设教以前在鲁研读过的。孔子引述过《志》，这也是他熟悉的一种古书；他还提到“方策”，即板书和简册。这些记载周文王、武王时期政治的板书和简册，自然不止一种，同样为孔子所熟悉。在典籍丰富的鲁国，孔子有可能见到这些读物，并为他所通晓。

    礼，即社会礼仪制度；乐，主要是附于《诗》而用于礼的乐曲。礼和乐均无专书，要了解这方面知识，必须广泛收集、调查和向别人请教。为此，孔子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态度始终如一。涉及的范围也不限于礼乐，还包括神话传说、历史遗闻、民风民俗、天文历法、地理博物等。为考察殷礼，孔子去过宋国。郯国一位国君来访鲁国，孔子听说他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便去向他请教。鲁太庙陈列许多文物古器，鲁国常在此举行各种政治礼仪活动，是了解周鲁史迹和有关典章制度的重要地方，孔子便下功夫到这里考察，每遇不明之处即请教于人。

    孔子还向鲁乐官师襄子学习弹琴。他学琴，特别注意领悟乐理乐义，《孔子世家》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弹奏一支名曲，一连弹了十日也不调换别的曲子。师襄子建议他进一步弹别的乐曲，孔子说：“我已经熟悉这支曲，但还没有领悟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进一步弹别的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些时，师襄子说：“你已经领悟了它的用意，可以进一步学别的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写的人物形象。”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默然有所思，向高远处眺望，说：“我可能领悟到这支乐曲所描写的人物形象了。这人长得很黑，高身材，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是周文王还能是谁呢？”师襄子听了十分赞佩，离席再拜行礼，说：“这支曲子就叫做《文王操》啊！”

    在求学道路上，孔子不仅向名人名物学习，更经常、更大量的还是向普通人学习，向他所遇见的一切有识之士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求教，从他们身上不断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反复强调：“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种胸怀若谷的好学精神，使孔子汇百川而成大海，其学识远远超过了旧学“六艺”的范围，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为了体会和掌握学到的知识，他努力做到学思结合而废寝忘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在孔子以前，无自学成名的先例。他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独自走上自学道路并获得巨大成就的。仅此一点，即可想见其创造力和坚韧精神。

（摘编自张秉楠《孔子传》）

【相关链接】①张秉楠同志从1985年开始计划撰写《孔子传》，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写成这本《孔子传》，尽量选择可信的史料，详加考订，试图将孔子的思想融会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考核详确，论述明晰，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新作。﹣﹣张岱年《序》②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谋生）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孔子在十五之幼年，而已于此有所窥见而有志寻求，可谓卓乎不伦矣。﹣﹣钱穆《孔子传》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 ， 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冯其庸的“大国学”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唯一可读的书是一部因学校关闭没来得及还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借书看，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渐打开。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小学之后、初中之前。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冯其庸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他的国学基础逐渐牢固。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冯其庸的学术人生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其庸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②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里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青狮

何休

    “三十夜的火，十五日的灯。”

    在别处，元宵十五闹花灯，在禾村，作兴的是狮灯，因狮子是森林之王，大家深信狮子能镇邪送福。狮灯分红狮与青狮，面具颜色为红色的是红狮，青色的是青狮。红狮代表友善，青狮带着杀气。扛红狮，来意是向宝地求几个钱谋生，请多关照；扛青狮，那是我凭真本事跑江湖，贵地有高人不服，请随时赐教。

    正月十五清晨，当打禾坪里扎下一队竖有“李”字大旗的舞狮队时，整个禾村却沉默了。

    锵，锵锵！狮子出巡了。

    禾嫂没有心思做早饭，从楼上翻出一个狮头，用绳子小心翼翼地放到地面上。狮头的颜色褪得差不多了，眼鼻凹陷等处未来得及褪落的地方，能看到青色。

    十八年前，与禾村相隔八十里路的李村，组了一队青狮来禾村，领头的名叫李长富。当青狮来到禾嫂家时，丈夫何永康朝李长富抱了抱拳。李长富是守方，何永康是攻方，“兵器”就地取材。何永康随手扯了根扁担，李长富随手操了条长凳。比武开始了，一点也不似现在的电影电视里武打片精彩。一阵乒乒乓乓后，李长富被抵进门旮旯。吁吁喘气中，两人都扔了手中的“兵器”，何永康一抱拳，说了声“承让”；李长富还个抱拳礼，说了声“多谢手下留情”，教人将狮头留下，自己换上备用的红狮。

    青狮没了，面子也就丢了，李村的狮队既然栽在禾村，就一定要从那里取回来。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不，十八年后的今天，李长富的儿子李尚武带着青狮队开进了禾村，目的最明显不过，要夺回他父亲留下的青狮，挽回面子。

    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禾嫂心里很难受。禾嫂用湿抹布将狮头擦拭好了之后，放在八仙桌上，并用一块红布盖好，然后崴崴地找来一挂百响小鞭炮，用红纸包了十块钱，专等狮子来家里“巡视”。锵锵的锣声却绕过了禾嫂家。禾嫂知道，李村的狮子是要巡视完全村后，最后来她家巡视，然后体体面面地把那只停放在禾嫂家十八年的狮兄给请回去。

    锵锵的锣声由远而近，绕个小弯，狮头就能看得真切了：刚刚喷青的狮头，青得发绿，两颗白色的獠牙露在外边，凶猛得有些吓人。禾嫂忙从灶里点燃一支香，左手捏着那挂小百响，来到门边等候“狮子”大驾光临。队伍渐渐近了，除了李村的舞狮队外，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禾村半大小伙，也有几个成年人。禾嫂看到禾村人当中，有几张脸上写着愤怒。禾嫂就想，如果丈夫不死，如果儿子不入监，李村的狮队绝对不敢如此猖獗。

    当然，丈夫肯定是要死的，人老了哪有不死的道理？何永康十年前离开了人世，平时感冒都没有患过的丈夫，说走就走。儿子不入监倒是完全有可能的。儿子何代兵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是一身好功夫，这是李村人迟迟不敢来的原因。但是去年过完端午节，一辆警车呼啸而至，把何代兵带走了。儿子农闲时在建筑工地干活，端午节快到了，大伙等着工钱过节，老板却拒发工资。老板说，发包单位不给钱，我也没办法。何代兵七曲八拐地找到发包方负责人的家，大白天潜了进去，偷出现金与存折及贵重物品一大堆，然后抱着这堆“战利品”到派出所自首。何代兵以为自己这是义举，不必负刑事责任，但他错了，因为他触犯了法律。当然，何代兵偷贪揭贪的事，惊动了市委市政府，节前垫付了民工的工资。

    锵锵锵！锵！锵！锣声震耳欲聋，狮队到了门口。禾嫂赶紧点燃那挂小百响。

    领队的是李长富的儿子李尚武，他提着一个灯笼，引着狮子先在厅里转一圈，然后再到三间正房里转了一圈。

    禾嫂把十元钱的红包递给李尚武，李尚武接过红包，插在上衣的口袋里。李尚武挥挥手，锣声停了。

    焦点聚在李尚武身上。

    李尚武放下手中的灯笼，双手摘下舞狮人的狮头，像捧着满满一碗油，小心翼翼地放在八仙桌上，扯开盖在旧狮头上的红布，将两个狮头并排放在一起。有人递来了香烛和祭品，李尚武把祭品一字排开，点起了香烛。

    人群静得出奇。

    李尚武神色凝重地斟了三杯酒，对着狮头鞠三个躬，然后拿起酒杯，将杯中的酒一一泼在地上。突然，李尚武猛一转身，抱拳朗声说：“各位，大家都看到了，我刚刚与何代兵比了一场武，我李尚武输了，输得很惨，这青狮我给何少侠留下了。”说罢，李尚武朝狮队喊了一声：开路！

    刚才戴着青狮头的小伙子，已经换上了温顺的红狮头。

    锵锵锵！锵锵锵！锣又敲响了，狮队中有人放响了一挂千响电光炮，震得满屋子嗡嗡回响。

（有删改）